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史学》一文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本文围绕梁启超《新史学》一文 ,从三个方面对其中所包含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一、分析了新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论述梁启超进步史学思想的表现及其意义 ;三、阐述其在梁启超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     

文明史学:20世纪初“新史学”建构的知识谱系

戊戌时期出现的史学变革言论,是文明思潮在史学领域的表现,至20世纪初结出硕果:以文明史学为蓝本建构起一套新的知识谱系,完成对传统史学的革命。新史学是实现新文明的路径之一,欲真正理解新史学,必须站在文明视角。新史学的核心贡献并不局限于"历史是什么"的本体层面,而在于依托文明理论视角,初步建立起一个新的史学知识谱系,其主要逻辑架构可以概括为:为什么要书写历史——书写什么样的历史——怎样书写历史。新史学不仅致力于实现历史书写从"眼光向上"到"眼光向下"的典范转换,而且尝试用"人类——世界——国家——社会"这一清晰的层级结构,来取代"天下——王朝——社会——家族"的传统书写模式,并由此带来扩大史料范围、跨学科治史等一系列史学方法层面的变革。     

论中唐古文运动的思想渊源

中唐古文运动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一次自发的文学革 新运动。其深刻的思想渊源是通 过建立新的儒学体系来修复失坠的中央集权，以重新确立封建大一统的权威性和社会思想秩 序；通过对佛教道教的深层批判来争夺儒学在思想界的绝对地位的。它也是当时文人在政治 斗争失利的情况下转而向思想界、文学界表达政治理想和国家思想统一愿望的表现方式和斗 争工具。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当代西方史学的重大影响

１９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与政治信仰由于各种原因而受到攻击与冷落。进入２０世纪,随着传统史学弊病的日益暴露以及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对马克思正确判断的验证,特别是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建立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西方最大的史学流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当代西方史学的影响表现在：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遗产对西方史学界普遍产生了影响,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他们思维方法的一部分;二是西方每一国家的史学界都形成了一支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     

钱穆与中国新史学

近两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们似乎对"新史学"又有了一份新的热情,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每逢世纪之交的一种惯常现象.后学总结梳理前学应是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必然.然究竟谁人以及何种史学研究能代表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好象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本文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两大方面,主张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肇起于梁启超,接踵之人乃王国维,真正成型的代表是钱穆.钱穆的最大贡献在于破除史家门户藩篱,提出贯通诸家的历史研究新路向;同时以独创性的思维,首倡以历史精神研究历史;并且在史学方法上提出"更生之变"与"洗汰传统"的史研新法.这些独具亮色的贡献,不仅领袖20世纪的史学研究,而且也代表着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向.     

博学传统与史学创新

博学传统是历史学科基本特点的体现,是历史通识的要求;从知识论上说,是一个时代知识多样性对史学家的要求。历史学的博学传统是在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特点直接影响史学博学传统的形成与变化,而博学传统促进了史学的开拓与发展。到了近代史学博学特点与史学近代化相联系,新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使得历史学的博学传统带上时代的特色。注意博学传统,创新史学是振兴民族文化的重要任务。     

论唐传奇的史学印迹

本文试图从唐传奇内容的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产生于史学氛围中唐传奇身上所带有的史学印迹。一、记述神仙怪异故事的唐传奇，有许多是在实录社会传说及前代典籍尤其是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而写就的，这也是史家“实录”的一个反映，在历代史书中都有体现。二、记述社会生活中真人真事的唐传奇，目的则是为了补正史之不足，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寓褒贬，刑警恶”的史学传统。这两方面都带有史学印迹。     

史学的专业化与大众化刍议——“易中天现象”的史学解构

兰克新史学标举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重视社会的历史。科学与理性成为新史学专业建设的指南。对社会史的重视结束了帝王家谱的话语霸权,纵横结合的社会史为史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新史学对科学与理性的过份强调,与史学本质里的文学元素产生了内在的冲突;后现代史学因运而生。易中天现象既是新史学社会史的延续与发展,也是史学文学性要求的必然表现,其大众化趋势正反映了史学发展的必然。     

鲁滨逊《新史学》的史学思想杂谈

鲁滨逊的《新史学》是近代西方新史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代表著作。从实用主义和对传统史学的沿革两个角度,分析其实用主义思想来源;对传统史学沿革的研究过程中注意到对客观主义史学思想的沿袭,及其对史学科学化问题的全新解释,以期进一步认清其在史学变革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论元代史学的兼容并包性

