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小人物”与哲理意蕴

长期以来,人们对<史记>"夹生饭"式的小人物熟视无睹,但<史记>涉及各式各样的"小人物",作者把他们还原到生命的原生态中,在生活的混沌状态里表达对人生、对世事、对历史的体验和感悟.一些富有哲学意味的道理往往通过这些本色的生活事件传达出来;而这些平凡而微不足道的陪衬人物,弥合了立传人物的空间张力,从而承接了<史记>文本别有韵致的深沉意味.     

刘徽对"推类"成分的论述

推类是以墨家逻辑为主体的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构成"推类"的主要成分是"名"、"辞"、"理"、"类",刘徽<九章算术注>对这些推类成分有深入的论述.     

"味"在三部《诗品》中的演变及其原因

"味"是中国诗论中的重要范畴,它在钟嵘<诗品>中是指"滋味",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是指"韵味",在袁枚<续诗品>中又是指"鲜味",可见,"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这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和文论家的生活所决定的.考察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和特征及其演变的原因,对于构建我国古代文论史不无意义.     

《禹贡》"阳鸟攸居"新解

对<尚书·禹贡>"彭螽既猪,阳鸟攸居"中的"阳鸟"一词,汉代以来的历代注家,或以为"随阳之鸟,即鸿雁之属",或以为是"如虎牢、犬邱之类的地名",或以为"即扬州附海岸各岛,大者则台湾、海南是也."其分歧之说甚多.本文认为"阳鸟"即"阳岛",并且"阳岛"是指"彭螽"(鄱阳湖)附近一带大大小小的内湖岛屿.     

论王弼之"无"

"无"是王弼玄学中相当重要的概念.但是,关于"无"的具体内涵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通过考察王弼的<老子注>,可知<老子注>中的"无"有多种意思,只有少数"无"具有本体论的含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无"就相当于<老子>的"道".王弼的以"无"为本体的思想主要存在于他的辩论及其它著作中,这种本体论使得中国哲学超越了先秦及汉代的经验思维,成为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     

"自恋"与"自贱"的悲剧--论姚雪垠及其《李自成》

姚雪垠宣称"有自己的一套关于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和长篇小说的美学思想,"即"历史现实主义原则",并且运用之去指导自己的创作,在<李自成>中获得巨大成功,并自诩<李自成>为"填补中国现代历史长篇小说的空白"之作.其实,在背离历史重大事件时谈"现实主义",在某些枝节问题上大讲"历史",沿用"三突出"模式而不自知,小说绝大部分篇幅背离其创作立意,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引用大量材料进行了深入剖析.     

"蒙清尘"与"罗袜生尘"新解

对曹植<洛神赋>"陵波微步,罗袜生尘"之语,多种选注本或有意无意忽略不注,或将此句注为"脚下溅起水雾有如扬起尘埃",而将"尘"解为微尘.对枚乘<七发>"蒙清尘"一语的注解也多出现同样的误解.这样的解释影响了对这两篇名作形象意境的正确理解.本文列举了足够的例证后认为洛神、西施等首蒙足履、如影随身的是清幽芬芳的轻云、薄雾、烟霭、素辉和光华.     

学术之胜地文明之象征--"尔雅台"析

"尔雅台"是东晋郭璞在宜昌著<尔雅注>时留下的文化古迹,历为人们称颂.本文以<尔雅>及<尔雅注>的学术价值谈起,论及"尔雅台"的不朽意义,并提出了重建、开发"尔雅台"的建议.     

《史记》"十表"是司马迁欲创《春秋》第二的直接表征

司马迁欲创<春秋>第二,他以"十表"为"微言大义"的直接表征,再通过<史记>的其他形式择其重点对"微言"进行注释,达到深化"大义"的目的.     

"驺虞"考辨

<诗经·召南·驺虞>篇的"驺虞",历来争讼不一.通过对<诗经>研究的历史考察,参证文献资料,并对<山海经>的资料加以辨析,认为"驺虞"是兽名,后世视其神异,解作西方之神兽"白虎",对其崇拜,同时赋予了神话传说的内容,具有原始的文化意义.     

