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损益”思想看当代文庙释奠礼建构

文庙释奠礼仪是尊崇孔子儒学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上,对孔子和先贤先儒的释奠,存在一个“变”与“不变”的演进过程.应从孔子对礼制的认识出发,正确领会和理解孔子儒学的核心原则,既要把握其中“不变”的内在思想,保持传统祭祀仪典的内涵,又要防止“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充分考虑现代社会的具体特征.研究文庙释奠,还是开展一系列礼仪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对当前的道德建设意义重大.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苏地区先儒从祀文庙研究

江苏地区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处于太平军的核心统治区,由于战争和宗教信仰的原因,其地绝大部分文庙被焚毁.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廷首先着力兴修文庙,江苏地区文庙也得以重修.江苏地区先儒在这一时期得以从祀文庙,可以在春秋丁祭典礼时供士人现瞻,从而成为江苏地区官方教育士民的象征符号.但在外来势力和内部动乱的冲击下,清廷统治已然式微,其妄图通过文庙从祀这一象征符号来达到维系士人信仰之目的亦无从实现.     

儒服、儒者与殷商宗教生活考论

根据《墨子.公孟》的记载,公孟子穿着儒服,儒味十足,具有一定的儒家背景,或者他本人就是一个保守、地道的儒,至少他相信并引用过儒者的名言。《礼记.儒行》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而孔子则回答说:丘少居鲁,衣逢掖之长。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章甫是殷商玄冠之名,属于一种用缁布制作的礼冠。如果儒服即是殷服,那么,儒礼也就是曾经推广并盛行于有殷一代的古礼。孔子的祖上一度是殷商王朝的宋国贵族,上溯三代,也出过鲁国的武士。故孔子既有殷人的血统,也有周人的血统。周初时期,那些自觉保留了殷商文明的前朝遗民开始被称为儒。殷人中的祝、宗、卜、史并未随商的灭亡而消失,现实社会的祖先祭祀、土神信仰与上帝崇拜造就了一定数量的礼俗专门职业者,所有的郊祀、祖祀、社祀都必须依靠他们而进行。殷周时代的宗教生活催生出了儒者阶层。     

晚清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以三次奏请王船山从祀文庙活动为视角

船山记忆的复活与船山形象的建构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道风景,也是今人窥见近代思想观念变迁的一扇窗口。晚清以来,王船山先后三次被清廷大臣奏请从祀文庙。在此过程中,船山记忆不断复活,船山形象的不同侧面得到凸显,船山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指导意义得到挖掘,船山最终以有利于新政改革的正统儒家学者形象,进入了文庙从祀行列。探讨晚清从祀活动中的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不但有助于推进对船山思想之近代影响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反观近代思想变迁的细微之处。     

“传经”抑或“明道”:以明清两代郑玄从祀孔庙为中心的考察

郑玄在明清两代孔庙从祀中,地位沉浮较大,由改祀到复祀。践行程敏政主张的嘉靖孔庙改制以“明道之儒”替代“传经之儒”,德行成为从祀的首要考量。郑玄因“所行亦未能窥圣门,所著亦未能发圣学”而被改祀于乡。在清初回归传统经学的学风影响下,学者不断阐发郑玄的传经之功并强调其是有德行的君子,从而推动了郑玄回归孔庙从祀。郑玄复祀具有深远的转折意味,引导了清代学术转向汉学复兴。郑学成为乾嘉学者重建汉学学统的鲜明旗帜。     

晚清社会思想变迁与圣庑的最后演出--顾、黄、王三大儒从祀风波探析

至清季,明末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的地位起伏已历200余年,尤其是在光绪末年,围绕着三大儒从祀孔庙的问题,朝野上下引发一场激烈争论.他们的地位变化与从祀的过程蕴涵了晚清学术变迁轨迹和思想领域异常活跃的变动,透露出区域文化权力凸显自身的努力、官方维护正统权威的时代需求以及不同权力间的互动机制.围绕从祀这一事件,展现了不同阶层、权力集团之间以及同一阵营内部对传统的不同诠释与对象征资源的争夺.     

