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富苏峰纪念馆藏"李慈艺告身"的照片

1912年3月,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掘得了唐开元四年制授高昌县人李慈艺为上护军的“告身”原件,这是一件极为珍贵的西域文物。但它的内容,除上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曾摘录其部分文字外,学术界长期未见其真面目,而且原件至今已不知去向。所幸当时爱好者德富苏峰氏收藏有该“告身”的照片四帧。日本知名吐鲁番学专家小田义久教授前往调查,公布了此“告身”的全部照片及其来历,使得学术界得见“告身”原貌。此“告身”对研究唐开元初西域形势、朝廷对策提供了许多新信息,同时也为研究唐朝廷“告身”原件,展示出了一个珍贵标本。     

略论吐鲁番出土的敦煌文书

本文概述了吐鲁番出土的来自敦煌的官府文案、写经和唐人文学作品,作者指出,未来敦煌学的发展,需进行广泛联系性的研究.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南北朝时期高昌地区的奴婢状况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研究中古时期西域历史的重要材料。将奴婢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在当时是一种正常的商业活动,亦反映出当时奴婢所处的社会地位之低下。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奴婢交易中买卖双方的责任问题,即卖方须对奴婢的合法身份作出保证。由此可见,当时奴婢贸易及其相关措施还是比较完善的。从出土文书中,我们的确能对南北朝时期社会最下层的奴婢生活状况有所了解。剥削者对于奴婢是封建性的完全的人身占有,奴婢不能为自己从事生产,因此,奴婢毫无人身自由、完全处于对主人的依附状态。     

吐鲁番59TAM303墓所出道教符箓考释

本文对吐鲁番59TAM303墓所出道教符箓进行进一步考释,认为"黄"是"黄神使者"的简称。黄神即后土神。符神左手所持非刀,而是符的示意图。符是墓主赵令达身前所佩,死后特置于墓道。符图的主要文字是"已鬼"即止鬼义。此符是汉代镇墓文在吐鲁番地区的简化泛用。     

唐代西域史研究的创新与拓展——《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评介

刘安志先生论文集《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2011年2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收入16篇论文。其中既有宏观的新认识,如《唐初对西州的管理——以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之关系为中心》、《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     

试论唐代西域的民间结社

民间结社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课题,中古以前的相关资料缺乏依然是目前这项研究的主要症结.本文通过吐鲁番和古代龟兹出土的汉文文书,对唐代西域地区的民间结社进行了新的探讨,使得这个研究领域的资料有所扩大,具体认识有所深化.     

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租酒帐》之解读与"姓"字考

本文对吐鲁番出土的《租酒帐》进行了校正。通过对《租酒帐》不同类型例句中相关字、词的解释及全句的解读,认为这是一份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官府对新老葡萄园主收交租酒时的“年终决算表”。作者支持“姓”乃容器的观点,并引用考古资料证实“姓”是一种可容120至180升的大型贮酒陶器。最后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姓”是“罂”或“瓮”的通假字。     

论高昌国的下行文书--符

吐鲁番出土的麴氏高昌国资料 ,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历史的认识 ,其中的各种官文书 ,不论上行文书还是下行文书 ,不仅提供了高昌的制度史资料 ,其文书本身也是极其珍贵的史料 ,因为在古代官僚制度中 ,文书制度是重要内容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对高昌国下行文书符进行了重新讨论 ,涉及符这种官文书在高昌的来源、变化 ,符的运行以及存档等问题     

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县以下行政建制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率兵平定高昌国后,唐朝政府在该地设置西州,属于正州。据传世文献记载,唐朝在西州推行与内地一样的州县制度。但是,县以下的行政建制阙载。本文根据出土文书证明,唐朝实行于内地的县以下的乡里制度也推行于西州地区。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西州地区乡里制度与内地不尽相同,西州地区没有发现“村”的建制。但这并不表明是乡里制度的变通,而是唐朝执行该制度严格的象征。     

西陲坞堡与胡姓家族——《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二题

本文主要依据《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刊布的文书,考证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坞堡,并探讨文书中反映的胡姓与胡名问题,以期进一步深化对中古西域文化的认识。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交河郡腾过人马与岑参诗关系考论

