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儿童叙事的主题研究

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中儿童群体一直是被忽视的重要群体。通过梳理发现,新时期以来涉及儿童的小说,其主题主要有成长主题、教育主题、社会浪潮的冲击主题、精神家园的建构主题等。通过对这些话题的关注和总结,我们发现它们不仅仅体现着作家独特的社会反思、美学理想和人文关怀,同时也可以成为打开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全新的视角,开掘出新的研究领域。     

《受戒》:新时期小说的真正开端

一般认为 ,新时期小说始于刘心武的《班主任》 ,但是 ,从新的视角来分析 ,1 980年发表在《北京文学》十月号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义的小说。这篇小说具有新的价值坐标 ,呈现为一种“革命性” ,无论是主题、视角、文体还是艺术本质、作家的审美意识、小说的艺术精神都有极大的变革 ,有着全新的面目。它在主题、文体、美学风格等方面对新时期小说都产生了影响。     

多层叙述的艺术力量——巴金《复仇》的叙事结构分析

巴金的小说《复仇》以其独特的叙述风格和写作手法,讲述了一个由“幸福”这一话题所引发的故事.小说的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叙述焦距与叙述视角,都有值得研究之处.从这些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三重叙述空间在这篇小说中的独特性.     

论新时期小说叙述视角的转换

新时期小说叙述视角的转换,是与叙述人称的转换联系在一起的。在叙述人称和叙述视角的双重转变中,形成小说叙述视角转换的多种形式。小说叙述视角的转换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叙述者的同一性是视角转换的有利条件;相同叙述人称下的视角转换需要一定的提示;叙述视角的转换还需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适当的频率。     

谈王蒙幽默风格的现实思想基础

对王蒙小说的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研究表明,从塑造典型人物和创造典型意境,捕捉典型情绪这两个角度来评价王蒙的小说,是不完全的。研究王蒙小说以讽刺和幽献的独特形式巧妙地剪取典型世相来估量王蒙小说的总体成就,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详考王蒙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历史,就会发现,王蒙对他的讽刺幽默体小说的     

论鲁迅的文化选择与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关联

在20世纪中西文化冲突的大潮中,鲁迅以他独特的历史“中间物”的文化视角,提出了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化建设主张。这一文化选择深深地影响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本文通过对新时期的伤痕、寻根、新写实等小说的分析,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这对我们如何真正实现文化的现代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的“西化”倾向与问题

学界普遍认为新时期意识流小说是外来文艺思潮影响的产物,是对西方意识流小说进行观念移植、技巧模仿的结晶。在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中存在着"西化"倾向,新时期意识流小说应该有两个"源头",一是西方意识流文学,发挥着外来因素的启发和诱导的作用,决定了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名称和表述方式;一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资源,影响了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内容和实际,是新时期意识流小说产生的内在依据和土壤基础。     

论弗洛伊德理论对新时期小说批评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新时期小说批评在视角和方法上的影响,历时性探讨了新时期批评家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接受和扬弃,以及这种接受的意义。     

作为形式反拨的悲伤自叙传——新时期和文革时期知青小说文本形式之对比分析

新时期知青小说在文体形式上采用了与文革时期知青小说相对抗的新形式:一、文革时期知青小说的全知叙事在新时期知青小说中转为限知叙事;二、文革时期知青小说中的"凡人看异人"模式在新时期知青小说中转为自叙传;三、文革时期知青小说中高昂明亮的喜剧色彩在新时期知青小说中转为浓郁的悲剧气息。这三种情形源于知青文学叙事从依赖政治权威向依赖个体经验的转变。     

风俗画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汪曾祺的小说以其浓厚的乡土风情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据特殊位置,并使其与其他乡土派作家异趣。风俗画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具有独立的意义,与其叙事视角、结构方式、语言表达方式成一体,是其小说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内在要求     

狂欢年代的“荒山之恋”——王安忆小说“三恋”的叙述经验

王安忆的小说“三恋”,在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冲破“性爱禁区”的重要作品。这样的认识,一直影响到文学史对她的书写。通过细读办法,可以深入到小说内部,发现另外一些文本效果,同时也对作者当时隐秘的创作意图做出新的解释。显而易见,单纯的批评视角已不足以揭示80年代小说多元化的生产机制了,因为除了“纯文学”的因素外,大众文化也在进军小说的领域,成为其构思和谋篇构局的复杂语境。     

