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德治"的意蕴 ——兼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中国传统"德治"形成于西汉,其内涵是德性、德政和道德教化."德治"的基本意蕴:"德治"是以汉承秦制为背景的;"德治"是汲取秦朝独任刑罚教训的举措;"德治"是力主"德主刑辅"即发挥道德教化引导民众的主导作用;"德治"是倡导"前德后刑";"德治"是以法治为保障,以法治为标准和目标的.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二者并举,不可偏废.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确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策略是我国治国进入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廓清规范行为的最低防线,提出规范行为的最高要求,是文明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现实需要.法治需要以德治作基础;德治需要以法治作保障.法治与德治之间随着不同形态的变化,存在着辩证统一、互为补充、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经纬分明但又密切联系着的关系.准确认识、区分和正确掌握好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是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文明治国的客观需要,实践中有利于顺利、健康地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使这一科学的治国策略得到正确施治.     

论法治视角下的德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完整的治国方略的两个组成部分。本文在法治的视角下认识德治问题,理性地分析"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正确认识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德治的必要性和德治的方式。     

"以德治国"方略的成因问题探析--法律视角之反思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在法律视角上分析,既有其现实原因,又有其历史原因;从现实角度看,德治的产生是由于普遍存在的法律万能倾向及其法治的弊端;从历史角度看,德治的成因则在于法律虚无主义的传统以及传统德治的合理性,这些都为现代德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孕育于传统德治的现代德治方略,并不等同于传统德治,它与现代法治并行不悖.     

关于"德治"的历史性思考

本文简述了中国历史上"德治"与"法治"并举的辩证思想,探讨了中国古代"德治"的成功典例和否定"德治"只推行"法治"的秦王朝的失败教训.在分析"德治"不等于"人治"的基础上概括性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德治"传统的基本内容,论述了确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观念必须把握的三个关系.     

论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法的一致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德治"和"法治"的一致性."德治"和"法治"作为治国安邦的两种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国策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性

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是人类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法治,而且需要德治。社会主义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是对党的治国方略的完善和创新。     

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对德治与法治结合思想的深入贯彻,是时代的产物。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构筑两大体系,全面推进"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一方面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需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维度透视与融合路径

"三治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思维,既需要以"自治"为乡村治理的主体维度,围绕"自治活力"主线,激发乡村治理主体的内源动力;也需要以"法治"为乡村治理的功能维度,坚守"法治秩序"底线,确保公共权力规范运行,村民权利有序维护;还需要以"德治"为乡村治理的价值维度,明确"德治精神"的红线,不断唤醒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公共理性和公共责任。只有厘清乡村治理中自治活力、法治秩序、道德规范相契合的源生内需与契合机理,才能通过文化塑造、角色定位、功能优化和政策调适,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价值融合、主体协同、聚合效能和制度优化,构建契合中国场域的三维互动现代乡村治理新体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重点在于"治官"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重点都应当是"治官",这是由阶级整体意志和官员的特殊地位、特殊职业道德等决定的,也是"治众服人"的前提和基础.应当正确处理和把握好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好"治官"与"治民"的辩证关系,确立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思想,摒弃以人代法、德主法辅、官贵民贱等封建残余思想.     

论唐太宗的"德治"思想

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其"德治"思想的历史渊源主要来自于懦家传统"德治"思想的熏陶、历史经济的影响和随朝亡国之教训.其"德治"思想的治国实践主要体现在"正身修德"、"国以人为本"以及澄清吏治、开明的民族政策等几方面.唐太宗在"德治"的同时,也主张法治,他将德治思想与法治思想互相融合,成为基主要的治国之道.     

孙中山的“德治＂思想

孙中山一生重视"法治",但没有忽视"德治":早年强调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及官吏政治道德修养;晚年注重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并对中国固有道德进行新阐释,赋予近代意义。在他看来,"德治"是建立近代"法治"的基础,是造就"法治国"的前提,充分肯定了"德治"对近代"法治"建设的巨大作用。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论析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在"性善论"的人性预设基础上的"德治"思想,把以"德"治天下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统治手段和管理模式.分析这一古代传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与互补.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 ,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 ;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 ,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二者并举 ,不可偏废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对封建法律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规范体系中处处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应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和法治思想,并结合社会主义法治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现实加以综合创新,正确认识和处理德治和法治的关系.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关系的理念和图谱的现实把握

如何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如何在实践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既是国家治国理论又是治国实践的现实课题。本文诠释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内涵;解读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论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应该秉承的理念;描述了现实处理法治和德治关系的图谱,即在法治国家建设的立法层面、法治政府建设的执法层面、法治社会建设的守法层面体现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德治与法治关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以德治国：新世纪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

"德治"和"法治"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新时期在进行"依法治国"的同时强调"以德治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一方面要正确对待传统的"德治",需对之进行"扬弃";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以德治国"的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和领导干部,道德建设需从之着手.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二者并举,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