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浙东乡土作家群对鲁迅创作精神的承传

作为一个作家群体,浙东乡土作家同鲁迅有着同一的乡土背景,又受到鲁迅的扶持与提携及其作品的直接影响,对鲁迅创作精神的承传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创作都立足于浙东乡土,承传了鲁迅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也写出了外来资本冲击下浙东农村的生活现状和农民意识形态的变化,拓宽了乡土文学的表现范畴。     

开拓创新：浙东文化的本质内涵

浙东学术注重人的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强调思维的求异性和创发性,基于创新理念而使用的创新话语内涵丰富而深刻。浙东文化的创新特点,一言以概之,就是强烈地体现了新时代精神,突出地表现为浙东学人富有关怀意识,勇于担当革新和启蒙的时代重任。文章通过考察浙东文化演变过程中的创新态型,首次提出浙东文化的最优秀之处正在于它的原创性努力。     

华裔美国诗歌鸟瞰

和美国黑人的诗歌相比，华裔美国诗歌的历史并不长，亚裔／华裔美国诗歌形成气候是在20世纪80年代。围绕华裔美国诗歌的种种问题（一般来说，也许是种族性的文学建构）可以被概括为两方面的矛盾，但无论怎样，我们都承认华裔诗人或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审美趣味与他们族裔意识的强弱不无关联，而他们族裔意识的强弱，一般说来，又与他们的血统和出身不无关联。华裔诗人或作家群体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常变不息。     

果戈理与鲁迅:民族"文化英雄"的赞颂者

鲁迅的<故事新编>与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都反映了作者与所在民族和故乡文化的深刻联系.乌克兰民族的伟大作家果戈理在作品中展示了本民族的性格,塑造了民族文化英雄形象而表现出复仇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浙东文化的鲁迅在作品中也塑造了具有故乡文化性格的英雄,这些英雄埋头苦干,为民请命,有着强烈的复仇精神.虽然两位作家出生在不同的民族和时代,但他们都把最深的感情献给了故乡和民族,都竭力赞颂了本民族的"文化英雄".     

论“五四”创作的文化意识与文化气质

本文认为文化气质较之文化意识，对作家自身的影响更深刻更本质。“五四”作家的文化意识集中表现为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而其文化气质则更多地表现为与传统的紧密联系。“五四”作家及其创作反传统的全部深刻性和特色，正是上述矛盾相互制约运动的结果。     

地域·经验·叙事:《赌徒吉顺》和《为奴隶的母亲》再解读

《赌徒吉顺》和《为奴隶的母亲》是写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典妻题材小说,依照作家的传记性材料从地域文化、个人经验、文本叙事等视角对它们进行再解读:许杰和柔石同为浙东人,相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孕育出的同题材作品;从创作的无意识动机来看,两篇小说都暗含了作者对自身生活经验尤其是婚恋经验的思考;而在叙事重点和写作风格上两篇小说有些区别,这与两位作家各自的文学交往和所受影响不无关系,他们都受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影响,但在具体的写作层面,《赌徒吉顺》受创造社尤其是郁达夫的影响更大。     

在法国现象学中的德国现象学

萨特(Sartre)和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哲学都受过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Husserl)和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影响,他们的立场在其意向上是一致的,但在方法上则是相反的。不管萨特和梅洛-庞蒂在方法上的差异如何,他们都在对一种介入世界的意识的发现中看到了德国现象学的主要贡献。     

地域文化与现代乡土小说生命主题

不同的地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生命形态,也孕育了不同的乡土意识和状貌各异的地域文学。通过对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和源流的梳理可以确立作家创作的特定文化渊源,通过不同的乡土理念的分析可以确认不同作家的创作选择和创作风格,通过作家笔下不同类型的乡村人物和社会群体的研究可以透视不同的生命形态和生命基调。在"地域文化—乡土小说—生命主题"理论框架中,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的四个作家群体——浙东作家群、湘楚作家群、巴蜀作家群、关东作家群及其创作文本,均对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乡土小说的生命主题进行了历史性观照,发掘出了乡土文学的地域文化资源。     

全球视野下的民族意识拓展 ——吉狄马加与瓦历斯•诺干的诗与文

[提要]吉狄马加和瓦历斯·诺干在两岸少数民族作家中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都从自我文化传统出发，构建民族主体身份，延续民族命脉，并在全球化与现代性冲击下，用自然世界观抵御工业文明带来的危害，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然而这两位作家的视野并没有局限于各自的族群意识，吉狄马加从民族传统出发，以全球视野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强烈的抒情加以表达；瓦历斯·诺干则结合族群历史经验，以冷静的笔触记录人类战争，呼唤世界和平。在新冠疫情肆虐和全球战争频发的当下，两位作家的诗与文对解决人类危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探讨少数民族间的文化异同，对促进两岸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的意义。     

