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德性的相得益彰方可确保社会正义的实现——超越中西哲学思维关于制度与人心两分法的误区

社会正义是政治哲学永恒关注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在这一问题解决的思路上，逐步形成了制度与人心二元对立的中西两极思维。特别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和中国文化自觉更新的过程中，不经意间逐步形成的仅仅诉诸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实现社会正义的单极思维几乎成为一边倒的话语霸权：这一倾向，人为割裂了制度安排与人的道德意识觉悟的内在密切关联，从根本上忽视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道德意识觉悟对于社会正义及其实现的重要意义。当下的现实和学理的应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要求人们更应重视人的道德意识觉悟对于社会正义及其实现的意义，从而确保制度安排的科学合理性与道德意识的理性自觉相得益彰。     

实现行政道德责任的道德人格性依据及制度正义原则的建构

作为公共权力的运作者和实施者,公务员应承诺包括行政道德责任在内的许多责任。现实中,行政道德责任的落实并不容易甚至出现缺失状况。为此,应该强化道德人格,坚持制度正义原则。道德人格是实现行政道德责任的依据,制度正义原则是实现行政道德责任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责任的实现。     

浅析虚拟社会的制度正义

虚拟社会是一个在网络空间产生并由各种网络实体构成的新的社会形态,是现实社会在虚拟空间的"表象存在"。虚拟社会正义的实质是权利与义务的合理平衡,它包括制度的正义与制度实践的正义两方面内容。制度的正义即是制度的合理性,是制度的正义性的考量,它指制度在建立时是否依据了正义原则,是否被赋予了公平、自由的正义属性;制度实践的正义即是制度运行的正义,它是指制度所确立的正义原则是否得到了广大社会成员的赞同与支持,制度在实践中,是否坚持了正义原则,是否实现了制度得以建立的正义伦理基础。在当前纷繁复杂的虚拟空间,探讨虚拟社会的正义问题,为虚拟社会树立正义的航标,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对财产权和作为商品价值形式的现代正义观念的批判

当代主流政治哲学对正义(公平)概念的建构，既是对商品交换价值的盲目崇拜，也是对那种无言的、感性的实践世界源泉的封锁。基于历史原则和现实原则，马克思从对正义信条的经验辩护转向了正义的拟喻性本质，将时代正义概念的谬误起源，聚焦在正义想象和正义理论对财产主题的关注上。马克思财产权批判的思想价值在于指明了正义观念在资本主义时期的基于较低层次经验知识“内涵”,也就是有关商品价值形式所建基的法、道德的一般理论。现代人们表达这种思想的法律、道德概念或术语都有一个掩盖剥削的外在化的发展历程。对于正义、公平的含义，应当在比主流政治哲学所主张的现实得多的范围内加以把握，在应然世界和实然世界的矛盾澄明中，摆脱关于神圣化正义论之哲学论述。     

法律正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石

社会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制度正义是构建社会正义的基础,而法律正义作为最根本的制度正义就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基石.和谐社会离不开法律正义,应该依靠法律正义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依靠法律正义来保障和谐社会的实践,依靠法律正义来引导和谐社会的发展.在和谐社会视域下,立法正义、守法正义、执法正义与司法正义成为实现法律正义的基本途径.     

多元正义理论的当代阐述——戴维·米勒多元正义理论述评

米勒的正义理论挑战了包括罗尔斯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坚持单一正义原则的各种学说,倡导一种"社会情境多元正义论"。这一理论根据社会情境具体的实践需要,采取具体的正义原则的方法分析了三种关系模式与三种正义原则的对应关系;在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问题上,米勒重视结果正义,但同时主张要保证程序的公平;面对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米勒提出了社会正义追求应采取的两手对策。米勒的多元正义理论拓展了正义理论的研究空间,为21世纪正义理论的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但其理论因缺乏世界历史视野而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制度正义的"理性不及"及其价值补偿

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实现对人的平等权利的尊重,需要全社会公民的道德水平提升.但这种提升完全依靠个人的道德自律来实现在现实普遍意义中是不可行的,它需要制度的强制规约.然而当制度在追求正义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不正义,使制度无法无差别地对待每一个人的时候,就需要对正义进行补偿或矫正.通过建立补偿正义对不正当的程序或是获利进行矫正,同时对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或失利者进行实质性意义上的补偿,使差异的存在止于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当中,将差别变成实质上的互惠.     

