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韬的教育实践

王韬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代改革思想家。他的有关改革的议论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个领域，其思想之解放、态度之激烈、呐喊之坚定在当时无人出其右。但是，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王韬严格说来只是一个“改革呼唤着”（Advocate－reformer），而非“改革家”（Reformer）①。他一生几乎没有机会参与改革的实践活动。唯一的例外是在教育方面。他不仅拥有一整套的教育改革构想，而且亲自参加了教育改革的实践活动。本文拟结合王韬的教育改革议论着重考察他在担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期间的从教实践，从中揭示出王韬教…     

谁是我国近代介绍西方哲学的第一人

学术界向以严复于１８９５年译《天演论》等书为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之滥觞,然而,若就西方哲学 输入先后而言,则在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等书之前的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王韬就开始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 译介传播工作。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王韬作《英人倍根》一文,向国人介绍了培根哲学的基本精神。八十年代, 王韬入主上海格致书院。在王韬的主持下,王韬和书院的教席不仅向学员教授介绍了古希腊率达哥拉斯、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思想,而且向学员重点讲授了英国哲学,其中主要是近代培根和当代达尔文、斯 宾塞的思想,并对各家思想作了颇有见地的评述。当然,王韬及格致书院对西方哲学的介绍还是初步的、简略 的,但他们传播西方哲学,筚路蓝缕,有开创之功,是值是纪念的。     

王韬到过俄国吗?

介绍王韬生平的作品几乎都说他曾到过俄国,如《中国近代史辞典》即说王韬”由理雅各邀往英国译书,并游历英、法、俄等国”。其实,这种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一八六七年,王韬应英国传教士理雅各之邀,前往英国佐其翻译中国经书。他从香港动身,途中经新加坡、印度、锡兰、埃及、意大利、法国等国,但王韬经过这些国家都系顺路,并未特地到任何国家观光。而俄国不在其路线之内,因而,他也未到俄国。他从英国返回香港时也未到俄国。他赴英所经之处在《漫游随录》一书中均曾谈及,根本没有谈及俄国。一八七九年,王韬应日本友人之邀,曾到日     

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在华活动述论

哈巴安德是鸦片战争后较早来到中国的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也是该差会在粤传教活动的开创者。在华期间,他主要在澳门、广州等地活动,时间长达47年,兴办了诸如神学日校、普通男女中小学、格致书院这样的早期高等教会院校,参与近世教育革新,并积极开展华南地区的医疗事业,出版和发行反映中国现状的论著,反对鸦片贸易,让西方进一步了解中国。哈巴安德是当时对中国社会具有深刻了解的西方人士,他把西方现代教育、医学、天文、宗教等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促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在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晚清平民知识分子的西学道路——评王韬与沈毓桂西化思想背景的异同

在西学初传中国的19世纪50年代就与西方传教士密切交往,长期服务于他们,而且此后能在思想文化领域作出一番成就的近代人物中,王韬与     

中国近代早期对西方社会进化论的反响——以受传教士影响的知识精英为考察对象

中国人一开始就是在社会进化论意义上理解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社会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观念意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事实上并不构成中国接受社会进化论的障碍.构成难以接受社会进化论障碍的是19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和知识精英的人生态度.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19世纪60年代在香港,有过两次与社会进化论相关的“强弱论”问题的讨论.参与这两次讨论的王韬,主张以“用强”的立场应对西方的挑战,但他最终也未成为社会进化论者.象王韬这样的直接参与传教士西学传播活动的知识精英,不能以先驱者的姿态对在西方有广泛影”向的社会进化论以积极的理解,并主动予以传播,社会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就无庸置疑地被推迟了.     

再谈王韬和格致书院对西方哲学的介绍

拙作《谁是我国近代介绍西方哲学的第一人》在《东岳论丛》2 0 0 0年第 4期发表后 ,笔者又发现了一些有关王韬和格致书院介绍西方哲学的新材料 ,主要有 :一、《西国天学源流》、《西学原始考》等书 ,英人伟烈亚力口述 ,王韬笔译 ,成书于 1 9世纪 5 0年代至 6 0年代初 ,在介绍西方科学简史的同时 ,介绍了西方古代、中世纪 ,特别是西方近代著名哲学家培根等人的主要思想。二、英人慕维廉撰《格致新法》 ,载光绪三年 ( 1 877)《格致汇编》第 3— 1 0期 ,大略介绍了培根《新工具》第一卷的内容。三、颜永京译斯宾塞的《肆业要览》一书 ,最早由上海美华书馆于 1 882年刊刻全译本。四、傅兰雅著《理学须知》一书 ,光绪 2 4年 ( 1 898)格致书室刊行 ,介绍了约翰·穆勒的《逻辑体系》一书的主要内容等。他们对西方哲学的介绍要比严复早数年或数十年 ,而这正是被学术界所忽略了的。     

遭遇西方技术文明--以王韬为例

王韬在他介绍上海的专书<瀛壖杂志>中介绍了很多科学技术新事物,像照像、船舶、火器、煤气灯、电报、博物院、消防水龙、缝纫机、印书馆.以王韬对于照像技术的关注为例.他介绍到:"西人照像之法,盖即光学之一端,而亦参以化学.其法先为穴柜,借日之光,摄影入镜中.     

中国著名学术机构: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前身是创立于1887年的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先生曾习医于此.当时西方列强争相在中国成立大学,时任港督卢押认为英国也应该在香港立一所大学,一来与其他列强竞争,二来让中国人(尤其是香港人)认同英国的价值观,而非其他列强的,好使英国便于在华南拓展势力,和巩固在香港的管治.     