论少数民族作家审美创作能力提高的途径

近二十余年来,我国有一批少数民族作家以出色的才华和创作实绩成为全国著名作家。从这些以代表作家的创作经历、创作体会、创作特点看,他们都具有积极提高文化素养的自觉性、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和运用“内在体现”语言观的意识,这些都是少数民族作家审美创作能力提高的有效途径。     

开拓与创造：地域文化精神的生动张扬——论“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建设的开山之功

在中国新文学建设时期,"浙江潮"的贡献突出地反映在基于新文学建设的理论自觉性,担纲组建新文学社团,创建新文学文体等方面,显示了新文学建设的开山之功.这是浙江作家创新精神的生动展示,是地域文化精神的又一次生动张扬.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声”

浙东地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会之处,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人文环境吸引了丝绸之路上活跃的胡人。唐代有不少西域胡僧、胡商曾进入浙东传法、兴贩;浙东官员中也有不少西域胡族,有的还著籍于此成为地方士族;还有不少胡族文人因为浙东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慕名而来漫游、隐居。浙东本土胡族文学家族和流寓胡族文人的文学创作给浙东文坛增添了特别的“胡声”。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风、胡音创造了唐代胡汉文学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新典范。     

论当代中国文学文本与文学作品的艰难转换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文学文本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艰难性及其深层原因,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当下对权利崇拜与金钱崇拜的后新时期的文化语境中,文学的接受主体审美趣味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读者对文学的人文精神的接受与追求作品真、善、美的艺术境界变成了对于文学刺激性与消遣性的阅读;读者主体性在退化,读者与一些追求世俗化的作者共同联手解构当代文学的理想精神,从而使得表面繁华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在退化衰弱。大量的文学文本存在也仅仅是一种缺乏读者的潜在“文学作品”。文学文本要实现其文学作品的转换,当下读者必须经得起时代的物质考验,要培养自己阅读经典的兴趣及从整体上提高读者的文学意识。     

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精神

北魏拓跋鲜卑向往汉族文化,然而又惧怕全面汉化;崇尚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又猜忌与压制汉族文人。在这样的文化政策指引下,北魏前期的文人隐藏起自己高超的汉族文化与文学,向低级的拓跋鲜卑文化与文学靠拢,导致北魏前期文坛的萧条。拓跋鲜卑民族文学的原始朴拙、简单质朴、流利顺畅、口语化的特点,正是北魏前期的文学精神。     

初探邵晋涵编修<宋史>的宗旨

文章回溯了邵晋涵编修《宋史》的经过,从清前期的文化氛围和民族政策、浙东学术精神和邵晋涵本人的人格追求等方面探讨其编修《宋史》的宗旨,认为其宗旨在于宏扬民族气节。     

唐代浙东诗论略

近年有关“唐诗之路”的研究成果和对唐朝天台山诗人作的统计分析,足以形成“浙东诗”的概念：它以崇尚自然和具浓厚宗教情趣为其特征,并与边塞诗等共同缔造了唐诗的繁荣气象。它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浙东特殊的自然环境相联系的,它是开放的文化氛围的产物,尤其是谢灵运山水许的逻辑延伸,并指出唐代浙东诗紧承谢氏的创作给中国山水许烙上显著的浙东特色。唐代浙东诗也给后世宗教文化、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浙东文化发展带来影响。     

略谈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古代文论研究

中国文论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路程到底还有多远?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究竟缺失何在?似乎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如何在现代文化语境下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这样一个基本命题。这里拟就此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贴近文学实践,激活理脉,贯通古今;呼唤原创意识,中西化合,重铸文心;摆脱一统体系观念,建构多元化理论。     

论汉代作者批评中文人意识的强化

汉代文学批评是社会批评向作者批评的转型期 ,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充、王逸等作者批评中已萌发鲜明的文人意识 ,表现在作者传记批评、作者自传批评、屈原论争和作者专论中 ,突出了文学作者的人文精神 ,强化了作者个性、独创性、自主性 ,弘扬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精神 ,凸现了作者的文化身份和地位 ,使文学作者的独立性伴随着文学的独立性而确立。汉代作者批评中的文人意识影响了中国文学和批评的发展。     

论二十年代乡土小说叙事的先锋意味——以浙东乡土小说创作为例

二十年代乡土作家的创作尽管具有在鲁迅示范和影响下写作的特点,但仍然富有不可忽视的原创精神和开拓意识。作为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重镇———浙东乡土作家群在乡土根性形态、乡土风景潜质以及乡土伦理主体这三方面的探索典型地体现了乡土小说叙事的先锋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