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进步

在闲谈中,常常听到有的同志说:“我们一块从干校出来的同志,好些都当上正科长了,可我还是一般科员,真落后!”“我出身好,成份也好,参加革命工作有十几年了,还没有解     

点与面的辩证法

抓点带面,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运用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统一思想,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领导方法所作的具体表述。 毛泽东同志根据人们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规律,又提出了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原则,倡导“种试验田”,“蹲点调查”,“解剖麻雀”,实行抓点带面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多年来,我们党运用这个方法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辩证法思想,弄清点与面的辩证     

为革命而站柜台

徐寅生同志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讲话,贯串着“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是一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作品,看了这篇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打球是为了革命,站柜台也是为了革命。在任何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只要有了“为革命而工作”的思想,都能作出不平凡的成绩来。常言道:“隔行不隔理”,徐寅生同志讲的是打乒乓球,可是和我们在商店里站柜台是一个道理。徐寅生同志说得好:“小小乒乓球手里一攥,看你想的是个人还是国家。”我们营业员,天天往柜台里一站,也要看你想的是个人还是国家。这个问题,时时刻刻都摆在     

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 切实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实现政治领导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江泽民同志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视察工作时提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     

再论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研究对象问题

近年来,广东哲学界对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这是很好的。在探讨中,有的同志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也有不赞成别的同志一些提法,现在提出来商榷,并就教于诸同志。一、从研究对象看社会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关系有的同志认为:如果“把社会主义辩证法变成一般辩证法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可能“把它变成一般辩证法学科的具体例证”。这里说的“一般辩证法”,其实是指唯物辩证法,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红与专的矛盾也是按“一分为二”的普遍规律发展的——与姚伯茂同志商榷

“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论战,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主张“合二而一”的杨献珍、林青山、艾恒武等同志,都是抓住我们在工作中必须“结合”、“统一”、“联系”起来的一些问题,为“合二而一”作辩护的。例如:“多快与好省、产量与质量,是不可分地联系着。”“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包含着许多互相对立的方面。首先就要找到把对立的方面联系起来、统一起来的条件,在工作中把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结合起来。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两条腿走路’。”因而在这些同志看来,“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起来的本事。”也就是他们说的“合二而一”。姚伯茂同志在“浅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一文中,进一步把这些观点系统化、“理论”化,因此,我们想就姚伯茂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些必须“结合”、“统一”的矛盾,“一分为二”对它们究竟适用不适用,谈谈我们的意见。     

矛盾精髓说与认识的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样的科学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客观世界中的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统一。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就是通过实践从个性中把握共性,从相对中找出绝对,发现其运动规律,用以指导改造客观世界的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正是由于不懂得这一点,在指导中国革命时,才一再地犯错误。毛泽东同志曾严肃批评他们“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一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合订本第298页)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和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是密切相关、息息相通的。因此,认真的研究这个问题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论与领导方法的科学论述

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邓小平文选》第109页）这一精辟论述,既说明了学习研究毛泽东同志认识论和领导方法的极端重要,又为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正确地研究指明了方向。 结合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实际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来阐述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毛泽东认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毛泽东同志所概括的“实践——认识——实践”、“群众——领导——群众”、“个别——一般——个别”这三个公式突出地体现了这个特色。为了在新形势下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和领导艺术,应当很好地学习和研究这三个公式各自的内容及它们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这一思想的运用和发挥。     

增强群众观念 密切农村干群关系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坚持群众路线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同志把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形象比喻为鱼和水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我们工作的标准和原则。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和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形势下，各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深化认识，努力实践，显得尤为重要，尤…     

略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兼驳“距离论”

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郑重宣布:“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很明显,小平同志在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改变这个口号既有思想理论上的原因,也有长期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弊端。那么,今后该怎样正确认识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呢?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论断,他说:“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为了阐明这个思想,小平同志更具体地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新人当然要努力去实现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而英勇献身。”基于这种认识,小平同志把文艺与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看待文艺的社会作用。他深刻地指出:“文艺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我们衷心地希望,文艺界所有的同志,以及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     