元朝是以蒙古族为首建立的多民族大一统帝国,适应多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形成了开放、多元的文化特征,其史学自然也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包容性、活跃性和进步性。这些特征有其产生的复杂原因及重要意义。     

试论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两宋时期佛教史学人才辈出,著述颇丰。这些文献著录了许多唐五代史事,是研究唐史的又一个史料宝库。它大大补充了唐五代佛教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是研究唐五代佛教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另一方面,宋代佛教史籍也是研究唐代世俗史的重要史料之一。诸如社会变迁、唐代士大夫政治斗争、宦官与佛教之间关系、民间社会生活状况等问题在宋代佛教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宋代史学精神与史论诗

文史通融,富有历史学识的主体文化特征,使宋代士子可以把宋代的史学思想、精神渗透到史论诗的创作中。具体而言,受以史为鉴、探求治道的史学精神影响,宋代史论诗体现出强烈的史鉴意识,重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尤其强调从君主角度探寻兴亡之因。注重史料选择,重在把握关系国家治乱兴衰、具有垂法训诫意义的事件与人物,题材选择具有典型性、趋同性。疑经辨伪、不拘成说的史学精神,使史论诗敢于怀疑传统经史之义,注重历史的细致辨析,表达己见,促成了翻案体的盛行。适应重建思想秩序的时代要求,伴随着新儒学的建构,宋代史学完成了指导思想的儒家化,以理观史成为宋代士子的着眼点,史论诗的内蕴也因此上升到哲学层面,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哲学性质;多从义理角度评价人物,发明史义,在历史认知上有鲜明的道德化、义理化倾向;褒儒颂隐成为基本的题材倾向,特别是在探求义理时,始终以尊王为本,具有鲜明的正统意识,形成了强烈的褒贬之风。     

宋朝历史编纂学研究述评

宋朝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与时代相融合的历史编纂格局和特征.近年来,学术界对宋朝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在史馆制度、官修正史、史书体裁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反思现有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总结.今后的研究应该将宋朝历史编纂学的总体特征和编纂特色,以及宋朝历史编纂学的主要成就和历史地位做进一步的研究.     

近十年清代史学史研究的特色

清代史学处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终结时期,深入研究、把握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史学,对于认知和建构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近十年来,学术界在清代史学史领域里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成绩斐然,成果突出。具体表现在对清代史家个案研究全面化、对清代史学历程的总体和分期研究、对清代史学流派研究的深入、清代民族史学研究的初步开展四方面。     

经学与汉代史学

经学在汉代的独尊地位是在适应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之后逐步确立下来的,受其影响,该时期的史学又有新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经学的濡染和熏陶,治经儒者的作用和贡献,都显得尤为突出。其中,儒家经学和史学有着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关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学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独特现象。     

隋朝史学管窥

隋朝国运短促 ,但史学成就并非乏善可陈。隋朝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较以前诸朝进一步增强。隋朝史家既重视修前朝史 ,也重视修国史。隋朝史学对后世史学的影响颇为深远     

论明中叶史学的转型

明中叶是明代史学的转型期,这表现理学化史学批判思潮的出现、博古考信风的兴起、史汉风格的确立、史学理论的受人重视、经世史学思潮的勃兴．当然,以纲常正统论思想改编旧史,仍有很大的市场。     

清代官方史学与西学——兼谈西学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影响程度

随着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独立发展的清代官方史学开始直接与西方文化遭遇,并由此开始了与西学拒斥和融合的过程.从思想层面看,官方史学坚持"西学中源说"和"华夏中心观",对西学中的思想观念采取了拒斥的态度.从方法层面上看,官方史学又能积极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治史方法,大量用之于官方史书的修纂,取得了很大成就.官方史学这种接受西学的"用",摒弃其意义价值的做法,与清代帝王"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西学观完全一致.道咸以前,西学并未影响到包括官方史学和私家史学在内的清代学术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道咸以后,私家史学在西学影响下撰写了大批有真知灼见的史学著作,显示出史学发展的新趋势,而官方史学依然故我,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不足,遂为时代所遗弃.     

再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

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政治危机和民族危难下兴起的语言变革运动。追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渊源,思想开明的晚清官僚认识到语言变革之必要,表现了官方对白话的认同与策略,西方传教士欧式语法、语词的输入补充了现代白话文的语言资源,晚清的农民运动用白话语言宣传革命,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甚至把提倡白话与反封建联系在一起。他们都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先行作了强有力的铺垫,表现了官方立场与民间立场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合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