近代港人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诠》及其经济思想

何启(1859—1914年),字迪之,号沃生,原籍广东南海.毕业于香港中央书院(后改为“皇仁书院”).后赴英国留学,学医和学法律.光绪八年(1882年)回香港,任律师.十三年创办雅利氏医院,附设有西医书院.孙中山即于这一年进西医书院学习,故同何启     

全球观念下的文化视野——论王韬的文言小说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一部分中国人逐渐形成完整的全球文化观念.王韬全球文化观念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他较早接触西方文化和游历西方国家的经历.在这一观念指导下,王韬的三部文言小说呈现出全新的文化视野,主要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文化的启示;中西文化观照中的民族自豪感、平等意识与爱国思想;中国人希望认识世界畅游全球的迫切愿望和异域见闻录;令人耳目一新的异国女性形象等几个方面.     

王韬撰文《遐迩贯珍》考——兼议王韬报业活动之起点

1854年7、8月间《遐迩贯珍》刊载的《瀛海笔记》和《瀛海再笔》,是目前所见王韬发表最早的两篇报刊文章。但是,由于同一时期王韬近代报刊意识缺乏等一些具体原因,王韬为《遐迩贯珍》撰稿之举,尚不能成为认定他从事报业活动起点之标志。该起点从1870年代初王韬兼任《香港近事编录》编辑算起较为合适。更明确之标志,当非王韬于1874年受聘出任《循环日报》"正主笔"一事莫属。     

耶稣会士张诚眼中的蒙古地区

张诚一行于清初康熙年间来华,开启了中西方交流的新纪元.张诚曾前后八次前往蒙古地区旅行,他在蒙古地区的经纬度测量、游历见闻、对时局及社会众生形象的记述构成了他对蒙古的认知,是西方传教士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诚将这种认知传递回欧洲,成了18世纪西方获得蒙古相关知识的主要来源,使欧洲有了对蒙古地区的整体认知.为西方对蒙古地区及蒙古民族的关注及研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论王韬西方观的形成

王韬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最早走向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站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前沿,矢志不渝地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从而形成了独特而又具鲜明时代性的西方观.探寻王韬西方观产生和形成的基本线索,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西文化的异同,回顾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三世纪的两部蒙古行记——《普兰·迦儿宾行记》和《鲁布鲁克行记》

十三世纪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大动荡的世纪。从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在大半个世纪中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远征,以雷霆之势扫除了无数封建壁垒建立起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由于壁垒的扫除,欧亚之间在相当长期间的交通畅通,十三世纪时有不少欧洲人从西方来到东方,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而早于马可波罗二三十年就已有不少欧洲传教士曾从西方来到东方,其中有两位西欧传教士普兰·迦儿宾和鲁布鲁克曾分别于1246年和1253—54年来到蒙古地区,记载下了有关蒙古社会各方面情况的行记,是研究早期蒙古史的重要史籍。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传教士在华的文化活动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英、美等西方传教士涉足香港和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东南沿海城镇,传播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他们从传教的目的出发,出版介绍西方文化的图书,创办新式杂志,同时建立了一些近代新型学堂,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展示了一种崭新的西方文化,使一批有识之士眼界大开,并产生了新的思想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主观意图是向中国人嫁接他们的宗教文化,而客观效果则与之相反,接受基督教者寥寥无几,倒是那些非常有限的西方科技、教育文化成了先进中国人求之不得的睁眼看世界的精神食粮。     

《瀛环志略》反映的近代世界格局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与林则徐、魏源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一样，使国人开始将眼界扩展到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对封闭的中国起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一、对欧洲格局的分析研究１９世纪初，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基本上是以维持英法等几个大国在欧洲的均势为主。１８１５年取代维也纳格局的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争夺欧洲的霸权或全球殖民地。《瀛环志略》对当时欧洲形势及格局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正如当时一位叫史密斯的英国传教士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徐氏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和政治的…     

近代武汉教会书院述论

近代武汉地区的教会书院产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基督教各教派的传教士所创办,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和慈善性质。在办学过程中,教会书院率先将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引入内地,在女子教育、体育教学、师资培训等方面也颇有建树,并且十分注重英语教学。因此,它们虽用书院之名,却是移植到内地的新式学校,在新旧教育制度的转换过程中起到了样板作用,武汉的近代教育是从教会书院起步的。     

17—19世纪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分裂

明代末年,中国文化经传教士之手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它推动着僵化保守的欧洲封建神学自我革新,刺激着西方思想界的启蒙运动,加速了西方文明的演化进程,西方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的享有而自强。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在中西文化的交往中,并没有引起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充分享有。中华文化反而在基督教"中华归主"的共同理想下,在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征服者一以贯之的"纳中入西"策略实施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深重的历史危机。这一切与中、西社会在彼此文化的交流竞争中,对主动与被动交往方式的不同抉择是密切相关的。     

论近代报章政论体之始——“王韬体”

王韬是近代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是一位以觉世为己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 ,寓居香港凡二十年余年 ,创办影响久远的《循环日报》 ,成为近代“第一报人”。他以思想家与报人合一的角色 ,原创了近代报章体政论。这种报章体或可名之为“王韬体”。王韬体政论关注时务 ,洞察世界 ,深刻批判封建政制 ,倡言变法洋务 ,体现了某种“民间”的独立性与深刻性。其体式语言反“时文”规范 ,求自然通脱 ,便于表达作者的情志。王韬体实为梁启超新文体之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