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完全政治化"说的商榷

本文认为,最近有的学者提出的建国后十七年的史学完全为农民战争体系所笼罩、因而"完全政治化"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文章从一、历史研究坚持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二、史学工作者的科学精神;三、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抵制教条化错误、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三个方面对上述观点提出商榷意见.     

争取史学理论研究的更大发展

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已经过去了十年。十年来,历史学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史学理论,也有迅速的进步。我们习惯所说的史学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亦即规律性的认识;二是史学本身内在规律性的探讨,如历史研究的对象、功能、价值标准、认识特点等。建国以后,广大史学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史学理论研究,是取得很大成绩的。这是我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变化,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当时的史学理论研究也存在比较大的问题。一是历史学本身内在规律的探讨,几乎完全被忽略了。史学理论常常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完全等同     

近年来史学理论研讨的几个问题

80年代以来的十几年,是我国史学界史学理论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本文试图对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史学理论研讨的某些热点问题作一鸟瞰式的回顾。 一、历史规律与历史主体 唯物史观的创始人既强调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又认为“历史不过     

浅谈历史科学概论的对象和体系

近几年来,在批判了“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史学概论的建设,重新引起了史学工作者的重视。先后发表了不少文章,出版了三本专著: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田昌五、居建文的《历史学概论》。这些文章和专著,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概论这个新的学科,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尤其是三本专著的出版,更是建设这个学科的有益尝试。但是,目前对历史科学概论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是什么?它的体系究竟应该怎样?还存在着不少分歧意见。为了深入开展这场讨论,推动历史科学概论这个新学科的建设,从而推动历史科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我们请《历史科学概论》一书的作者写了这篇文章。希望关心这一问题的同志,踊跃参加讨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们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史学界形成了“新史学”思潮。资产阶级史学家曾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进历史领域,批驳了封建正史传统的“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观点,指出“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强调要注意文明史的研究,反对“君史”,重视“民史”,提出“史者,民之史也”,开始探求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即规律),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例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了资产阶级史学的积极因素,克服其唯心主义性质而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史学。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李达、陈望道等人在这一时期发表了     

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文化史编纂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从全球史观及其影响所想到的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永佃制的法律经济分析

永佃制是一种重要的地权制度,与此有关的史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律研究等一直是较为热烈话题;它是租田制一种发展形式和新阶段;永佃制完全由中国社会习俗内在发展的结果;永佃包括了“永佃”“一田两主”、“一田三主”三个阶段,其间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发生较大的变化。永佃制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     

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浅谈“问题史学”的方法论原则

近年来,人们对“史学危机”已发了不少议论,史学界同仁为克服“史学危机”也提出了诸种方法:1)、史学要面向现实,要为现实服务;2)、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尽快建立起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3)、更新研究方法,实行跨学科研究;4)、打破传统史学主要局限于政治史的局面,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等等。应该承认,凡此种种都从不同角度,对史学改革有所推动,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史学危机”,首先必须改变我们传统的史学方法论观念。笔者认为,战后在国际史坛上叱咤风云的法国新史学派提出的“问题史学”概念,在这方面对我们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因为“问题史学”涉及的并不是研究对象的问题,而是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史学流派会有不     

借他人酒杯 浇自己块垒——谈谈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

前几年戏剧界讨论曹禺同志的新编历史剧《王昭君》,曾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有的评论把这个剧本提得很高,认为它最大的功绩便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使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浑成一体,为王昭君恢复了本来面目,擦去两千年来人们强洒在昭君脸上的那些哭哭啼啼的眼泪,塑造了一个有胆有识、勇于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笑盈盈的王昭君的艺术形象”。另一种意见则完全相反,认为《王昭君》的最大缺点便是违反了历史的真实,把两千年前的古人写成了当代支边青年     

论历史认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10年,是史学大变革的10年,史学理论研究突起的10年,也是当代历史认识论研究接受新挑战的10年。本文拟就历史认识论中“纯粹客观的历史”、“人心中的历史”、“二重历史客体”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纯粹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 世界上有没有“纯粹客观的历史”?历史学家能否写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这一直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的乾嘉史学、19世纪德意志的兰     

关于比较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问题的提起和比较史学的研究内容 近来史学界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比较史学已成为当代国际史学发展的新趋势,国内也深受其影响。对于此种看法,笔者颇有不同见解。通常所说的“比较史学”,主要指对客观历史进程的比较研究,很少顾及历史学研究的比较研究。但事实上历史的比较研究应该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比较研究,一是对人们主观历史学研究成果的比较研究,两者加起来,才是对历史的较为完整的比较研究。忽视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现时通常流行的说法,忽视了对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比较探讨,因而也模糊了人们对历史比较研究的     

一九八八年史学理论研究述略

一九八八年的史学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个热点,那就是历史认识论,此外对史学危机、社会形态问题和历史方法论的讨论也趋向深入,现将有关问题的研究概述如下.一、关于史学危机与史学振兴(一)关于史学危机。这个问题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看法。仲维光认为,真正的史学危机存在于一代年青史学工作者身上,他们沿用的仍然是那种僵硬,教条、自信而毫无反省的理论框架,就是这种框架造成了自己研究的无成果,对西方研究的不理解。与上一代史家相比,他们身上有更深刻的危机烙印,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仲维光《史学危机的思索》,《北京科     

从"中国中心观"到"历史三调"

本文以柯文的三部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为主 ,试图从历史本体论、“理论框架”、历史学家的作用及“局外性”等几方面简要探讨柯文的史学思想。柯文的史学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这三部著作便分别代表了其史学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柯文最初较多地接受了美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但到后来其著作中更多的显示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历史是不可认知的 ,过去发生的历史虽然存在 ,但它已很难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认识 ,作为撰述的历史根本不同于实际发生的历史。柯文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终极目标 ,他极力反对历史研究中总括一切的历史框架 ,认为理论框架是一种“必需的坏事” ,无之固然不可 ,有之势必遭殃。柯文强调历史学家的主动作用 ,认为历史学家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历史 ,但是历史研究中的种种局限却使得历史学家无法提供“原原本本的历史” ,只能提供“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柯文对于历史学家“局外性”作用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从强调其负面作用走向肯定其优点。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史学功能的超越性

1987年第4期《学习与探索》在“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的讨论”专栏中,刊载了步平题为《关于史学功能的超越性》的文章。作者认为,研究历史固然要立在现实的基石上充分利用过去的历史资料。但史学的描述功能、借鉴和预测功能以及教育功能的充分实现,要求史学研究超越资料不足的障碍,超越现实的局限,超越传统与世俗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史学的描述功     

新中国史学50年

新中国50年的史学，可以以十年“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具体地说，又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是第一个阶段，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确立，史学工作者学习、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在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历史发展动力以及史学工作诸问题上展开争论，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史学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但总的说来，各个方面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文革”十年为第二阶段，史学遭受空前的摧残，留给人们是痛苦的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90年为第三阶段，历史学在反省和各种思潮碰撞中向前发展。199O年以后为第四阶段，历史学在重新学习与深化认识中不断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