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本器末”论与郭嵩焘的新道器观

魏源的“师夷长技”主张是以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为其思想范式,而这一主张的产生,则导源于“以夷制夷”的策略需要。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魏源说:“为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可见,所谓西方的“长技”,在他看来,不过是用于“水战火战”之具——轮船火炮而已。魏源确实认识到了中国的刀剑戈矛决非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对手这个浅显道理,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除坚船利炮之外的西方的“长技”有更深的体认。这是因为,历史还没有赋予魏源、林则徐等“经世”派改革家以较深层次地了解西方的使命。“天朝之国”的迷梦和传统“夷夏”观念的浸润,使得魏源等人仅仅是“开眼”看世界,远谈不上“走向”世界。魏源曾有过几句赞美西方民主制度的话语,认为这种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     

近代文化的自我专注及其自觉

近代前中国人长期处于“华夏中心”的迷醉之中。华夏中心主义自身具有强大的力量,不仅使社会内部具有超稳定结构,而且同化了异族文化,长期抵御了异邦文化的入侵。近代西方崛起之后,西方奉中国为榜样的西方中国观发生了从迷恋到轻蔑的逆转,中国遭遇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在亡国灭种的境域中,先进的中国人从迷梦中警醒过来,摒弃“尊夏攘夷”的陈腐观念,取向“师夷长技”,并“以俄为师”,思想上的嬗变最终促成了民族民主革命。     

奕(訢)政治思想和行政作为简论

奕訢是近代中国具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他主张建立一个“和众丰财”、“国足民有”、信守条约,和西方列强和平相处的社会。认为“礼可治国”,“道可治欲”,从人君到普通官吏,只要加强修养,就可以防止官场腐败。为了学赶西方,他力倡“师夷长技”,领导和主持了近30年的洋务新政,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受列强侵略、慈禧太后的排斥打击,以及“夷夏观”和近代民族主义等诸多因素的干扰,他的政治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辜鸿铭文明观平议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势日衰,丧权辱国事件不断发生。西方人因此视中华民族为“劣等民族”、“东亚病夫”:一些中国人从而否定中华文化传统,开始寻求振衰起微、救国强民之道。于是,有人高喊“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人提倡“变法图强”,有人主张“全盘西化”。在此历史背景下,特立独行的辜鸿铭,与流行舆论大唱反调。他公开指斥西方文明的缺失和弊端,对东方文明却推崇备至、大唱赞歌。为此,有人称之为“伟大人物”、“声高望重的哲学家”、“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有人讥其为“疯子”、“狂人”、“精神病患者”、“…     

德国天主教对山东的侵略

<正> 西方宗教很早就传入了中国。开始他们是为了传教。如“德人之初至中国者,为汤若望、南怀仁。二人皆以传教为目的,不过彼等皆精天文历算等学,故清廷虽恶教士,但仍用技等以提倡科学也”。因此,汤、南二人先后被清廷委任钦天监监正(天文台台长)①。看来,早期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方面有过积极作用,对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一定贡献。但是,传教士的目的是传教而不是传播科学,是企图以所谓天主的“福音”来“教化”中国     

近代中国西学输入特点初探

鸦片战争的炮声敲响了神州陆沉的警钟，有识之上一反传统虚骄心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师夷”只是为了“制夷”，为了“制夷”又不得不“师夷”，这就是本文所谓“对抗意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正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驱使下产生，同时也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支配下付诸实施的。另外，由于师法西方是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落伍。恰恰相反，古代中国辉煌的科技成就，令“四夷”臣服的帝国威望以及屡遭外族入侵却未被吞并的优越感，一时还难以使中国人从尊己卑人…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求索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求索起始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与民族救亡的路程相伴相随的。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主题,可以概括为追求科学和理性精神。在师法西方的过程中,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落后挨打的痛苦中,中国的有识之士感悟到了西方现代化的威力和气势,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强大作用,因而立志要科学救国。从魏源最先在“西器”中发现“西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到洋务派创建实业、兴办新式学校、译介科技文献,表明中国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科学技术的偏见与歧视的传统思…     

论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历史轨迹

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的提出,开始了中国西方民主思想的理念;《资政新篇》把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潮流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早期维新派对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戊戌维新使民主理论的轮廓清晰可辨;辛亥革命是民主理念的短暂胜利;新文化运动使民主成为国人心中的理想追求。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政治民主将是不可改变的趋势。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与逻辑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下述这样四个阶段:一是认为中华以外均不学无术的“蛮、夷、戎、狄”,他们无任何值得我们吸取的东西可言的阶段;接着是认为西方的坚船利炮乃“法、术、艺,不足以言学”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借法自强”、搞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济的方法;第三阶段是认为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学问—“西学”,不过它仍不能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只是一种次要的学问,而且就是这些学问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论”。与此相对应的社会运动是想改变社会制度,先是搞“戊戌变法”,想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然后想搞“民主共和制”;第四阶段是把西方文化称作“新学”,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旧学”,于是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改变其社会文化土壤,“全盘西化”。开始是全盘“法兰西化”,接着是“全盘俄罗斯化”。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后,这些国家都放弃了“俄罗斯文明”,重新回归“西方文明”,经过七八十年的重大曲折,对照苏、东易帜后又开始迅速恢复、发展,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也感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还是要好好学习“西方文明”,来加速自己的现代化进程。     

试论天京政权的对外开放

<正> 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惊了一代先进的中国人。继林则徐、魏源等人发出探索“夷情”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呐喊以后,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逐渐成为一些爱国士大夫议论时政、谋求富国强兵的热门话题,而且也成为下层社会部分有志之士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重要途径。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就是在鸦片战后对传统文化产生     

