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与村之间的三重关系

乡镇与村庄之间具有三重关系:一是乡镇党委与村党支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二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事务范围内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三是乡镇政府与农民在政府依法行政事务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第一重关系体现了党的领导原则,第二重关系体现了村民自治原则,第三重关系体现了依法行政原则。乡与村之间的这三重关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其中任何一种关系来否定其他两种关系,或以其中任何一个原则来否定其他两个原则,都会造成乡村关系的失调。从我国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建设良性互动的乡村关系,关键在于融三重关系为一体,使其有机配…     

民国时期三大乡村建设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晏阳初创造的“平民教育一乡村科学化”模式、梁漱漠创造的“文化复兴一乡村学校化”模式和卢作孚创造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为民国时期的三大乡村建设模式。三位先生的生平及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其有关乡村建设的使命、步骤、内容及动力的基本理论和主张也各具特色。他们的乡村建设思想可为解决当代中国“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乡村治理的善治路径取向探析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政府管理的过程。治理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因此需要寻求良好的治理。良好的治理即善治。当前,要实现中国乡村善治,有三大治理路径:一是优化乡村民主治理结构,营造乡村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二是推行新型农村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三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新常态下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理性选择——以安徽省为例

就近城镇化是新常态下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理性选择,是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重要举措。其具有三大典型意义: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扭转经济下行趋势,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治愈"城市病"和"农村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针对当前四个突出问题:市民化进程滞后;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城镇综合承载力不足和体制机制不够完善,建议采取五大对策:规划三级平台,完善新型城镇化规划体系;就近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互促共进;强化产业支撑,积极促进稳定就业;完善公共产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体制机制,破除农民就近城镇化障碍等。     

回眸民国时期三大乡村建设模式

民国时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诞生过一批乡村建设运动的知名活动家。其中最为著名、最有代表性的活动家有三位,即主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 在河北省定县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约10年,创造了“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的晏阳初;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省邹平县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约7年,创造了“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模式的梁漱溟;主持四川省江巴壁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市北碚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约20 年,创造了“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的卢作孚。三位先生有关乡村建设的主张和实践各具特色,对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峡库区"后移民时期"重大社会问题前瞻研究

三峡库区“后移民时期”,特指工程完工后三峡库区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和为解决移民历史遗留问题的时期。这个时期面临多项任务：一是移民安稳致富;二是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三是地质灾害防治;四是水库管理。在新阶段,应着力破解“库区产业空虚化综合症”,三峡库区工作重心由移民迁建为主向以移民搬迁、产业发展、移民就业、生态建设全面推进为主转移。     

“三农”问题困扰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选举推动了乡村民主化的进程,并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农村政治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最近有学者仍然认为,由于宪法和法律有关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国家的行政权力被限制在乡镇一级政府,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这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国家在农村的行动方式开始法制化、契约化和政策化。因此,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扮演了农村社会…     

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选择——论项目法人及投融资方式的创新

<正> 我国要在未来的十五年内,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宏伟战略目标,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并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必须加快目前相对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克服经济的“瓶颈”制约,并且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规模迅速膨胀与资金严重短缺的矛盾,大多建设项目效益低下等问题。 为此,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基础设施建设从高度集中的单一计划经济模式中解脱出来,在积极推进投融资体     

“九五”期间四川省国有企业改革规划和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安排

<正> 一、“九五”期间全省国有企业改革规划 “九五”期间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因此,要继续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围绕企业制度创新,推进各项改革,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重点抓好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     

论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的政府公共服务改革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政府一项重要职能。推进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是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使政府的发展理念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全面健康均衡发展”上来的迫切要求,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素。要积极推进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明确政府职能定位,合理界定政府管理经济的范围,从根本上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方式、方法,提供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公共服务机制。     

技术治理情境下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体制重构

在当前简约治理转向技术治理、间接治理转向直接治理的大背景下,乡村两级的实际治权在不断弱化,由此衍生出诸多问题,主要包括行政力量过度下沉、乡村工作软指标的硬指标化、乡村两级责权利不对等、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缺乏、村民自治演变为村干部自治、谋利型上访的"刁民"增多。为维护乡村公共利益,探求建立一种公共规则之上的、契合乡村社会基础的、简约高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成为当今乡村治理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探索