《蝇王》:“日神”与“酒神”的人性冲突

为揭示人性恶这一主题,威廉.戈尔丁在《蝇王》中精心营造了一个观察人类本性的理想环境。在这里,人性的善恶借助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艺术冲突得以充分展现。这里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不是按照小说中拉尔夫和杰克这两个角色进行的二分法,而是两种精神在同属某个角色基础上的冲突和较量。     

“在”字句的语用价值和特点

从语用平面探讨了“在”字句在语境中突现出来的语用价值和特点,并指出动作“在”字句和状态“在”字句在语用特点上的不同,以及在语言交际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两种不同的信息结构模式。动作“在”字句的信息结构模式是“已知信息——新信息”,状态“在”字句的信息结构模式是“新信息——新信息”。     

“翻译研究学派”的哲学解读

20世纪70年代,在翻译学科发展陷入困境之时,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应运而生。翻译研究学派在推动翻译研究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吸引着一部分人把关注目光投向了这一学派迅速崛起的背后成因。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视角,本文将客观、真实地解读＂翻译研究学派＂的学术主张以及发展历程。     

寻根文学:文革思维的超越与残留 --《棋王》《爸爸爸》的叙事学分析

寻报文学并没有完成其所希望的为民族文化寻根的历史使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寻根的作家们在思维方武和叙事范式上还局限于文革时期的话语霸权和思维惯性。参照叙事学理论对寻根文学话语霸权进行阐释有助于对新时期文学中的文革思维的反思与超越。     

社会主体诉求变迁与意识形态建设——基于历史视角的分析

意识形态只有真正代表它所要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并在实践上满足、实现它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意识形态建设才能取得实效性成果。深入考察可以发现,目前我国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不管在内容上还是在实现方式上都较以往有了很大变化。意识形态建设必须依据社会成员利益诉求的这种变化,将单向性灌输模式转变为实践性建设模式,切实消除意识形态建设漂浮于、隔断于生活现实的缺陷。     

纳莉的"谎言"

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我们可以把握纳莉·丁这一关键人物的言语策略和围绕她而展开的结构安排,从而发现作品持久的魅力正是来自于作者在形式上的创新追求和对19世纪上半期,即英国资本主发展时期各个阶层之间矛盾冲突的真实描绘.     

社会转型与执政党组织建设的调适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完成自身的转型同时要不断调适自己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现实要求。执政党必须不断调适自身的组织基础、组织资源、组织制度及组织绩效,才能不断回应和解答现实提出各种挑战,努力形成合力,进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宁夏板块”

“宁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始于社会主义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和忧患之后的慷慨悲歌征服了大江南北。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不仅提升了宁夏文学总体的创作水平,也为宁夏文学在中国文坛赢得了美好声誉。进入20世纪90年代,宁夏文学在略事犹豫和徘徊之后,终于在新世纪前后,再次向中国文坛奉献了“宁夏青年作家群”。这一创作群体的崛起,不仅给新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学界吹来一股清新怡人的创作之风,而且,这一与广阔深厚的中国古老土地和“中国经验”血脉相连,并因此取得了不凡文学业绩的青年创作群体的成功,也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于偏远地区的文学创作事业,只要领导得法,调动有方,是可以走在全国前列的。     

"方法论"的引领: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文学术

20世纪末的中国人文学术,虽然并没有像80年代中后期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方法论,倡导方法论,但丝毫没有忘却学术研究对方法论的总结、运用与开掘;无论在哲学、历史学还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内,学术方法论的更其深入、更其沉潜、更其扎实的思考,都似乎可以理解为中国人文学界对于新世纪学术的一种最直接的贡献,或者说是一种最切实的导引,一种最热烈的企盼.考察20世纪末三年中国人文学术的基本成就,应能清晰地看出,作为那个世纪中国人文学者走向新世纪基本学术姿态的显现,更深入、更沉潜、更扎实地思考方法论问题,总结、介绍并运用中外古今学术方法,开掘新的研究方法,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人文学术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