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现实,诉诸大众——读穆木天诗论札记

一九三二年,穆木天在为中国诗歌会主办的《新诗歌》创刊号起草的《发刊诗》中,根据“左联”的倡导,明确提出了“要捉住现实”,“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的主张。从此,伴随着蓬勃展开的革命诗歌运动,他开始了对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探讨。     

试论新诗歌派

<正> 新诗歌派是三十年代初出现于中国诗坛的一个现实主义的诗歌流派。它是在左联的关怀、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的流派。1932年9月成立的中国诗歌会是它的基本力量,该会所办的《新诗歌》杂志(1933年2创刊)是它的主要阵地,并由此而得名。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新诗歌派为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繁荣新诗创作,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诗风,实现诗歌大众化,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产生了蒲风、王亚平、柳倩、任钧、温流等具有一定影响的新诗人。本文作为尝试,对新诗歌派的形成、发展过程,诗歌创作的特点,它的成就以及缺陷等方面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从创作方法看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轮廓

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新诗是中国现代诗歌的主体,发展到今天已70多年了。中国新诗创作方法的发展轮廓是比较清楚的,同时还可把握造成不同创作方法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背景,从艺术史和发展史两方面考察清楚中国新诗的基本轮廓：第一阶段(1916年—1921年)现实主义的新诗的尝试及创作;第二阶段(1921年后期—1930年前期)浪漫主义与超实主义的纷呈并现;第三阶段(1930年—1966年)现实主义诗歌长期占领诗坛;第四阶段(1976年后期—90年代初)诗的复苏与自觉、多元化的诗美价值呈现。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鲁迅和中国诗歌会

中国诗歌会是“左联”领导的群众性诗歌团体,它对我国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诗歌会紧密配合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为反帝反封大喊大叫,它大力倡导诗歌大众化,推动新诗与群众结合,使新诗放一异彩。我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与中国诗歌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诗歌会的热情指导者和     

飞扬与静观——闻一多与废名的新诗批评比较

闻一多与废名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作家兼诗评家。闻一多直接参与了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和评论,持续到1940年代;1930年代的废名身为北大教师,选择了十余位现代诗人作为讲课内容,鉴赏新诗,提出新诗批评标准。在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史上,二人都有其独特贡献。对比二人评诗观念、标准、风范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等,可探究他们诗歌批评的价值,以及对中国现代诗歌批评的推进作用。     

蒲风诗论在其诗歌创作中的演绎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的骨干人物。他不仅撰写了大量的白话新诗,还积极探讨诗歌理论。蒲风诗论在其诗歌创作中有着完美的演绎,既贯穿着"捉住现实"的精神,也不断地创造着诗歌的新形式。他以自己丰厚的诗歌创作实绩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坛增添了光彩,也为新诗走向大众化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分裂·寻求联系·超越--D.H.劳伦斯的诗歌解析

劳伦斯诗歌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凸现作者自我实现过程的心灵的内部活动,他所有的诗歌创作都是其心路历程的记录.按照诗人心灵发展的脉络,劳伦斯诗作大体可划分为早期(1904-1919),中期(1920-1927),晚期(1928-1930).在这3个阶段中,诗人劳伦斯经历了"分裂--寻求联系--超越"3个实现自我的蜕变过程.     

中国诗歌的民族风格

中国诗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委婉含蓄和优美自然的民族风格,这既是中国诗歌创作长期探索总结的结果,也是民族性格和民族审美体验在诗歌中的体现。这一诗风应该在我国新诗创作中得到继承和发扬,以改变近年来新诗的张扬和造作的倾向。     

传播学视域中的中国新诗的历史演进

中国新诗的诞生、发展及其历史演进,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复杂历史语境中进行的.对传统诗歌文化资源与域外诗歌文化资源的重新"编码"、"解码",带来了中国新诗丰富多样的生态格局.而诗歌创作"信源"的日渐单调,则导致了40年代末中国新诗的渐趋畸零.     