“agree on”与“agree to”小议

关于“agree on”与“agree to”的用法,一般认为:agree on后接something,agree to后接idea或suggestion等等。在《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agree词项里,我们得到这样两个句子: ① Mary's father has agreed to her marrying John. ② We all agreed on making an early start. 显然,上面的那种解释不能对“agree on”与“agree to”在这两个句子中的运用提供依据。另外,我们还常常见到“agree on”与“agree to”后接同一个词的例子。 A1. We all agreed on the plan.     

如何认识选拔接班人的问题

选拔接班人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之后,要顺利解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更不容易。从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此是有着充分估计的。深入理解和归纳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在选拔接班人的重大问题上,他至少强调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十分认真地对待。其一是“让”;其二是“选”;其三是“帮”。在这三个方面,邓小平同志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讲话。先谈“让”的问题。所谓“让”,就是指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工作但年事已高、精力不足的老干部主动让出职位,使新选上来的年轻干部能够有真正的用武之地。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讲得直截     

试析邓小平“不争论”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思想,得到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工作者的一致拥护并已经成为我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自觉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和领导方法。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同志对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存在着抽象化、普遍化、绝对化的理解,认为“不争论”就是什么问题都不能争论,以至于涉及到政治     

报纸应坚持开展适当的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作风之一，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动各项工作健康发展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动力。然而，从事新闻编采的同志都知道，现在开展报纸批评的阻力很大，困难很多。有些读者因为报纸反映群众疾若和呼声不经常、不广泛，抱怨新闻宣传是“报喜不报忧”，记者是责任感不强的“吹鼓手”报纸批评难在何处？是不是广大读者不爱看、爱读新闻批评稿？是不是批评就是给大好形势的脸上“抹黑”？是不是领导同志真的不喜欢新闻批评？显然不是。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     

加强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探讨

1989年发生“六四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因此,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当前经济建设健康、协调发展的新形势下,更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深、做细、做活,本文试对如何做好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作一些探讨。     

彻底清除“吃亏”思想老老实实为党工作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对工作很不安心,认为做某些行政事务工作就是“吃亏”。组织上刚调我到厂部搞通讯工作时,我认为这种工作“学不到技术,没有前途”;虽然服从了组织分配,但却总是不痛快。后来,党组织领导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张思德、白求恩同志那     

乱弹

反对“唯上”?干什么!要造反吗? 且慢。此中有分教: 《准则》说:“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这里,反对的是“唯”,不是一般的“上”。何况理论见解,学术观点,更哪可一味“唯上”! 凡事要用鼻子嗅一嗅,然后决定欢迎它还是抵制它。“唯上”的特征,在于不分青红皂白,马首是瞻,甚至明知不对也照办不     

贯彻“两手抓”的方针 搞好新疆检察工作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年初的南巡谈话里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1 早在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就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目前我们同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犯罪集团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现在还有少数地方、少数同志对这些人手软。一部分地方对这些人采取措施很不得力,下不了手”,“我们要学会使用和用好法律武器。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只能危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大局”。1980年12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最近这几年来,除了十年动乱不算外,我们一直坚持对各种敌对势力、反革命分子、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实行专政,决不对他们心慈手软”。1982年4月1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中再次指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新时期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质

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联系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反映群众的情绪和利益,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的桥梁和重要工具。早在建国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他认为新闻舆论最关键的是“增强党性,反映群众”。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深刻阐述了新闻工作的方针原则和目标任务,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可见,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     

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提法无可非议——与刘道良同志商榷

<正> 前年,刘道良同志曾两次发表文章提出,“应当抛弃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不符合客观实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见《国内哲学动态》1980年第三期和《学术论坛》1980年第三期)。对此,我愿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以便请刘道良及其他同志指正。(一) 一切事物都互相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个世界中一切事物、现象、过程和方面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没有哪一个事物可以不同其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