<正> 据悉,新一轮改革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坚持采取“整体渐进,阶段突破”的战略,当前着重解决宏观调控体制问题;二是采取“总体配套,分头实施”的方式,五大体制改革方案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由各有关部门分头落实;三是十分注重改革总体思路与具体操作的紧密结合,从而积极,稳妥、有效地推进改革的实际进程。     

认同、互构：德孝文化与乡村善治的耦合机理

建设和繁荣乡村先进文化,培育乡风文明新气象,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路径。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礼治、政治、自治的不同阶段,正在向善治的方向发展。当前,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实施载体,是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实践中,产生于乡土社会的德孝文化与推进乡村善治相耦合成为重要的路径选择。目前,各地已成功开展了孝行天下、孝道文化大餐、孝道村民学堂等活动。以各地实践为参考,可以发现,通过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孝因子,凭借道德和关系在乡村社会的双重耦合,可以促进现代乡村秩序与活力的统一。具体而言,就是以道德耦合涵养乡村文明生态、夯实乡村治理基础,以关系耦合构建乡村共同体、强化乡村社会关联,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五个维度

<正>一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与治理理念革新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是政府职能定位、政府官员角色定位和治理思维方式的外在表现和行动逻辑。精细化治理要求政府实施"社会型发展战略",以宏观政策优化促进微观领域的精细化治理。二是以社会体制创新和治理体系重塑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不断调整优化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加快建立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区自治为基础、社会组织为中介、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培育基层社会的"自治基因"。三是以信息技术应用和治理工具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和治理工具创新,提升社     

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可能与实践

进入新世纪,城市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城乡差距和矛盾日益突出。从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来说,县域经济正在成为各地竞相发展的战略重点,但是“市管县”体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却越来越明显。因此,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改革“市管县”体制,不断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一、改革“市管县”体制,推行“省管县”体制的理论依据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概念:我们要改革的“市管县”体制中的“市”特指“一般的地级市”,而不含宪法中所规定的“直辖市和较大的城市”。1.生产力理论(决定论)。影响行政结构…     

乡村治理模式中的村规民约建设思考——基于“三治合一”视域

在乡村振兴战略施行的背景之下,由自治、法治、德治构成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而村规民约的融入,可以更好地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促使其朝着规范化、法治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对此,文章立足于“三治合一”视域,分析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建设的不足,从自治、法治、德治3个方面入手,重点探讨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的建设路径。     

20世纪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金融市场的发展

中国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并不是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而是进行社会自治化改革。社会自治化改革,既可以为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又可以为民主化改革奠定基础、开辟道路。从经济市场化,到社会自治化,再到政治的民主化,是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走向理想未来的最佳途径。     

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困境及破解之策

法治框架下推进乡村治理创新面临法治推进与自治、德治传统难以有效融合,法治路径的地位边缘化,"知情祛魅"现象凸显等现实困境。其原因在于乡村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治理主体的法治素养不足,治理机制法治化程度较低,治理环境的法治氛围不足。为此,需要坚持立法先行,构建层次分明、结构有序的乡村法律制度规范体系;理顺乡村治理体制,健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组织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为重点,依法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创新法治宣传的途径和方式,营造乡村治理法治化发展的氛围;提升基层干部的法治素养,打造法治化的基层干部队伍;优化公共法律服务,强化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发展的人才保障。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社会风险及化解之道

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村居民分化加剧可能带来乡村社会割裂与集体行动困境、营利型经纪人主导下的项目进村可能导致乡村公共决策失误,土地大规模流转后经营不可持续可能带来村集体债务累积风险、村民自治弱化与组织叠加可能带来乡村基层组织内卷化风险。要化解这些社会风险,需要形塑乡村基层组织新框架,厘清各组织主体及负责人之间的权责关系;通过设置公共议题推进公共事业发展,弥合乡村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以乡村中长期发展规划为蓝本,创新下乡财政资源的配置机制和项目验收方式;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一支擅长乡村治理和运营的"国家队"。     

“自治家园”创新上海社区治理

正自2009年4月至今,上海市持续5年开展"居委会自治家园"项目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在居委会组织的功能拓展与机制创新方面形成了一定探索成效:通过"自治家园理事会"的平台,使一大批居民和文体团队参与到居委会治理结构和工作体系中;党支部、居委会加强了体制化、功能化的与居民群众的联系。群众参与不足和自治机制与能力缺乏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今年7月初,上海市委书记韩正针对社区居民自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