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以苏州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苏州的四种慈善组织——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例,梳理其在清代前期和后期的管理方式及收入来源,并进行对比,发现:清代前期苏州的慈善组织中存在着一种"官民合作"模式,民办慈善组织往往能够得到官府的支持和资助,官办救助机构也同样能得到来自民间的捐助。而在这种"官民合作"模式中,官府无疑处于强势的地位,民办的慈善组织接受官方资助后,便开始染上浓厚的官营色彩;而官办的救助组织虽然得到民间的大力捐助,但管理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官府手中。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苏州的地方绅士在慈善组织中的作用有所增强,地位有所提高,但这些慈善组织依然离不开官府的支持和资助,管理上也同样受到官府的监督和干预,并没有溢出"官民合作"的范畴。这就说明,晚清时期的"社会"并没有真正独立于"国家",强国家、弱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所以,慈善组织并不能被视作近代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由与社会?——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当代中国(上)

一个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首先有赖于人民能够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而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这个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德国特里尔大学中国政经研究中心主任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教授在十八大之前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中国是一个有梦想、有乌托邦的国家,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希冀的国家,他把这个叫做"目标优势",而这个优势,是今天的西方社会所没有的.     

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排序

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等级制度无法将现代社会团结在一起,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同时,也没有一种共同的世界观或者宗教可以再将现代化的功能迥异的社会凝聚在一起。要想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建立和加强市民社会之类的组织。从某种程度上看,市民社会是介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第三领域”。它是自主行为的市民开展公开交往的一个空间,同人们生活世界的敏感性紧密相联,它相对于各种诸如以权力和金钱作为调控媒介的政治和经济的功能性亚系统具有相对的自治性。市民社会在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构成国家的一个重要补充。此外,市民社会持批评态度,从而成为非常必要的对国家进行监督的机构和指明方向的变革力量。因此,必须确保市民社会得以发生、发展所需的条件,以促进这个领域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发挥义不容辞的作用。此外,我们要求促进市民社会,并不只是市场和国家可以     

合作主义及其在中国研究中的变异

当前,有关合作主义特别是中国合作主义的研究日渐增多,这些研究主要围绕着“新旧合作主义”、“国家合作主义”、“社会合作主义”以及“地方国家合作主义”等几个研究主题展开,从这些主题所构成的线索入手进行文献梳理和总结,我们能够对纷乱的合作主义概念体系及其研究内容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     

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

专业性社团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北京大学公民社会团体研究中心的调查 ,作者发现 :由于国家的卷入 ,专业性社团的自主性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在具有法团主义特征的社团监管体系下 ,专业性社团享有垄断地位。绝大多数专业性社团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形成的 ,也就是所谓“由组织出面组建” ;虽然国家不再为专业性社团提供财务支持 ,但业务主管单位通过领导人选择有效地控制着专业性社团的活动。为了能够继续维持其垄断性地位 ,专业性社团大多也不积极寻求社团自主性的强化。由于国家主义的遗产 ,国家与专业性团体的这种法团主义式关系 ,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 ,是一种过渡性形态。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在这样一种大的制度框架中 ,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是否能够得到发展 ,并且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社团空间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化 ?     

新政治社会学:范式转型还是理论补充?

"经典政治社会学"与"新政治社会学"在关注权力存在的形式和权力运作的方式时,理论视野存在着差异。前者的权力概念集中在民族—国家层次上,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后者则更注重充斥于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权力现象,在高于民族—国家的宏观领域里或者在低于民族—国家的微观层次上来考虑权力问题;然而,"新政治社会学"并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论范式来替代经典政治社会学,相反,其理论观点不过是对"经典政治社会学"的补充。经典政治社会学和新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权力现象都是有价值的。     

中国加强社会建设迫在眉睫

社会建设是一门大学问.社会建设在今日之中国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自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狠抓GDP是应该的.GDP蒸蒸日上是天大的好事.     

消费是中国走向全面小康的基本动力

当国务院最近推出“新农保”试点，意欲将“覆盖全民”的中国养老保障制度向前推进时，又有人表示怀疑，中国的经济实力能够支撑吗？其实，这样的怀疑是没有必要的，问题不是想不想这样做，而是必须要这样做。因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拐点。也就是说，中国正在从以“生存”为主要导向的“温饱型”经济社会模式逐渐转向以“消费”为主要导向的“发展型”经济社会模式。     

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托举“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青年作为一种社会承前启后、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代群,是未来社会的主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梦"和青年梦是相辅相成的,青年梦是"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青年一代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青年对国家认同度上升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努力奋斗。实现"中国梦"应将青年优先发展作为国家重要战略。     

浅议中国近代社会我民族之觉醒

19世纪中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清王朝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中逐渐走向没落,以满清贵族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而此时的西方世界,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为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原料掠夺和市场倾销。积贫积弱的中国在这场侵略战争中一败再败,致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不堪屈服的中华民族在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中顽强反抗,激起了各阶级和无数爱国仁人志士的救国狂潮。     

