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原道真对《论语》德治仁政思想的接受

在日本平安前期大量派遣遣唐使,积极主动吸收唐文化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唐风文化背景下,儒家经典《论语》成为官学机构的必读书籍。文人官僚菅原道真官至宰相,其对《论语》德治仁政思想的接受颇具代表性。从平安前期社会对《论语》的接受背景切入,围绕菅原道真的尊王忠君思想、强调执政者个人的品性修养和自觉以及富之教之的民本思想三个方面,探讨菅原道真对《论语》德治仁政思想的具体接受,有利于丰富平安前期日本社会对儒家文化的接受这一内容。     

中国“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的“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德治”思想从西周确立以来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考察中国“德治”思想的历史发展 ,有助于我们在当今社会对“以德治国”的方略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论儒家的德治思想

儒家对以德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独到的贡献。儒家创始人孔子总结夏殷周三代的治国经验 ,首先提出为政以德的思想。孟子加以补充发挥 ,提出仁政德治的思想。从此 ,以德治国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治国思想。     

孟子仁政思想对孔子德治思想的超越

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仁学德治及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以民贵君轻、保民而王的民本思想为核心的系统的仁民安民、平治天下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德治思想的极大超越,在儒家思想史乃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突破性意义.孟子的民本仁政说与现代民主既有本质上相悖的内涵又有许多相通的精神,经剔除糟粕、扬弃改造,其对促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具启迪与警示意义,也终将显示出其对孔子德治思想之超越.     

当代德治机制建构的着力点

搞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道德建设 ,推进“德治”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是一个重要契机。为此 ,构建完整的德治机制已显得尤为重要 :一要建立科学而合理的道德规范体系 ,二要提高道德教化者的道德和人格水准 ,三要健全良性扬善机制 ,四要依托法制治德     

西汉议禅思潮及王莽禅汉的儒家仁政礼治文化背景

王莽禅汉,是西汉后期泛滥开来的"天下不私一姓"禅让思潮的直接结果.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走向实用,灾异天谴说与五德始终说弥漫,从而成为禅让思潮此起彼伏的思想根源.王莽选择禅让,屏弃居摄与篡逆,是受先秦儒家仁政礼治思想的深刻影响.王莽因藉思潮,促成禅让,开启王权专制制度下禅让政治的先河.     

孟子的仁政论及其音乐美学观

孟子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杰出继承者和发展者。其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以仁政思想为核心,以崇扬至大至刚的人格为特征。认为音乐的本体与本质是“与民同乐”,故他竭力反对暴政下“残贼”、“一夫”的“独乐”。因此,他主张作乐应体现仁、义之美德,推己及人,推恩于民,才能“乐以天下”,使民各得其所。此即孟子性善论和仁政思想基础上的音乐美学观,并对后世始终给以深远的影响,故对当代的音乐美学仍具有很大启发意义和研究价值。     

再谈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孔孟的“德治”思想主要包涵两方面的意义。其一 ,指当政者的施政措施要体现“保民”、“爱民”、“富民”、“教民”等原则 ,反对暴政和恐怖。其二 ,也是最关键之处 ,是指当政者的德性决定国家的治乱之道。至于君王以法圣贤为名 ,立一道德标准 ,推行于民众 ,以达移风易俗之目的的“德治”是荀子之主张 ,已去孔孟远矣。故儒家的“德治”思想在先秦时就已开出岔路。换言之 ,孔孟“德治”学说表现为孟子的“仁政”说 ,所谓“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仁政”能否施行在于当权者本身能否定仁心。有了仁政 ,天下才能得治。这种“有德者执政”的德治思想起源于孔子 ,形成于孟子 ,而荀子则歧出。     

实心实证达成仁政——李颗政治思想评析

二曲是在重“实证”、“实效”以及与民“实惠”并求通“可行”的基础上来阐述其政治哲学思想的。二曲认为王道之政的关键,一方面须重视修齐治平之学,另一方面须行“实心实证”之政,还须实施重民养民之策。只有通过这些政治措施,儒家所提倡的以人为本、“治以贤始,即以贤终”的王道之治才能得以实现。这一阶梯式的王道演变措施使得儒家的仁政之治不再是空中楼阁。     

略论汉文帝的创新精神

本文以否定汉文帝创新的观点为切入点 ,着重阐述了汉文帝的创新精神 ,主要体现在其处理所遇到的新问题上。汉文帝的业绩也与其具有创新精神密不可分     

《论语》中的“仁”与孔子仁学的内涵

《论语》中的“仁”,是研究孔子仁学的基本素材。以往或不知今本《论语》多处“仁”字有误,或误解部分“仁”字之义,对孔子仁学内涵的归纳发生偏差。排除不正确的材料与误解,《论语》中的“仁”虽从词义上可分为四类,但其实质皆是“爱人”——关爱他人,孔子仁学的真正内涵,只有“爱人”一项,而没有其他。     

论管仲之“仁”

管仲是春秋中期著名的齐相,对管仲之"仁",学界大多认可其尊王攘夷、辅佐齐桓公首霸中原的不朽功业,但对其人格上的不为其主殉死、为仇敌之相、战场上逃败等方面却颇有微词。其实,这恰是管子之"仁"的过人之处。此外,管仲之"仁"还表现为对朋友的真诚爱护,对齐国的深沉热爱。     

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

孔、孟、苟代表的先秦儒家,力倡修身为政、民为邦本、选贤使能、富民强国、礼主刑辅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思想。自汉武帝以后,这一儒家政治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体的主体意识和人们社会生活的主导思想,深刻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其所蕴含的丰富合理内涵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启示

中国的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最早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者相争、相抗又相互融合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中.在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以达法律道德、正义平衡.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简要比较,法治与德治在逻辑上的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几个问题

儒家的德治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期望作为一种可以参考的统治模式 ,但直到孟子时代也没有被统治者采用 ,原因是无论孔子或者孟子都没有找到这种思想与现实统治者的切合点 ;到战国末期 ,荀子对传统德治思想作了彻底的改造 ,德治思想才成为统治思想中的内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有九项内容 ,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利益 ,但它们不过都是为了统治阶级能够长治久安而释放的怀柔声音罢了 ,统治阶级或者它们的代言人都不可能站在民众的角度发展这种思想 ,更不可能把这种思想推向民主的结局。     

法与道德的关系——兼论“以德治国”的学理基础

法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伦理学、政治学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哲学史及其近现代转型的过程、它们的区别与联系、冲突或难题等方面来梳理二者比较基础性的关系,是进一步与深层次探究二者关系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认识“以德治国”及其合理性的学理基础。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     

再论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

依法执政已写入十七大党章,这是我党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惩治腐败的宣言。针对目前我国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现状,只有采取以德治国的多种措施,才能实现以法治国。因为,加强以德治国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和基础。     

论儒家的人治主义

人治主义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质 ,它以人为核心 ,强调“为政在人” ,主张“施仁政”、“尊贤使能” ,其特点是“为政以德”。就其重视人的素质在政治中的作用而言 ,是有重要价值的 ,但人治毕竟是一种官本位 ,归根到底是以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尤其是儒家关于“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分野的政治偏见 ,更显示出了这种人治主义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