西洋火器在明季军事生活中的实施

明正德年间,也就是明政权内外危机总爆发的前夕,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殖民者,便把他们的侵略魔爪伸向我国的东南沿海。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的斗争过程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特别是西洋的火器,就被中国人所认识。由此“师夷长技以刺夷”的战略方针和措施,也就不再是二百年以后林则徐、魏源的首创,而是在这之前,也即明季如火如茶的军事生活中得到过具体地实践。笔者就此,作点探讨。     

《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之比较

在1840年到1861年之间中国人写成的22种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中,影响最大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就两书的比较而言,写作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内容的不同取舍,而内容的不同取舍又决定了两书的不同特点,即《海国图志》以博见长,《瀛寰志略》以精取胜。但无论是《海国图志》的以博见长,还是《瀛寰志略》的以精取胜,实际上都有它们的合理性,也都实现了自己的写作宗旨和目的。我们很难笼统地在它们之间分出谁优谁劣。作为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历史地理书,《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中对世界大势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它们的介绍具有较为全面,重点突出,新知识、旧观念这样三个特点。除它们所共同具有的这些特点外,在“睁眼看世界”方面,《瀛寰志略》有三点要优胜于《海国图志》：一是对传统的华夷观念的突破;二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三是对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如果说《瀛寰志略》之优长在“睁眼看世界”的话,那么,《海国图志》之优长则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习西方列强的长处,用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亦即学习西方成了时代的主题或历史潮流,《瀛寰志略》通过对世界大势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有所了解和认识,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产生向西方学习之要求的可能性,但《瀛寰志略》本身并没有包含向西方学习的内容;而《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长技”的主张则开启了近代学习西方的新潮流。这一新潮流曾支配晚清社会和思想界达数十年之久。     

中国近代文化特征浅探

中国近代文化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文化正面交锋的产物。中国近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中体西用”，故可称为“体用文化”。从近代文化形成的背景来讲，随着西方的“船坚炮利”轰开古老的中华大门，清政府感到“面子丢尽”，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西方的文明，其最终目的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综观中国近代文化，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落后挨打的历史事实，也使我们深切地领悟出传统文化的弊端。不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传统文化（就整体功能而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     

魏源的中西文化观浅析

<正> 魏源(公元1794—1857),湖南邵阳人,字默深,取“默好深思还自守”之意(见《邵阳魏府君事略》),其一生好学深思,为后来维新思想的前驱之一。尤其是他提出“师夷之长技”的主张,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源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是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社会历史观紧密相联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未立即引起社会认同的原因——西化误区的历史见证刍议之一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人自我反思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人现代化意识开始产生的一付促化剂。传统的观念视中国为“天朝上国”、西方各国是“蛮夷小邦”,但鸦片战争的客观事实却是“蛮夷”击败了“天朝”。而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传教士而来的,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传播。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士大夫中大多数人仍然浑浑噩噩,或醉生梦死,或顽固地谨守“夷夏之辨”、“用夏变夷”的信条。但一部分代表着近代文化新趋向的有识之士,已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殿堂中步履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开始注视西方的文化,并试图将某些东西纳入自己古老的文化体系里,加以吸收和改造。     

世界各民族文学理论中的共同文学规律

世界各民族文学理论体系各异,范畴不同,术语概念更是五花八门。人们往往会怀疑:讲“文气”、论“风骨”的中国古代文论,能否与谈“摹仿”、言“迷狂”的西方文论相沟通?谈“味”言“韵”的印度文论,说“技”讲“辞”的阿拉伯文论,喜“幽玄”论“风雅”的日本文论又能否与说“意境”的中国文论,崇“结构”的西方文论相补充互融合?或者说,世界文学理论中究竟有否共同的文学规律?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也恰恰是比较文学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     

在比较中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一、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先进的爱国志士历尽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才找到的。当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瓜分中国的时候,为了救国救民,除无产阶级以外的各个阶级都先后登上历史舞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比如,洪秀全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写出了《大同书》,孙中山提出了“民生主义"等救国方案。他们或通过其方案的实施,欲把中国建成“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世界,或通过“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还有些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也曾想通过“师夷长技”富国强兵,搞资本主义。但是,这些理想方案都没有行通。究其原因主要有     

魏源“师夷”以“制夷”的先进思想

魏源(1794—1857年)湖南邵阳人。鸦片战争前,他抨击时政,力主禁烟;鸦片战争爆发时,经林则徐推荐,曾协助两江总督裕谦办理浙江军务,参加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实际斗争,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努力探索清王朝衰弱和西方国家强盛的原因,于1842年底,完成了《海国图志》的巨著。在书中,魏源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善师夷者,能制四夷”的进步主张①。为了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他强调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情,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向资本主义国家寻找“制夷”的知识。魏源和民族英雄林则徐一样,不愧是近代杰出的爱国思想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一位先驱者。     

咸丰帝与洋务运动的兴起

夏东元、刘学照所撰《洋务运动史研究述评》一文,在述评洋务运动兴起原因和目的时,提到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日:“洋务运动是适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目的是镇压农民起义、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它“是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产物。”一曰:“洋务运动是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运动发生”的,“封建主义衰败和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才是洋务运动产生的基本原因”。它“不是中国封建势力与     

《海国图志》与洋务运动

<正>鸦片战争时,魏源辑成《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理论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揭起“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成为魏源理论主张的继承者和实践者。本文拟对《海国图志》的思想及对洋务运动的影响,作一个初浅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