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     

从话剧《归来》看鲁彦周的婚恋书写

情爱叙事在“十七年”文学文本中一直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而鲁彦周话剧《归来》却较好地平衡了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之间的关系。在话剧中,作家从女性主体意识的遮蔽与觉醒、传统婚恋观的解构以及对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反思等角度揭示着他的婚恋书写,从中渗透着作家对两性关系及人性本质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文革叙事中的批判与反思——以严歌苓的《白蛇》为例

移居海外后的严歌苓偏爱用“文革”叙事来塑造中国形象,但作家在“文革”叙事中并不做道德审判,而是惯以一种冷静的基调挖掘出动乱年代中的扭曲人性.在严歌苓“文革”题材作品中,最具开拓性意义的当属小说《白蛇》.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不仅对特殊时代的人性进行了考察,还不带偏见地对同性情爱给予了某种认同和理解,创作出了一部纯净的反映“文革”同性之情的小说,并以此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国民劣根性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     

“爱历”之后无“元年”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蠡测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表明其创作出现了有意识的转向,他的小说实现了从“政治”和“性爱”这两个基本维度进入文学、探索人性的创作构架;在此意义上,《爱历元年》既是“情爱之书”更是“人性之书”。《爱历元年》的写作动机缘于既是作者的也是小说中人物的“中年危机”,对“中年危机”的破解则是道德出轨和感情突围;故而,爱情更多是一种精神修行和安顿灵魂的方式,对爱情“迷失”之后“回归”的只能是婚姻。     

论萧红情爱叙事中的悲悯意识

现代女作家萧红小说中的情爱叙事呈现出灵与肉的紧张对峙,往往以主人公对爱的彻底绝望而告终。但萧红在叙事中依然涵容着对人生的无限悲悯,弥漫着悲凉的人生感悟。作者深凝而诗意的目光已超越了情爱叙事本身的范畴,深入到人的生命意识深处,使读者往往忘记了叙述层面的情爱而感受到人生的荒凉。     

《边城》和《大淖记事》叙事语法的比照解读

以“叙事序列”理论来观照,《边城》与《大淖记事》两个文本,可发现它们都巧妙构设了“老——少”两代乡村儿女的爱情序列,从而形成了文本结构上“前——后”故事场的完整设置;以“叙事循环”理论来观照,可发现《边城》是以悲为主的爱情剧,而《大淖记事》则是以喜为主的爱情剧;以“语义方阵”来观照,它们征显的是婚恋形态上有爱婚姻与无爱婚姻及人性观上自然人性与文化人性的对立。     

须一瓜小说中都市家庭“人性”叙事之探

女作家须一瓜的小说创作,因其独特视角与叙事,不仅受到文学界持续增温的关注,同时也随其作品受到影视界青睐而改编的成功,越来越为大众所熟知,其影响力日益扩大。须一瓜小说叙事核心重在对都市家庭“人性”的深刻呈现。其大致可分为三种样态：一是用全知视角呈现中国市场经济状态下家庭空间中被异化的“人性”;二是在固定式内聚焦视角模式中尝试改写家庭内涵以修复“人性”;第三类综合前两类,采用固定式内聚焦追问匮乏的“家庭英雄”,由此敞开“人性”中的“神性”光辉。须一瓜的小说视角与艺术,无疑丰富了文学中关于家庭伦理场域中的“人性”叙事。     

沈从文情爱文学简论

沈从文曾宣称,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要建造一座小庙,把人的天性供奉其间。而男女两性之爱,作为人性中最原始最深沉的质核,自然也就成了他视点的中心,创作的原动力,观照社会、反思历史、找寻人生真谛的基点。与情爱世界大观园的伟大建筑师曹雪芹一样,沈从文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也建造了两幢颇有特色的情爱大厦,一幢就是根丝坚固,依附着自然山水,颇有点古色古香的乡村情爱大厦,一幢就是根基浅显,耸立在喧闹的文明社会中的都市情爱大厦。沈从文在建构他的情爱艺术世界之时,既有“生命重造的快乐”,也有深味人性沦丧的悲哀,既有神已解体,因而“大多数人的生命如一堆牛粪,在无热无光中慢慢燃烧”的深沉感慨,也有希冀用雄强、犷     

隐喻·换喻·提喻——论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

身体是情爱叙事的重要符码.不同时期情爱叙事对身体进行修辞的方式,必然受到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当代情爱叙事,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采用不同的话语模式与身体视角,由此产生不同的身体修辞模式.在公共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审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喻关系;在日常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正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主体建构之间的换喻关系;而在私人话语模式中,叙述者则有意无意地迎合受述者的窥视欲,关注身体与性(别)意识的提喻关系.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不仅揭示了身体意味的丰富性,而且揭示了叙事修辞的复杂性.     

"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论

在"十七年文学"思想膨胀的叙事中,情爱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始终受到政治理念和阶级意识的牵引.工农兵文学谱系中的情爱叙事,要么被作家严严遮蔽了,要么被红色政治理性高高地供奉于理想天国,它是神圣而非世俗的,它是革命而非是个人的,它是纯洁而必须是禁欲的.情爱本身应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私密性,不仅没能得切实的再现或表达,更被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格式为了"革命十恋爱"、"奖章十恋爱"的叙事模式.     

