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学者的民国学研究

民国学在80年代逐步成了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在中国大陆及台湾以及美国都发表了不少十分有价值的资料和研究著述。前苏联的学者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尽管如此,民国史中迄今为止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说,北洋时期的一些政治人物,无论其角色多么重要,都仍戴着“反动”、“军阀”、“政客”等帽子,这恐怕无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好在目前民国史的许多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减少了,进     

以历史人物研究推动提升思政课教育的有效性

历史人物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力量,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历史人物为切入点开展思政课教育,以历史人物的卓越品质实现对教育对象的思想教育和价值引领,既符合教育对象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又是当前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现实需要。因此,必须要全面深入地开展历史人物研究,挖掘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力求客观、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做到既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又要防止个人崇拜,并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和资源进行宣传教育,提升思政课教育的有效性。     

现代口述史的兴起与研究述要

现代口述史的兴起得益于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不断发展,以及现代人对过往历史和当代所经历事件的一种文化自觉。现代口述史远超出传统历史学范畴,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社会记忆,不仅可以生动地再现历史,更可贵的是通过口述的研究方法,真实记录下不同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为后人重温历史,从中分析提取有益的经验或教训提供丰富翔实和可以考证的历史资料。开展口述史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握口述史的真实性;要面向民众,多视角地反映各种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历程和规律;尽快建立起口述史工作规范;善于总结和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为更好的开展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研究服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苏联社会史研究

苏联时期,苏维埃社会史的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研究课题主要是社会阶级结构、阶级关系等。当时关于苏联社会阶级结构的主流观点是官方的“二阶一层”论,即十月革命以后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完成和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形成了由二阶一层(工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结构。关于阶级关系的主流观点是官方的“单一性加强”论,即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生产资料国有制扩大和消灭三大差别的努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者之间的差别在缩小,单一性在加强,在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在“二阶一层”论…     

毛泽东领衔，他们的媒体“政治曲线”

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还有蒋介石，您可曾注意过这六位政治历史人物的媒体存在感？如果用传统关键词来概括他们六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毛泽东与他的“战友”、“接班人”、以及“对手”。     

评价历史人物的社会意义——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历史理论问题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主体.中国古代史家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多样性,在史书中设置了专传、合传、类传等传记形式,用以反映历史人物的这一多样性特点,并从不同侧面认识到他们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进而阐述了评论历史人物的社会意义.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前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结构下的工人阶级

D．查克里巴蒂（Dipesh Chakrabany）是芝加哥大学历史与历史文化系教授，也是当今最有影响的南亚研究学者之一。查克里巴蒂早年毕业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后在澳洲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印度社会与政治史、劳工史、现代性哲学话语、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     

2009年辽金史研究综述

2009年度的辽金史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在辽金文化、经济、史学、宗教、考古等方面,有多部专著和论文集出版。本年度辽金史学界发表论文多篇,内容涉及辽金政治、制度、经济、民族、文化、社会生活、人物研究、考古文物、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     

历史演义小说人物性格特征的审美文化探因

:演义人物的高度理想化 ,是作者在塑造人物时 ,受英雄史观、道德史观的左右 ,将人物视为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艺术载体以及民众学习的榜样导致的 ;而人物的类型化 ,则不仅是人物理想化的结果 ,同时也与演义小说以情节为中心 ,从事件的角度来写人 ,人物在小说中扮演着固定的角色 ,演义因袭宋元以来戏曲、讲史的人物造型原则 ,迎合读者大众对英雄人物的审美期待等因素有关     

历史唯物主义应加强对“人”的微观方面的研究

人是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承担者。没有人就没有社会,没有历史。所以“人”这个范畴在社会历史理论中应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似乎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神学统治的古代,特别是中世纪的欧洲,把神看作人类社会的主宰,认为人的一切都只能听命于神。所以,在那时的社会历史理论观点中,基本上没有人的位置。虽然也谈到少数“英雄”人物的作用。但是他们只是作为神的意志的体现者、神的化身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哲学,在批判封建神学的斗争中,才突出强调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把人放到社会历…     

以刘秀为例辨析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始终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仍有不少遗憾。以刘秀为例,史家评价充满矛盾,其原因是学术研究领域中残存的某些思维定势与“左”的观念。从刘秀这一历史人物的阶级出身,历史人物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一类的历史人物向豪强地主妥协诸方面,可以看出刘秀在其一生中是发展变化的。对刘秀也应依据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得出合乎逻辑的评价。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完善

马克思在对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基本特征的揭示过程中 ,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思想。认为社会历史发展道路 ,既是统一的 ,又是多样的 ,马克思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不仅指出了俄国革命道路 ,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关于社会历史进程问题和社会历史尺度问题 ,马克思亦做了辩证的阐述。     

