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革命与全球化时代的非正式经济:中国山寨手机产业探究

山寨手机揭示着深刻的时代变迁：（1） 信息革命导致生产工具的普及和生产活动的广泛参与。 山寨手机生产商利用生产的服务化提供的深化分工,将以产业链为基础的温特尔生产体制进一步发展为一个以产业集群为支撑的、具有多部门特征的巨大的虚拟企业。（2）全球化把分散的需求和有限的长尾市场联在一起,使过去很难赢利的长尾产品形成规模经济。（3）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在空间上的重叠还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内在的推动机制：空间上高度聚集带来的竞争压力迫使企业不断地将市场细分,从而形成范围经济,而范围经济吸引来的大量采购商又使得细分后的个性化产品形成规模经济。     

生命价值、生命能量激发与制度保障：灾后社会工作的多元反思

5·12汶川大地震是许多主体的关键"生命事件".于受难者而言,地震夺走了其生存机会,剥夺了其尽孝显慈的责任.对幸存者来说,他们经历了生命考验乃至生离死别,失去了家园或亲友,需要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其生命轨迹也就此改变.     

人情、信任与工作关系：灾后社区社会工作实务的伦理反思

我先讲几件在灾后社区服务时遇到的真实事情.第一件:我们在灾后安置点家访,居民热情地将刚洗好的苹果往我们手上塞;第二件:安置点即将举办灾后板房中的第一场婚礼,新郎的父亲在居委会主任的陪同下上门邀请我们喝喜酒,并在喜宴上致辞;第三件:安置点某服务对象的丈夫请我们为他即将开张的小店起一个名字;第四件:居住在我们服务站隔壁的大姐,每天都主动帮我们烧水和做些杂务.一天,她请我们留下私人电话号码,希望以后到上海打工时能联系上我们,并请我们给她介绍打工信息.     

灾民文化与社会工作的介入

因灾而致难者,被称为灾民.因此,每逢有灾,就必有灾民.人们对灾民一词已经习以为常,问题在于,受灾群众在被标签为灾民,且这种标签又同时被受灾群众自我标签时,会形成一种怎样的文化,并因此改变了他们原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被改变了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又可以通过怎样的途径得以恢复和重建?     

家庭与市场：中国农村的非农就业模式探究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模式。随着农户家庭在集体农业的解体后成为重要的生产主体,部分农民从家庭农业中疏离而成为工薪阶层或者进入增长中的私营经济部门。本文的第一个模型采用logistic回归在个人层面估测已婚男性和女性在农业或者非农经济部门中就业的机会,第二个模型则探究在夫妇层面选择四种就业模式的可能性：夫妇双方,夫妇中的一方（丈夫或妻子）,或者没有任何一方从事非农职业。两个模型支持了教育水平对非农就业机会的正面作用。妇女的就业方式对于祖父母的支持效应和子女的付出效应更为敏感,但祖父母所起的作用受到本身年龄的制约。同时,男性的就业优势对家庭在职业上的性别分工并没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模型结果也表明,家庭就业模式的形成是和市场层面的因素,如村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特征和劳动力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另外,东部和中部地区在提供非农就业机会方面,相对于西部地区具备了一定的优势条件。     

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

互联网的出现对抗争行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关于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的研究也逐年增多。由于这些研究分散于不同学科,不同研究之间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妨碍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归纳了互联网影响抗争行动的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型。此外,本文还回顾了在中国情景下的研究成果,包括互联网与抗争行动、市民社会发育等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最后对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简要的讨论。     

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本研究利用1995和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教育获得、家庭责任（婚姻和子女）和家庭经济状况三项个人或家庭因素对女性就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它们效应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在1995年至2002年间,教育的正面效应变小,即教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下降,但婚姻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上升。对照1995年, 2002年时家庭收入高的已婚妇女更有可能不工作,表明这是城镇女性就业决策走向理性化的一个过程。另外,作者并不认同“沮丧的工人”观点,认为失去正式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女性因生活所迫更可能进入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继续就业,而不是对再就业失去信心而永久退出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