论蒋光慈模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现代文学中“革命＋恋爱”模式（即蒋光慈模式）并没有因为评论界的诟病而销声匿迹,相反在不同的革命语境中,革命与恋爱被不断重复和修改,这种对革命和情爱不同比例的处理隐喻了政治意识形态下焦虑心理寻求释放的渴盼。在20世纪文学创作中,蒋光慈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情感的放逐与背离——读张悦然长篇小说《誓鸟》

张悦然在小说中喜欢把爱情描写到极致,惯于书写决绝式的自我牺牲,甚至是自虐式、自我毁灭的爱情模式。《誓鸟》沿袭了张悦然情爱叙事的模式,所不同的是爱发生了转移、变异,对爱的痴迷与疯狂转变到对爱的附属物或者爱的凭借上。情爱的转移导致情与爱的悖谬,导致情感的放逐与背离。无性之爱、乱伦之爱、同性之爱都缺乏滋生爱情的土壤,缺乏合理性存在,决定了爱的徒劳与虚无,注定了悲剧性命运。     

网络文学中女作者的情爱叙事与性别文化

网络文学女性写作者的情爱叙事作为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无疑是典型而又丰富的,我们很容易捕捉到其自觉地从性别角度出发致力于哲理文化层面意义的探询。但是,这些情爱叙事对性别偏见的规避以及对人性的探询依然存在很多“历史”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对当下和现实媚俗的陷阱。在追求价值多元化的环境下,网络文学女性写作者对爱情主题的叙述也要从爱情的社会性、自由性与和谐性进行理性的关照,只有走出以“性事娱乐”的浮躁叙事,爱情作品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愉快而自由的美的欣赏和生命体验。     

论沈从文的情爱文学

<正> 沈从文走上文坛,并不是一心要做个描写爱情圣子,他一心所想是建构一座神殿,这神殿供奉着“人性”.“人性”.自此成了沈从文心目中评判事物美丑、道德善恶的一把标尺.而男女两性之爱,这“人性”中最原始最深沉的质核,自然也成为沈从文的审美领域,成为他观照社会,反思历史,找寻生命的真谛.为此,他建构起两座颇具特色的情爱艺术大厦,融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既有“生命重造的快乐”,也有深味人性沦丧的悲哀,既有对“大多数人的生命如一堆牛粪在无热无光中慢慢燃烧”的深沉感概.也有希冀用雄强犷悍的蛮野气质当作火炬来引燃整个民族青春火焰的不舍追求,涉足沈从文的情爱艺术世界.我们可以体味作家的良苦用心,理解其对于人类智慧美丽永远的倾心和对于虚伪、堕落的上流社会极端赠恶的感情.体味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沈从文是怎样将爱作为他观照历史化的聚光点,从生命的审美高度给予爱以艺术描绘.     

浪漫主义与“五四”情爱小说

“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 ,带来了情爱小说的繁荣。“五四”情爱小说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对自我的肯定 ,对理想的追求 ,以及对人和人性的全面自由、彻底解放的渴求与“五四”作家精神气质的契合 ,使“五四”情爱小说在价值取向、审美品格和表现形态上 ,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的 角色位移与修辞重构

立足《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的精细对勘，结合语义分析和修辞考察，阐释小说正、反面人物主要代表许凤—胡文玉（从区委书记到叛徒）的角色关系和角色位移，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情爱叙事：［-性 +爱］→［-性 -爱］→［-性 +恨］的修辞改写。反向追问版本变动“改了什么/如何改/为什么这样改”，管窥版本修改方式和主体在场方式互为表里的文学现场，希望为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版本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个案。     

二三十年代"革命+恋爱"模式中的性别政治

在二三十年代流行的"革命+恋爱"的小说叙述模式中,存在着革命权力秩序与性别权力秩序相互纠缠的现象,本论文从二三十年代"革命+恋爱"模式中革命女性的形象书写入手,通过对情爱关系中的性别政治、革命女性的浪漫之爱对革命意识形态的美学实践的影响以及对革命女性的情爱心理中同情即爱的情爱特质的分析出发,试图呈现革命女性性别在政治权力秩序转化为情感秩序时的独特作用.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评贾平凹新作《古炉》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是《古炉》的一个创新。这一书写方式既摹写了一幅乡村“文革”生活的全景图,又在不动声色的日常铺排之中展现了升斗小民驳杂、坚韧的生存景观。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的自然合谋,构建了新的“文革”叙事范例。它不仅意味着农村这一新的“文革书写”空间的开拓,而且将对“文革”的反思拉到了历史的本真现场,利于进行政治与人性的多重辩证思考。     

温润地铺叙日子和灵魂——评铁凝《笨花》叙事艺术

铁凝《笨花》叙述与表达,以第三人称和“第三性”为叙事视角,从生活化叙事结构和意象叙事系统中,探测人性结构的大美,并以结实、简朴、准确、温润的叙事语言完成小说“辐射法”和“嵌入法”的叙事行为,从而形成作品冲淡温润的艺术风貌。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七一”讲话的政治叙事考察(1951-2021)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七一”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典范和话语实践。其通过苦难政治叙事回溯奋斗历程,进而在“人民和历史”的语境中建构执政合法性;通过辉煌政治叙事总结创造成就,进而在“人民和现实”的语境中昭示执政正确性;通过想象政治叙事擘画美好前景,进而在“人民和未来”的语境中巩固执政长期性。宏大与微观的政治叙事视角的平衡联结,实现了民族复兴主题厘定与人民为本情怀呈现的共谋。连续性、层次性和艺术性的政治叙事特征的多元耦合,实现了政治话语表达的“稳中求进”与“春风化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