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本文在评介各家主张的基础上,阐发了结构派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思想观念及其存在结构演变过程的学科.之所以要强调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认识传统思想的发展,是由于以天人合一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与以《易》经为体而以其他经史为用、以儒家为本而以其他子学为末的学术结构共生、共荣,共衰、共被新的思想、新的学科所融解,而融解在新思想、新学科中的“传统思想”在离开了原来的结构后将成为当代中国人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结构派的这一主张,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回到历史场景:从宋人两个说法看哲学史与思想史之分野

宋人赵普的“道理最大”常被哲学史家注意。这一观念虽然可以被诠释为“理学”的起点 ,建立起宋代哲学史的系谱 ,但它也是宋代政治上的关键词 ,必须放在北宋和南宋的历史场景中 ,才能得到思想史的理解。不仅“道理最大” ,包括宋代的“一道德 ,同风俗”也是如此。现在的中国哲学史 ,常常是对中国思想进行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系谱化”或“脉络化” ,忽略了思想的历史场景 ,其实 ,古代思想真正进入社会生活世界 ,必须有具体的历史背景 ,而且经历“制度化”、“常识化”、“世俗化”。因此 ,思想史研究必须回到历史场景 ;同时 ,在知识史、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画地为牢。     

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

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特别关注思想史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常识世界的实际情况 ;注意“顺着看”而不是“倒着看” ,也就是注意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 ,而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来描述思想史 ;同时他们也有很自觉的亚洲史视野 ,十分关注日本以外 ,特别是互为背景和资源的近代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史。日本思想史学界的这种强烈的日本问题意识 ,值得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深思。因为中国的思想史写作 ,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处在西方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的强烈笼罩之下 ,而很少有明确的“他者”与“自我”意识 ,缺乏中国思想史的特别的问题意识。因此 ,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很有必要追问一下我们的思想史究竟是“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 ?     

思想及其历史的生活渊源——论“思想史”及其“对象”问题

哲学史就是关于"形而上者"的思想史;而其它思想史则是关于"形而下者"的思想史;但思想史还应有一个更本源的视域,那就是关于那种先行于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观念层级的视域,也就是那种未被理论化、甚至未被意识到的、类似于所谓"集体无意识"的领域.这种视野更为宽阔的思想史,可称之为"观念史".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的历史"乃是基于"主一客"观念架构的,而这种观念架构及其双方则均渊源于当下的生活感悟,"思想史"由此而可能.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方法与现实关注

思想史研究是一门认识学科，认识的起点在于认识历史，而目的则是理解现实的社会生活。思想史研究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可能的前提，是古代思想家与我们有着相同的道德诉求，如何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是人类恒久的思想主题。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遵循历史主义方法的同时，也应该有充分的现实关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避免复古主义倾向。     

生存论视野中的哲学史观新探

文章从对西方三种著名哲学史观的考察开始,指出不同的哲学史观体现了哲学史解释的多向度性,而这种特性奠基于人类生存思想史的哲学史之中,进而指出三种哲学史观是对人类生存思想史的多维视野的反映,最后提出作为人类生存思想史的哲学史应向对话和体验敞开。     

刘泽华与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刘泽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继承并发展了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主张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从具体的历史运动过程中把握历史。他通过历史和思想史研究所得出的“王权支配社会”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形态。刘泽华自觉地承袭了侯外庐学派所开创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但是也将此方法推向了极致，这是因为他提出的王权主义理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完全融为一个整体。近年来，哲学史、学术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思想史研究内部出现的不同方法，都对刘泽华的思想史研究形成了挑战。如何应对这些学术、思想挑战，对反思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而推进思想史研究的深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当前思想史研究领域一大热点问题的思考

本文考察了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一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学术源流,认为葛先生的方法是17世纪以来屡见不鲜的思想史研究法;进而评说了葛先生对侯外庐、任继愈先生与以往的思想史和哲学史著作的批评,对他自认为是“天经地义”和“终极依据”的历史观提出了质疑;由此展开对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讨论,认为匡亚明先生提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突破了以往把思想史视作“专史”的眼界,而使其具有了“通史”的性质,并且具有一般“通史”所不具备的广袤性、深刻性和鲜活的精神气息。此外,文章还对学者的学术素养和思想史著作评论的学术规范问题发表了看法。     

“思想的无端骄傲”——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本文是对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新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的学术评论。文章认为 ,葛先生“重写”思想史的基本路子即以论带史、以今视昔、以文领义 ,而“基本路子只有一条 ,一分为三 ,乃是方便说法”。事实上 ,思想史领域本来就别有洞天 ,“葛先生自许的突破之处 ,不过是划地为牢 ,然后纵身一跃 ,作突破状而已。”文章还批评了《中国思想史》中存在的理路不清、用词不当的一些“大议论”。本文作者总结道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评论这本书 ,我将说 :“在这本号称‘思想史’的书里 ,我看不到历史上的思想和知识 ,我只看到现在一位中国人葛兆光的‘思想’”。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