先进于礼乐章

前两次在此讲述『君子与仁』及『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因与先儒所解不同向来亦无此说不免起人疑窦其实并非立異缘我近两年来抄写论孟学庸多取朱子集註及刘止唐先生恒解对于先儒讲解精确处一句一字都不移易著实有可议之点为探求真理起见则亦未便附和雷同致失圣言本意今天讲述先进于礼乐章又与先儒意见颇有出入仍请诸公勿拘泥旧说为要按先进于礼乐章乃是孔子明示举贤用能的大经大法如何用贤贤者以何为先一齐包括在内昔人总说只是用普通礼乐遂把孔子用人的道理整个埋没了影响所及鱼目与     

儒教与重振儒教

儒、释、道三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儒教同样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与儒教并行不悖.儒教自身的优越性有三点:一是能争取到更多的大众;二是更能维持社会的平稳安定;三是更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儒教作为宗教的四个条件业已具备:孔子即是儒教之神,《论语》即是儒教之圣经,各地的孔庙、文庙、夫子庙、书院即是儒教的组织基础,崇拜与信仰儒教的信众分布世界各地.重振儒教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恢复祭孔仪式.其次,普及以《论语》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使儒学大众化,为建构儒家圣经打基础、作准备.再次,恢复孔庙、文庙、夫子庙和书院.     

为昭代真儒辩护:明朝人讨论薛瑄从祀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

薛瑄是第一位在明代从祀孔庙的明儒,这无疑是明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课题。孔庙的从祀问题本来只是朝廷上皇帝和儒臣才需要讨论的议题,毕竟能不能从祀孔庙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家,不在私人。李濂以一个罢官在野的士人却参与了对此课题的讨论。通过他的讨论,我们将发现此课题为一个更大范围的士人所重视。更重要的是,李濂的讨论是和嘉靖中叶朝廷上的儒臣在讨论这些课题时所表现出的新范式遥相呼应的。由此可见,这一新范式其实是为许多士大夫,无论在朝在野,所共有的。     

谈文庙与孔子思想的宣传

哈尔滨文庙是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下属的文物单位之一,作为文物部门,要利用向人们展示文物的过程,充分发挥德育的思想导向功能,品德创造功能和性格优化功能,潜移默化地发挥育人作用.如何利用文庙的历史文物,继承孔子留给后人的珍贵文化遗产,使文庙成为青少年德育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是每个文物工作者都应积极思考的问题.哈尔滨文庙是祭祀中国历史上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孔子的庙宇.孔子同时又是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对文化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他的德育思想体系对中华民族道德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若能将孔子思想的精华部分为今人所用,那么一定会在教育后人、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能为青少年的德育教育提供一个极好的场所.哈尔滨文庙坐落在哈尔滨南岗区南通大街和宣化街交叉点上的文庙街,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院内.它始建于1926年(民国十五年),落成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是由当时的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焕相及继住长官张景惠倡导实施,中外人士和政府募捐集资73万多元(银币)修建的.它又是东北地区现存最大的一座文庙.文庙建筑结构为三进院落,原占有地6万平方米,对存围墙之内的2.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674平方米.总结构具有典型     

对孔子教育思想的哲学研究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的重要哲学家、博学的学者、政治活动家、伟大的教育家。中年以后，孔子以全部精力从事教育工作，整理、研究古典文化，并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有学识、有才干的学生。因孔子青年时期曾从事过“儒”这种职业，人们便把由孔子所刨立的“以六艺为法”的学派称为儒家。儒家成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我们今天进行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大讨论，就非常有必要先考察古代哲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取其精华，去期糟粕，为我所用。     

由圣到医:元代医祀三皇考

元代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尤其是蒙古人的重医传统和医者的行业习俗,促成元时三皇神格由上古圣王到医药之祖的转变。围绕着由谁主祀三皇的问题,元代的儒、医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为推进医祀三皇的现实化进程,时人从政治、文化和医统上论证了医祀三皇的合法性。元代医祀三皇不仅开创了王朝尊三皇为医药之祖而加以祭祀的先河,而且塑造了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并演化出相应的民间习俗。     

儒学与企业发展——读梁漱溟关于人与经济的论述

一、关于“儒”学“儒”,人们通常解释为学者,也就是博洽多闻,学识渊广的人。同时,也泛指一般读书的人。“儒”这个称呼,并不起源于孔子。孔子之前的“儒”,是指术士,即掌管乡间教化的人员,他们主要以道德的手段驯服人民。儒学,是指孔子创立的学说。儒学的主要内...     

