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税亩”新探

“初税亩”是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实行的一项重要经济改革措施,其意义关系到春秋时代社会变动的性质问题,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但因记载简略,其具体内容不详,给后人的理解带来了许多不便。一般的论者都从字面上理解“初税亩”为“履亩而税”,至于其具体方法、施行范围,税亩之后鲁国田制有什么变化,则因对当时土地制度的理解不同     

试论孔子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

<正> 一、孔子思想形成的原因(一)春秋时代的需要春秋时代属于过渡性社会——我们认为是从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的社会。那时候,一部分人看到了时代的趋势,知道这种趋势不可阻挡,因而顺应时势作出某些改革。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晋国的“作爰田”,鲁国的“初税亩”,楚国的“量入修赋”,就是这一系列改革中的荦荦大者。这些改革把土地王有制向私有制推进了一步。法律制度和内容也发生了变革。郑国“铸刑书”,晋国“铸刑鼎”,     

从禄赏制的演变看周代的土地制度——兼评“军功地主”论

春秋中叶“初税亩”之前,禄赏从属于宗法分封,与此相应,在所有制关系上形成了土地王有之下的等级占有制,在分配关系上形成了按封土分割地税收入的等级榨取关系。“初税亩”之后,改用以谷禄为主的俸禄制,赏田逐渐朝赐税的方向转化,领取谷禄的官吏不再对禄田享有经济上的占有权,庶人与土地的关系由疏运转向密切,由暂时使用变为永久占有。本文对学术界流行的“军功地主论”提出疑议,对军功地主兴起的时代、士卒赏田以及军功奖赏在生产关系变革中的作用作了深入探讨。     

也谈曹魏租调

周国林同志《曹魏“亩收租四升”辨误》一文,认为曹魏建安九年租调令中“亩收租四升”应为“亩收租四斗”之误。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特提出两个问题,以就教于周同志及大方。第一个问题,曹魏田税与汉代田税是何关系? 我以为,曹魏“亩收租四升”与汉代“三十税一”制是因袭关系。汉“三十税一”制产生于西汉景帝时期,当时的税额,按西汉前期“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计,每亩收3升强(《汉书·食货志》)。过去史家多看作是个变量,     

试论重耳流亡不到鲁国的原因

春秋初期,晋献公之子重耳为躲避国内的动乱被迫在诸侯国进行了长达19年的政治流亡。其不到鲁国是因为鲁国在地理位置上不具有流亡的政治优势;鲁国之国力不足以作为重耳复国的有力外援;鲁国“以文立国”与其“以武强国”的政治理想相违背。     

春秋“用田赋”考实

春秋后期百余年间,各诸侯国一系列赋税改革,以鲁最典型。鲁宣十五年“初税亩”开其端,哀十二年“用田赋”终其果;“用田赋”即春秋赋税演变的最高标志。对“用田赋”真实内容的了解,既有助于对此前历次赋税变革实质的认识,更能标示终春秋世,赋税形态的程度以及在整个赋税演进中所处地位。古今学人,对“用田赋”的具体,已倾注大量可贵心血,但分岐至今亦仍严重。笔者择可而从,提出看法供批评指正。     

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头役佥派

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收头和柜头,是条鞭法推行后税银官收“自封投柜”过程中的主要执行人和实际操控者。头役从最初的看柜收银到拥有催科、倾锭、解运,甚至包征包赔等,功能不断拓展,几乎覆盖了税银“官收官解”的整个流程,头役也成为赋役领域官民之间的代理人。头役佥派之制施行之初,有效地减轻了粮长里甲侵吞之弊,然法久弊生,头役对国家财政和基层社会均产生了消极影响。佥派头役收掌税银之法,也是赋役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调适的结果,从明代源于民间的歇家包揽钱粮,到清代出自官府的书差包征田赋,明后期的佥派头役正处于过渡环节,是官府借民间力量对社会控制的方式之一。在基层社会各项赋役征派的实际运作中,头役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通考

中国历史纪年可由《史记.鲁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所见的鲁国纪年上溯到西周初年。推求西周王年,现存鲁国纪年仍是最基本、最可靠的参照系统。以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贯通考证,可为西周史及鲁国史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具体而可信的年代框架。     

上博竹书《鲁邦大旱》管见

上海博物馆楚竹书有《鲁邦大旱》 ,鲁国此次大旱可能发生在孔子归鲁到去世的六年之内。《鲁邦大旱》有孔子所说 :“邦大旱 ,毋乃失诸刑与德乎”一语 ,孔子常常论述“刑”与“德”的关系 ,该篇所记应该是孔子评论鲁国大旱与其当政者“刑”、“德”措置的关系问题 ;哀公礼尊孔子 ,常常向孔子请教 ,大量的哀公问政于孔子的材料可与该篇相互印证。种种迹象显示 ,该篇是研究孔子思想与鲁国文化的宝贵资料。     

“分田劫假”析

如何解释“分田劫假”,这是涉及到正确分析汉代剥削方式和阶级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 “分田劫假”,出自王莽说的一段话,有载于《汉书·食货志》和《汉书·王莽传》,原文是这样的 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 一,常有更赋,罢(疲)癃咸出,     