世界观重塑,中国古典智慧何为?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中国在列强环伺之下,历经几代人谋得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如今却要奢谈以古典思想为基础,重新思考道德、利益、主权,这是否属于不切实际的空想?就国际政治而沦,中国的崛起无疑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对中国人而言,祖国的强大无疑又是值得自豪的事实。"崛起"、"复兴"这些话语固然鼓舞人心,然而,若我们静心审视,便不难发现,中国的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在价值理念上,则似有所不足。若做一个不太恰当的     

“屌丝”生成缘由及对青少年的影响

最近"屌丝"一词风靡网络,更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传播,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综合"屌丝"文化产生的微观语境、中观网络环境与宏观社会环境能够更深入地解读"屌丝"文化产生的缘由,"屌丝"文化现象走红不仅与网络独特的传播方式相关,还拥有现实社会的共同情感基础,这种情感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一般叙事结构内部张力的外现。     

西方公民社会探究

公民社会这一概念实际产生于近代西方,是近代西方消解"全责组织社会",发展"功能组织社会"的产物,意指与"近代国家"有着对立又依存关系的、由自由、平等的、理性的公民组成的共同体。它在西方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即1800年前后的bürger";第二个阶段是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形成的资产阶级,包括"财富市民"和"文化市民";第三个阶段就是从作为蓝图到正在进行中的"公民社会"。     

中国在中东的国家利益面临机遇与挑战

<正>当前中国大力推进的以"一带一路"为鲜明时代特征的大周边外交战略,一方面收获了以海湾产油国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企盼和经济互动,如海湾国家蓬勃发展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在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发展前景更为广阔,海合会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前景更加光明;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诸多的内外挑战,这主要来自三个层面:中国涉疆问题对中国中东外交的负面影响、"阿拉伯     

中美国家形象宣传片的比较分析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迫切的需要和世界融为一体,以加强各国对我国的了解,树立起良好的国家形象。2011年的国家形象宣传片是中国国际外交上的新里程碑,中国开始更主动、更自信的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软实力"。我们在欣喜于中国外交取得进步的同时,与美国宣传片进行比较,也发现了我们在宣传片上的不足之处。     

“富二代”群体问题的反思与出路

近年来,"富二代"这一特殊群体已悄然成为媒体的宠儿和公众茶余饭后的话题,富二代们继承了巨额的家产,坐拥巨大的社会资源,成为没有打拼过的社会精英。然而,某些富二代的负面新闻也在不断地触动公众对于"贫富分化"问题的敏感神经,挑战公众的忍耐底线,以至于使富二代群体被妖魔化。但是我们不应因个别人的不良行为而彻底否定一个群体。富二代不是垮掉的一代,他们继承父辈的财富,同时也继承着父辈的经验和信念,给予富二代良好的家庭关怀、系统的学校教育、公正的社会舆论环境,他们一定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关键的一代,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成功,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走向"扁平化"的知识型城市

中国即将成为先进的知识经济大国的趋势,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本文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果以知识经济发展为指导的管理政策作为工具,一个人口大国的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不均衡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扁平化”。我们特别要关注的是正在发展中的知识社会是否能够缩窄知识鸿沟以及由此缩短整体的发展差距,“扁平化世界”的概念就是大家都在同一水平的起跑线上。我们选择以中国为例,是因为她悠久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不少学者们认为,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但笔者却持相反观点,认为中国的兴衰成败,并不单纯地取决于国界的开放与否,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是否存在积极的学习态度以及可供借鉴学习的参照体．     

以传统文化为底蕴,建立工科女大学生“淑女教育”成才模式

中国传统"淑女教育"植根于中华文化儒道共生的土壤之中,尊崇阴阳和合的传世价值,是以"淑"为核心价值取向和人格特质的女性教育。结合目前高校工科女大学生的现状,以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高校可以基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因素,继承传统"淑女教育"的合理精神内核,以家庭教育为母体、社会教育为依托、学校教育为主战场,构建一种"淑女教育"模式,引领高校工科女大学生成为新时代的"淑女",并能够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能够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

本文以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过程为背景来分析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作者根据"再分配→市场"转型的二元分析框架,按照"社会结构—阶级经历—阶级认同—阶级性格特征"的逻辑,对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做出"内源—外生"的类型化区分,并基于2003年CGSS调查数据,从"代际延续性"、"政治意识"和"消费意识"三个方面讨论了两类中产阶级不同的性格特征及其社会功能,从而提供了一种分析当代中国中产阶级分化的类型学模式。     

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本文通过分析1996年"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当代中国家庭背景对职业流动的作用,并对城乡间的制度分割给予特别的关注。研究发现,农民的代际流动率相当高,城市中的社会流动也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本文认为这种模式是由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造成的。这一制度使得农村中从事非农职业、没有改变户口性质的农民子女还要继续务农;只允许农村中受过很高教育的人获得城市户口。这种状况使以往仅限于城市人口的社会流动研究产生严重的样本选择性偏误。本文的分析对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不平等和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