荀子思想是齐学化的鲁学

荀子思想是齐学化的鲁学刘宗贤，蔡德贵荀子是儒学大师，他的思想继承孔子、孟子而又与孔孟有所不同，融百家之学而别成儒学中的荀派。但对于荀子为什么出于儒而又不局限于儒，而能独树一帜的原因，至今学者还较少谈到。本文想从齐学与鲁学融合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兼而...     

奏成船山从祀并任学社社长的赵启霖

赵启霖任御史时以参劾庆亲王父子而闻名,同时在奏疏中强调向西方学习时要注意保留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他奏请三大儒从祀并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是将三人"打包"上奏;二是针锋相对驳斥了各种反对从祀的理由;他在民国年间出任船山学社社长,为学社工作走向正常提供了支持。     

奏成船山从祀并任学社社长的赵启霖SSCI

赵启霖任御史时以参劾庆亲王父子而闻名,同时在奏疏中强调向西方学习时要注意保留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他奏请三大儒从祀并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是将三人"打包"上奏;二是针锋相对驳斥了各种反对从祀的理由;他在民国年间出任船山学社社长,为学社工作走向正常提供了支持。     

一个未能从祀文庙的儒家学者——论荀子的生命形态及其思想特征

荀子之所以没有从祀文庙,乃因为其生命形态根本不能传孔孟之道。孔孟之道有必不可少的超越神圣维度,但荀子因为完全切断了人与天的连接,故根本体会不到这个维度。由此,荀子的生命形态完全是一层的、经验的,从而使得荀子只是一个冷静、密察的学人而不是像孔孟那样的圣者。这样,荀子的思想特征乃是横向的、广度的,经验的、观解的,论辩的、推证的。这种思想特征又决定了其政治思想之根本气质是孱弱的、设防的,进而成为法家思想的先声。     

《儒行》的超越维度：儒家群体的建设与追求

《儒行》篇对儒家群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经典诠释史上看,宋儒的质疑导致后世忽视《儒行》篇的重要性,至晚清民国时期《儒行》篇再度获得推崇,康有为、陈焕章将《儒行》视为孔子为制定孔教而设的条规。他们提出儒服是孔子改制的一部分,如果不考虑这种改制论,儒服同样具有群体性意义。相比儒服,孔子更为看重儒行,将行为视为儒者的判定标准。儒者行为重在学问,其内容是忠信,目的是求仁。忠信仁义是儒行的内在信念,也是儒家群体的共同目标与期望,儒者据此超越世俗政治以自立。而忠信仁义的神圣性源于天命,由天赋予仁者。仁者作为儒者的最高标准,等待其天命在世俗社会中的开展与实现。在没有出仕时,儒者秉持坐起恭敬的修为,沟通与把握天命;出仕之后,儒者将天下百姓与自身性命视为一体,以天下生民为终极归宿。     

对外文化传播视野中的孔子标准像

引言 孔子像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并不是一个问题,在各地的文庙中一般也只有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历来并无“孔子标准像”一说。鲁迅在1935年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     

东汉碑刻所见地方官员的祠祀活动

汉碑记载的地方官吏祠祀对象包括山川自然神灵、本地先贤以及新生之神灵等。这些祭祀活动通常由地方吏民提出申请,中央太常等相关机构批准,地方政府和大姓负责具体实施。地方官吏祠祀活动是其在新莽以至东汉时代旧有祭祀系统紊乱的背景下所施行循政的手段之一;汉末巫风盛行亦是重要的推动因素。这类祠祀活动反映出地方长吏权力日增、地方宗族势力开始向精神信仰领域伸张、中央对地方控制渐趋削弱的东汉地方社会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