马克思正义观的复合结构——对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正义观论争的前提批判

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解,或者持“马克思反对正义说”,或者持“马克思赞成正义说”.然而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及其论证方式,却受制于共同的前提性错误:将马克思复杂、具体的正义思想内涵抽象化为单质性的、抽象同一性的静态逻辑.事实上,马克思的正义观是一个具有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理论硬核的复合结构,包括本体论承诺、历史科学评判、法权制度分析、意识形态揭露、道德标准建构、特定场城论战等等既相互关联又各有所指的层次.只有从这一复合结构出发,才能厘清马克思正义观的全貌,超越分析学派论者非此即彼的思想分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的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现代侵权法的哲学转向

理性主义侵权法经过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至19世纪,已经是危机重重——脱离现实生活的法律表达,异化为与民众生活相分疏的工具理性,并使人们接受了法律的制度拜物教。至20世纪,侵权法法理学改变最初的道德基础和价值取向,开始接受哲学对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审核,转向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法学和实用主义法学,以社会责任论取代道义责任论,并强调法律的社会功能。随着人类对法与正义关联认识的提升,侵权法通过对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观念的整合,接纳并建立了以保障人民生存权为主的重视分配正义的新的诠释论;随着德性伦理逐渐式微而规则或制度伦理的日益凸显,实践中社会正义观念在侵权法领域最终与个人正义观念发生融会。     

反思性建构与实质意蕴赋予——试析同行评议中的程序正义

在科学及学术研究领域,同行评议方法正被广泛采用。与此同时,其中暴露出的问题与弊端使得同行评议制度与其初衷渐行渐远。本文主张旨向“程序正义”的路径,并以“实质正义”作为同行评议机制以及相应程序执行的参照与指导原则。“程序正义”在“实质正义”的观照之下,从强调重视“前制度”阶段到“程序内在价值”得以充分赋予;从审慎观察、反思制度与实践执行情况再到最终对程序制度作出“修正”,在这样一个开放、互动、持续的建构过程中得以重塑其内涵。     

中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困境与超越——从法律与道德的视角审视

中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于侵权行为法的危机而陷入当事人"对面性"丧失和赔偿方式与赔偿效果背离的困境。中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然的道德基础是共同体正义,应该在此基础上关注精神损害动态赔偿过程,构建多样化的救济体系。     

公平发展与减少贫困——分配正义如何可能?

公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贫困问题严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公平不仅仅具有宗教、道德和哲学上的意义,还具有深刻的人性基础。不公平和不平等陷阱增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本,公平的法律哲学意义在于强调分配正义而不是结果正义,英国的公共制度建设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构建中国的公正社会秩序,减少贫困,需要包括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分配上的平等以及司法服务上的平等在内的法律制度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正义思想的双重维度探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道德思想当中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分,即解释性道德与规范性道德的区分。与此区分相应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思想兼具解释和评价的双重维度,法权正义解释路向混淆了这一区分并最终导致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正义思想的误读与曲解。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思想既包括道德社会学意义上的法权层级正义观,也包括规范意义上的辩证发展的等级正义观,二者并存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思想当中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正义思想的真实图景。     

正义观念史的逻辑表达

正义观念是以人的理性对自然和社会必然性不断进行超越作为基础的,其发展逻辑事实上经历了由德性正义到契约正义、经济正义,再到社会正义的发展历程。通过不同历史境遇的人类对各自所处时代之现实非正义的批判和理想正义的构思,基于经济计算的个体与整体、政治与法律等各类冲突也不断变迁和获得新的解决。     