多元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外国诗歌翻译 与“五四”新诗诞生

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新诗的形成上。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处于"五四"翻译文学核心的汉译外国诗歌加速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瓦解,并对中国文化传统范式的颠覆和新文化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创作便与他们的外国诗歌翻译紧密相连。总之,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最大推动力。     

东南亚华文视野中的杨骚

相对一些闽籍华侨作家而言,杨骚的部分话剧、诗歌、散文等是东南亚华文视野中比较早出现的作品。以杨骚的东南亚之行为切入点,从宏观角度探讨分析杨骚从事东南亚华文创作的起因、成就及其地位,说明杨骚是东南亚华文剧坛的先行者,指出鲁迅对杨骚华文创作的提携与推动作用,对杨骚研究和东南亚华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矗立在现代诗坛之上——皖籍诗人述论

在中国现代诗坛,皖籍诗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对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开创和奠基了白话新诗,并通过自办报刊杂志、举办文学社团等方式来推动新诗的发展;积极参与到各种诗歌流派的建设中,壮大了创作队伍,繁荣了诗歌创作;他们的新诗创作顺应了社会变化的需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庞德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发起人埃兹拉·庞德的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德为中国新诗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诗歌创作又对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与左翼诗人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     

追寻诗中的自我与心灵的轨迹--评D·H·劳伦斯的诗歌创作

劳伦斯在诗歌主题上,以表现自我为主,用自身的经历、感觉来抒写其诗歌,执着于以抒情主体的自我来建构其诗歌,具有浓郁的自我色彩.劳伦斯诗歌中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凸现了作者自我实现过程的心灵的内部活动,因此,他所有的诗歌创作都是其心路历程的记录.按照诗人心灵发展的脉络,劳伦斯诗作大体可划分为早期(1904-1919),中期(1920-1927),晚期(1928-1930).在这三个阶段中,诗人劳伦斯经历了"分裂--寻求联系--超越(对死亡的渴慕)"三个实现自我的蜕变过程.     

黄遵宪诗歌创作“歌谣化”的现代阐释

作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黄遵宪具有深厚的"山歌情结",诗歌创作走民间的路子,深刻地彰显了他诗歌革新的理念,成为了现代新诗发展的基本走向。黄遵宪身体力行的"歌谣化"诗歌创作实践,对"五四"以后中国新诗发展打开了思路,由此,中国白话诗脱下了诗歌语言典雅华美的古代文言盛装,换上了20世纪平民百姓的口语便装。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

英美意象派诗歌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诗歌理论不仅直接加速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参与和影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理论的建构。论文对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阶段及特点进行了梳理,以期揭示其与中国现代新诗的不解之缘。     

20世纪新诗大众化运动反思论

新诗大众化运动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流脉，历史上存在的对其全盘肯定或简单否定都带有情绪化色彩。冷静反思首先要区分“新诗大众化追求”和“新诗大众化运动”两个概念，五四平民文学理论与新诗大众化理论是完全不同的。新诗大众化运动酝酿于1920年代中期，经历了左联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区时期，三阶段呈现不同特点，存在着差异性，可找出其清晰的发展轨迹。三阶段又是前后相继联系的，存在着三条不断深化的线索和贯穿始终的精神品质。新诗大众化运动对于新诗发展有积极贡献,也有负面影响。虽然大众诗歌中多数诗歌存在着轻视艺术价值的弊病，但确实也有些作品富有特色。新诗大众化运动形成了面向现实的历史传统，开拓了自身发展的全新路向，纯诗运动和新诗大众化运动，分别承担了提高诗艺和社会历史的使命，各自发展途中形成了自身的诗学传统，并形成综合发展的新方向。     

鲁迅新诗的叙述模式与叙述者身份

在中国新诗的初创期,鲁迅创作的新诗明显呈现出一种结构的叙述模式,并隐藏着一个观照、审视与评判的叙述者,由此体现出鲁迅新诗体式的特别与奇异,说明鲁迅开始创作新诗就孕育着诗歌的文体可能性和诗歌创作的文体自觉性.这在打破旧体诗的基础上是一个崭新的诗歌文体的构建,具有始创与开拓性意义,对我们今天的诗体创新无疑是有启发和参照价值的.     

论郑敏对中国现代诗学的贡献

郑敏着眼于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总体目标,三十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现代诗学的诸多问题,为中国现代诗学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主要表现在:她高度重视诗与生命、诗与文化、诗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了要建立一种融生命诗学、文化诗学、哲学诗学于一体的具有更高境界的大诗歌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种种狭隘、偏激、平庸的诗歌观,提升诗人和诗歌的精神境界,中国新诗才能与世界诗歌发展同步,才有可能进入世界诗歌之林。她在"结构—解构"思维影响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新诗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主张:认为中国诗学建设要认真解决好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要树立正确的诗史观,编写"健全公正的诗歌史";要大胆消解对诗歌权威的迷信,从诗歌艺术、诗歌发展的角度去客观公正地评价诗人诗作;要重新审视权威的诗歌观,认识其不足及其负面影响;要消解中心,破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诗歌创作、诗学研究的误导;要正确处理思维与感觉的关系,重视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