不断历史化──文学批评的历史因素

历史化，在文学批评中是指发掘出作品的历史因素，它是对形式主义文 论强调文学“共时性”的反拨。它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揭示过去作品在创作 时的历史语境，二是重构在当代创作中包含的历史传统，三是要在文学批评中体现出一 种历史过程性的观点。 不断历史化是文学批评面临的任务，也是它在批评中应采用的方法，更是文学批评 中贯彻的一种精神。文学批评与批评的对象都是处在历史的流程之中的，它必须在历 史流程中追溯过去，展示前景，从中找到它在现时维度中的合适的立足点。     

主体重构与科学的历史认识论

如何科学地阐释历史认识论,如何正确理解“主体重构”是当代东西方历史哲学家极为关注的问题。文章从对传统史学认识模式的超越入手,论述了主体重构理论的客观性。指出,主体重构理论突破了传统史学提倡通过考证史料,表现“历史真情”的历史认识模式,提出了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并非是过去事件的原型,而是历史学家从现实生活的兴趣与需要出发所做出的“主体重构”。文章通过对克罗齐、柯林武德等人观点的剖析,进一步指出,主体重构并非是历史学术自由意志的驰骋。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不断变幻,这就为历史学家改写历史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动力和新史料。因此,用新的方式改写历史就成了历史学家创造社会文化的永恒主题。     

城不在古 显史则名—谈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

历史文化名城应该是一定时代社会政治活动的中心，同时又是一定思想理论及其文化附属物的产生地。按这样的标准，广州作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活动的中心区和若干先进思想理论的诞生地，应是中国境内与西安、北京齐名的一流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应有的历史文化地位未被确认的原因，在于人们以历史的永远性判断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误以为城市越古越有名，以致忽视了广州近现代名人遗址遗迹的整理和建设，使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承传几乎丧失。恢复广州历史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应首先树立“城非益古，有史则名”的新观念，准确把握广州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中的定位，有规模地建成一批近现代名人在广州的遗址遗迹，并以影响等其他文化业相配合，把广州建成能读通中国近现代史的巨型博物馆，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富极价值的历史文化活动。     

解构神圣革命历史——新历史小说研究

新时期的新观念给了新历史小说作家们新的创作思路,追求真理,还原历史原貌的欲望使一批作家将目光投向了革命历史,而伴随着他们成长的红色经典成为他们首先需要解剖、考察的对象.因而,当小说内容涉及当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革命洪流的具体情节时,新历史小说体现出了消解神圣、解构既有历史观念的立场,将正史化的战争历史变为民间化的地方史、家族史、村落史.而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所建立的那种阶级出身与政治倾向之间的必然联系也被彻底打破.     

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英文)

文学世家历史还原的过程,也是一个逻辑建构的过程。以政治文化制度变革为核心动力,通过家族史与文学史演变的双重梳理,可以对中国通代文学世家发展演变历程进行历史还原,即前中后三大时段三重形态的相互衔接与有序推进：两汉至南北朝“经学一文学世家”与“门阀一文学世家”双重形态的衔接与演进;隋唐时期“门阀一文学世家”与“科宦一文学世家”混合形态的交替与演进;两宋至明清“科宦一文学世家”主流形态的承变与演进。在上述主体形态之外,尚有其他类型文学世家的多元存在。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的建构,需要通过特定个体、时代、区域以及通代文学世家史四个层级的链接而融合为有机整体。     

雷蒙·阿隆批判的历史哲学评述

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批判是一种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双层面的构建,他试图通过一种历史学的方法论的重构——说明和理解之间的循环,借由一种或然决定论来重新确立历史客观性的界限；同时,为避免落入相对主义的窠臼,其批判最终保留了康德意义上的“真理”的概念作为调节历史客观性建立的基础.他的历史哲学批判,一方面旨在限定历史知识有效性的边界,可被视为一种试图调和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初步尝试；另一方面,亦可作为其政治理论——一种“合理性的”政治观的引论,因此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五十年代中叶以来,在战后迅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开始逐渐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点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从而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流派和思潮。从他们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机器的具体分析看,其研究之深入细致,争论之广泛激烈,在二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的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特别是在法国、联邦德国以及美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内的大量著述,不仅在他们自己的队伍内部,而且在整个西方政治学界都已经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色彩与中国历史地理

色彩本是一种自然存在,但经由人之手,就成为人类文化历史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研究色彩与文化历史的关系,不仅可以有力拓展历史地理学科的研究空间,也可从一个侧面透视出人类文化历史发展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但以往的研究却很少有人对此加以关注。本文正是从这一历史空缺中走入,通过"色彩与地域文化"、"色彩与政治"、"色彩与认知"、"色彩与社会人生"、"色彩与历史选择"五个方面,对色彩与中国历史地理的关系进行了集中而又颇具拓展意义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