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报酬

我关上办公室厚重的橡木门，拉下遮住大厅窗户的狭长的百叶窗，扯开脖子上的领带，安全地躲掉来来往往职员和同事的眼睛，无奈地跌坐在我那气派的丹麦灰皮质情人座椅上，阖上沉重的双眼。     

竹灯

对于大多数城里人来说，大山深处的那些孩子们的生活、上学之艰难有些是难以想象的。本文作者李广字1997年参加大连开发区青年志愿者活动，去全国极贫县——贵州盘县两河乡中学任教，四百多个日子里的所见所闻令他有了许多真切的感悟。     

人在难处

人生在世,谁没有在难处的时候呢? 我们家最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关进监狱,母亲没有工作,家里彻底断绝了经济来源。我如今每每在已经变得繁华起来的城市给女儿指出当年自己挖野菜、拣煤核的地方,女儿怀疑我那是天方夜谭般的故事,或索性问我:“你那是旧社会吧?”那时,母亲到处求人,揽来了钉纽扣、锁扣眼的加工活儿。一件上衣五分钱,一条裤子三分钱。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勉强糊口。我永远记得母亲眯了眼,凑到灯下纫针的情景。不到40岁,母亲早早就花了眼。     

“朋友，请您有空来坐坐”

在纽约皇后区51街41—16栋4楼的一间住宅里，有一个免费的卡拉OK厅，曾一度兴旺，吸引了许多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的华裔男女，每周三、六的下午2点至深夜2点，可以免费去唱歌，且备有免费的啤酒、可乐和宵夜小吃。这在美国是很令人称奇的事情。     

下放部队农场的日子——一个“老五届”大学生的回忆

“文革”时,我们(“老五届”大学生——编者注)几乎是被一鞭子赶到部队农场的。     

票证忆旧：苦恼人的笑

记得我上高一时,弟弟上初一。当时食油是按户口人数供应的。全家四口人一共二斤。这在今天根本不够,但当时,我家不但每月靠这两斤油,连住在农村的爷爷、奶奶来北京时,也和我们一起分享。因此,这两斤油一直显得很珍贵。     

人生好比住店

平白君引丰子恺先生《车厢社会》中语，说人生好比乘车，很是贴切：     

冲出死亡的冰海——勇斗极地风暴的“向阳红10号”

1984年11月。经我国政府批准，我国第一次派出科学考察队前往南极洲，任务是建立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站，并开展对南大洋的科学考察。这是八十年代中国科学技术领域的一件大事。我当时作为光明日报特派记者有幸参加这次远征南极的壮举。于是我乘飞机飞往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在那里，     

梦碎着并满着

时光就如同握在手中的细沙,不知不觉中,四个年头已悄然流走,在夏日微热的风中被吹散得零零落落。四年如一瞬,走出繁复而简单的象牙塔,新的梦想即将开始。 在拥挤的车厢站立了近十个小时之后,终于熬到了深圳。作为广告专业的学生,我明白深圳的竞争力     

我的“幻丑”情结几时休

患者月怡自述: 父亲是个音乐迷,出于对艺术的钟爱吧,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拿着家里的全部积蓄,为我买了一架钢琴,很快,我就能在那架比我还要高出一个头的钢琴上,弹出几首简单的乐曲了。 转眼间,我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学习音乐课时,为了炫耀,我对老师说:"我也会弹这个。"老师自然是不相信,在那个年代,会弹钢琴的小孩子并不多见。     

沈伯伯的信

我们家很富有，拥有许多沈伯伯——沈从文先生写给我们的信。我很小时，见到他写给母亲的，随后又看到写给父亲的。就连“文革”中我在新疆的时候，也和他通过不少信。这些信大部分还保留着，其中这封影印在后面的，还编进了《沈从文全集》。     

幸福的橘子

童年的一只橘子就能让你多么快乐啊,从什么时候起,你的笑脸不见了呢? 小时候吃橘子对于我是一种奢侈。尽管那是一种在家乡十分常见的水果,便宜到只有两毛钱一斤。通常只有在期末考到第一名,又恰好遇上橘子上市的季节,妈妈才会喜笑颜开,从包了一层又一层的花布手     

幸福其实很简单

记忆里,那个冬夜很长。 那年,男友早我一年大学毕业,他提前进入了"角色"。为和男友一起留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我们艰难地在生活中跋涉着。 那时,我俩都没正式工作。男友是学三维电脑设计的,刚刚揽到一家设计广告公司的临时差事,没日没夜     

“算计”掉的未来

现在想来,提出离婚是丈夫一时情迷心窍,如果我用妻子的温柔拉他一把,我相信小插曲不会影响主旋律,然而当时的我已经丧失了理智……     

东京理发记

鼻毛长出鼻孔时，我便想起第一次在东京理发的狼狈情形。我的鼻毛原本不出鼻孔，但自从那次被剪之后就不老实起来。     

做一个书呆子

在我们人间，曾经和继续存在着对于书呆子的种种传说与笑话。阿基米德，当敌人的大刀架到自己脖子上的时候，还能从容地说，让我把这一道题做完。一般人对此的理解是他大胆，视死如归，我看他未必是大胆，是他绝对地做题做得投入。你让一个官场上八面玲珑的人去理解陈景润所研究的数学，他将目瞪口呆。     

勇敢的葛莱丝

葛莱丝是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富有倔强执拗的性格特点，她什么事儿都敢做，什么事儿都要做。当然，她也有她的矜持，一般说那种蹦蹦跳跳的事儿是不屑去做了，如果她想做的话——我怀疑她有没有这种能力——她大概已有八十六岁了。     

书生放牛

“文革”期间。一大批书生被赶到乡下,他们中很多人都干过一件事,即：放牛。在乡下,大约放牛是一件最简单容易的工作,所以,我们常能见到许多五六岁的小孩子或是老得不能劳动的老人出门放牛。他们仿佛学都不用学,天生便能把牛放好。但书生却不行。书生之所以是书生。是因为他比别人多了一种书呆子气,     

给洋人当教头的前前后后

1972年底,我从江西一个山沟沟里调回北京,结束了三年零一个月的“五七战士”生活。学院“文革”中被撤消,并没恢复,我是沾了妻子的光才回来的。她是医生,我是汉语教员,这证明我小时候父亲要我长大当个“科技人员”是高瞻远瞩的。这一年我39岁,正是父亲去世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