颜回思想的积极因素

颜回,名渊,字子渊,春秋末年鲁国人,孔门弟子之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回年二十九,发尽白,早死。”其生卒年说法不一,主要有享年四十一岁(公元前521—481年)说和享年三十一岁(公元前521——491年)说。《论语·雍也》记他“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知他家并不富裕。《庄子·让王》则记他家有“郭外之田五十亩……郭内之田四十亩。”《史记》又记他和父亲颜季路“父子尝各异事孔子。”父子二人同     

戳穿孔丘“仁政”的画皮

在孔丘的老家——山东曲阜现存的一些历史遗迹、文物中,有力地戳穿了孔丘“仁政”的画皮。公元前五○八年,孔丘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这个假仁假义的家伙,在他上台后仅仅七天的时間,就把在鲁国享有盛名的革新派人物少正卯残酷地杀害了。在古鲁国南门外(今山东曲阜城东南三里的地方),有个“两观台”,当时在这里立着一个“两观闕”,它位于雉门(一称章     

明代矿监税使事件中的原奏官（民）、委官及参随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明神宗万历皇帝派出宦官往各处采矿,此后增派税使,统称“矿监税使”或“矿监税监”,简称“矿税”。奏请开矿课税的“原奏官”随之而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凡矿监税使派出,必由原奏官而起;凡矿监税使所到之处,必携原奏官同往。原奏官成为万历时期矿监税使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矿监税使和原奏官清一色的“京官”身份,委官和参随则复杂得多。     

唐代西州青苗簿与租佃制下的地税

隋朝与唐前期,在征收租调的同时,还征收户税与义仓地税。户税据户等按户征收;租调力役按丁,而不管其“受田”之多、寡,有、无;义仓地税则经历了按亩征收与按户等征收的变化。隋唐时期,租佃制已很盛行(麴氏高昌与唐代西州尤其如此)。租佃制对租庸调以及户税的征收没有直接影响,而对义仓地税,则有由谁交纳的问题。     

秦自商鞅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

<正> 一租秦征收租赋的标准是什么?杜佑、马端临皆言“舍地而税人”。有的同志认为秦“田租的征收办法,是以一户(五口之家)有田百亩的假设,而按人户征收的”。其实,秦的赋税制度是既“税人”而又未尝“舍地”。一部分按人户征收,若户赋之类。而田租刍稿则是按四亩征收的。这可从如下事实看出。第一、出土秦律《法律答问》指出:已经向农民收了租,不报,叫做“匿田”:“弗徭使,弗令出户赋”,叫做“匿     

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

<正> 墨子的里籍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为解决这个悬案,自1987年以来,我曾先后写过五篇论文,从不同的侧面进行探讨,所得的结论是:“墨子的里籍应在今山东省滕州市境内。”此说,曾通函请教张岱年、任继愈、杨向奎等前辈,对此,他们深表赞同。不过,近年来又有人重提某些被前人早已否定的说法,把学术界绝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墨子为鲁国人”的说法也予否定了。我所考定的“墨子的里籍应在今之滕州”,是基于“墨子为鲁国人说”之上的。如“墨子为鲁国人说”被否定,我所得的结论,也将失去一个重要     

魯国建国前曲阜一帶的历史考查

<正> 鲁国约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在曲阜一带建国;建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高度发展,对当时各国更有很大影响。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鲁国建国前这一带文化的发达是分不开的。(一) 鲁国建都曲阜。曲阜一带就是指以曲阜为中心的、当年鲁国的辖区而言。东汉应邵在解释“曲阜”之名的来历时说:“城东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转引自乾隆版《曲阜县志》)。今之曲阜城东,还残留着一个委曲八、九里长的大阜。这一情况说明,今     

春秋鲁国“一继—及，鲁之常也”辨

三代王位的传承途径具有相对的复杂性,并不是开始就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春秋鲁国的“一继一及,鲁之常也”的特例,既是夏代家天下确立后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上家族之争的斗争孑遗,也来源于周公个人的政治作为,鲁国嫡长子继承制度的确立,是家族由大变小的趋势产物,反映了三代王位继承上“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的斗争与妥协的结果。     

宋元明初纳税通知单的形式与内容

目前关于纳税通知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易知由单”,时段为正德以后,而宋元明初的相关研究基本上还没有展开。给各户发纳税通知单,应是“份地制”取消后的客观要求。宋元时期纳税通知单的名称五花八门,有“凭由”“由子”“税由”“由帖”等十余种。明初各户的纳税通知单隐藏在黄册制度之中,而各役的纳税通知单隐藏在勘合制度之中,为学界所不知。实际上明初不仅有纳税通知单,而且还有全国统一性的制作规范。各户的纳税通知单多称“户由”“税粮由帖”“由帖”“由票”等,但以“户由”为普遍称呼,是黄册制度执行上的一环。各役的纳税通知单多称“勘合”,由户部直接发给粮长等役,是明初勘合制度执行上的一环。     

春秋时期鲁国施氏家族探析

春秋时期鲁国施氏是为数众多的中、下等贵族的代表。它在鲁国政治中与高层贵族有矛盾也有联合。施氏治家谨严,守家以礼,慎言慎行,故而家世绵延很久。施氏家族的“施伯”更是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对鲁庄公的影响很大。上博简《曹沫之陈》所载其对天命的看法应当是春秋时期鲁国乃至各国贤大夫的共识,对于认识相关儒家思想的渊源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