试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的结合

在崇祯皇帝继位、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垮台以后,当时的文坛出现了三部揭露谴责魏忠贤阉党的小说:《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烈传》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在这三部斥魏小说中,《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结合得最好,是最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这部书令人瞩目之处是,该书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用艺术的手法,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期东林党与魏党进行顽强斗争的过程,在历史小说的写作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     

论司马迁的黄帝观

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黄帝为首,其中体现的黄帝观影响后世深远,值得专门研究。学界研究黄帝,多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基本材料,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司马迁黄帝观的论著。根据司马迁《史记》文本,从材料出发,用历史学方法归纳、概括司马迁黄帝观的内容,分析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助于今人科学认识历史上的黄帝观。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黄帝只是神话传说,司马迁一变而为正史实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形式,完善了中华文明史系统;从司马迁描写的黄帝看,黄帝实有其人,有家有业,有家人,有后裔,而且有生有死,“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的人物由此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和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却惑于神仙方术,相信黄帝铸鼎飞升;司马迁的黄帝观以理性的描述内容,抑制了当时一些人神秘化历史人物的消极倾向.司马迁在描述中还隐含了道德史观在内,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是因为黄帝“修德”;所以,司马迁表彰黄帝就在“彰明德”。这一观念,延续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史观传统,更加凸显了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     

《荒书》校勘补

费密为蜀地新繁人,其所著《荒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历史上,《荒书》最早的刻本当为怡兰堂丛书本,此刻本是唐鸿学根据新繁严渭春所藏钞本付梓,刻成后又得新繁杨氏之钞本,遂据以雠对,复出校记35条。1985年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太和县御寇始末》一书,又以“外一中”的形式,把费密的《荒书》也一并出版。此书由谢伏琛标点,并作校注。然而此书又出现了不少新的错讹。本校记以经唐鸿学校勘过的怡兰堂丛书本为底本,以《明史》、《平寇志》、《滟囊》、《明史纪事本末》、《圣武记》等有关著作为校本,另行出校35条,而谢伏琛已校者则不在其内。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史记》"五帝""三代"本纪史料价值的得与失

从学术史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之“五帝”、“三代”本纪在反映中国上古文明史方面,有相当的客观可靠性。这种客观可靠性是建立在司马迁继承家学与师承、熔铸先秦典籍以及注重实地考察等基础之上的。但从今天的唯物史观看,《史记》之“五帝”与“三代”本纪也存在着时代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所参用的先秦资料不全面,也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选材标准的片面性等方面。     

再论“满俊事件”

成化年间发生的“满俊事件”对明中后期政局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文章从明代文献对土达的记载入手，就满俊事件的原因、结果及明廷对土达的安抚及由此而引起的对固原边备的政策调整等事宜进行了考论。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一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时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汉武帝与《汉武大帝》

从内政外交和选拔人才方面,简述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又根据班固的评论,指出他的主要缺点。同时对电视剧《汉武大帝》做出评价,基本肯定;略有不足之处,也做出简单分析。     

西安杨官寨遗址是应确定黄陵祭祀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在古今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从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也从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历史学证据。随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出土且被确认为“黄帝都邑”,以及其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为陕北黄帝陵的墓主,这种情况彻底改变。这不仅是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的质变突破,而且实际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质变突破。本文将在此前相关拙论的基础上,聚焦黄陵墓主为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从而证明杨官寨遗址是应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     

大地湾文化与黄帝时代——从考古实物与史料看古成纪地区在我国远古史上的地位

大地湾遗址对探索伏羲、炎帝、黄帝之间的历史联系有着重要参考、印证作用。生活在黄帝时代的众多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在迁徙、交往、融合中,共同创造了以轩辕黄帝为象征的当时最高形态的文化——炎黄文化。炎黄文化和黄帝时代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华夏人在亚洲东部地区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奠定了基础。甘肃清水县应是第一代轩辕黄帝的初居地     

浅谈周密笔记中的“变怪谶应之谈”

宋代“多变怪谶应之谈”(鲁迅先生语)。堪称宋代笔记“巨擘”的周密笔记中有一部分记写鬼神怪异、巫卜谶应的篇目,主要集中在《齐东野语》、《癸辛杂识》这两部笔记著作中,大约有七八十条。《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是以记南宋史实和人物轶事、琐闻等为主的史料笔记,其中出现如此数量的鬼怪谶应之作,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周密所处时代(即南宋后期)的社会风尚和社会思潮;从这些奇谲诡怪、荒诞不经的篇目中亦能感受到那个特定时代士人的生活状态、心理趋向及其文化心态,即对仕途的汲汲追求以及在社会的巨变下惶惑不安而无所适从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