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理论——《自由的权利:民主伦理大纲》导论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正义理论沿着康德哲学的思路,脱离社会习俗来探讨社会规范的原则,这导致了“是与应当”的对立,而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理论就是要沿着黑格尔所开辟的道路,即在分析现实社会的基础上重建正义制度.为了使人们更容易理解这个理论,抽象地勾勒出这个理论的四个预设是必要的.这四个预设是:社会再生产与传统的价值系统是联系在一起的;把其中的某些价值作为正义制度的道德参考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对正义理论的规范性重构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论;这种方法必须使人们能够批判性地运用这种正义理论.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四重辩护（英文）

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完成,其立论前提是消灭私有制,这由他的理论任务所规定。不是用公平、正义的政治法律概念解释分配关系,而是用生产关系来解释分配关系,用生产劳动解释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基本逻辑。只有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出发,才最能切中应得正义论的要害和现代正义问题的实质。自由主义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正义概念是一个低阶概念,而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则是一个含义更广的高阶概念。马克思的高阶正义概念是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出发的,以"自由人"之间有机的社会合作为基础,刻画出人类社会可能具有的最高正义原则。这一原则是先前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各类正义原则在逻辑上和在历史上自我扬弃的结果。在当代中国正义理论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仅仅充当批判者的角色,而是担负着为现实生活提供规范的理论责任。     

论全球正义——关于正义问题及实现路径的分析

随着全球化对正义观的冲击和全球治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全球正义已经成为一项亟待拓展的议程。究其原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二元悖论、国际政治中道德原则的复杂性,这三方面的因素阻碍了全球正义的实现。本文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威流散拓宽了"国家—市场—社会"三维治理结构的民主化渠道,缔造了全球正义实现的权力结构环境;化解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二元悖论、达成合作是维护全球正义的基本保障;承认差异、兼容并蓄是建构全球正义观的基本原则,个人正义是全球正义的起点与归属,全球正义观须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依托。     

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及其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正义问题做出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正义、公正就是给予和维护幸福,或者是政治共同体福利的组成部分。正义可分为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普遍正义它要求公民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守法律,特殊正义则包括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交换正义三种。就正义作用范围而言,正义分为家庭正义和政治正义。关于公正原则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城邦政治法律制度原则。其二,作为个体正义美德原则,即人们从内心自觉服从和践行这些规则时,社会正义方能有效实现。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充满了内在矛盾。他的正义观,不仅为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定启示。我们应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扩大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社会保障的伦理诠释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运行必定有其内在的合道德性价值理念,而且,也只有建立在这种价值理念前提下的社会保障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对社会保障进行伦理阐释是非常必要的。社会保障伦理是指社会保障的道德正当性及其内涵的伦理意蕴和价值归属。对社会保障进行伦理诠释必然要涉及社会保障的伦理基础、伦理追求、伦理价值等方面。研究表明:"人的尊严"是社会保障的伦理基础;正义是社会保障的伦理追求;分配正义是社会保障的伦理价值。     

如何应对柏拉图《理想国》的制度性失误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制度性设计"的尝试,它在制度设计上的根本缺陷,是建立了以所谓"哲学王"为统领的"正义"立法原则的政治等级制度。"哲学王"集最高权力与最高智慧于一身,将国家前途建立在"好人"基础之上。《理想国》将"正义"解释为"政治正确"而不是自由、民主、允许争论等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其倡导的正义是建立在服从基础上的秩序。《理想国》缺少近代启蒙思想的人权观念,而人权的核心是个人的政治权利。应对《理想国》的制度性失误,应使政治制度保证公民政治权利中的个人性,用宽容取代"正确"。在这个过程中,纯粹善良的私人生活比《理想国》里的公共社会生活更符合人的天性以及人类幸福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