吐鲁番阿斯塔那五○六号墓出土的第三十五件文书为交河郡长行坊部分驿馆的马料帐,时间全部为天宝十三年,所涉及人物多为当时安西北庭及朝廷遣使的军政官员。这件文书为研究岑参在北庭的行年、岑参诗中的相关人物和岑参北庭诗中的重要事件,提供了一些可靠的新证据。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唐代士兵借贷问题研究

唐代军队中出现商业行为的现象,早已被学者注意.本文重点对吐鲁番所出阿斯塔那四号墓文书进行研究,探讨士兵之间出现借贷关系的背景、原因,论述了古代军队中出现商业行为的必然性.对麟德二年军事行动中,士兵左憧憙的商业行为进行还原性的描述,分析了他在向同行士兵放贷过程中不收取利息的原因,发现他同时经营借贷资本和商业买卖,并使二者实现互为补充关系的的经营模式.     

细节的力量——《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读后

<正>几年前就听说吐鲁番地区又有新的文献出土,又听说荣新江先生主持这次出土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出于学术敏感,心中的期盼是不言而喻的。但绝没有想到,这项工作的成果会这么快公诸于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上下两巨册,全部为铜版纸彩色印刷,制作精美,装帧精良。拿到《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后给我最初的印象是细节,最深刻的印象还是细节,书中处处感受到的是细节的力量。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针氈"考

本文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针氈"一词进行考释,认为"针氈"就是针线荷包,存放针 (线)的生活小用具,也即现代方言中所说的"针扎"、"针插"等。     

鄯善县出土《诸佛要集经》汉文写本残片的发现及其意义

由日本西本愿寺长老大谷光瑞组成的探险队。于1909年和1910年两次到吐鲁番大肆盗挖,尤其是在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他们雇用了35名当地百姓,分5组,对20多个洞窟进行了盗掠挖掘,窃走的文书可用车计。学术界通称这些文书为“大谷文书”。本文就《诸佛要集经》汉文写本残片的两次发现及其对中国佛教、汉字书法和新疆汉字应用诸方面的意义进行探讨。     

《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亦集乃路达鲁花赤

元代路达鲁花赤,位居总管之上,在地区基层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亦集乃路达鲁花赤共有7位,均不见于其它文献。以出土文书来看七位达鲁花赤多是在俸禄文书中出现。《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亦集乃路达鲁花赤印证了元代路达鲁花赤位高而职简,并弥补了相关文献记载的不足。     

《黑城出土文书》所见蒙古字学考

《黑城出土文书》中的＂蒙古教授＂证明了亦集乃路的蒙古字学的存在,并受亦集乃路总管府的管辖。依据相关文献探讨了其生员和经费来源。并推断F111：W55文书的时间上限为大德七年（1303年）。     

吐蕃“大藏”申论

吐蕃文书中的“大藏”,不属于吐蕃告身,同时,也就不可能是铁文字告身,当归于其他评价体系;根据敦煌藏文写卷的用语特点,“大藏”职位可能高于铁文字告身,而且一般仅授予吐蕃人,若授予外族人,则是显示给其较高荣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具有较高告身（玉、金告身）的官吏,其实际地位却不及“大藏”;P．4836《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修功德记》“所管大蕃瓜州节度行军先锋部落上二将告身臧旃矣”的“臧”应按其本就有之的汉语意义“赞美,称许”来解读,也就是敦煌藏文写卷中的“予以褒美、褒扬、褒奖等”之意。     

关于黑水城所出一件元代经济文书的考释

本文认为黑水城所出的"亦集乃路总管府验粮文"很可能为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前 后的文书,是亦集乃路广积仓的申验粮文书。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中人与地权交易契约关系

唐五代敦煌吐鲁番地权交易存在买卖、租佃、交换等不同的形式，无论哪种形式，依“官为政法，民从私契”的规则与观念而立契缔约成为必要程序之一。考察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自唐迄于宋初，文本中除了当事人双方外，另有保人、见人、知见人等不同称谓的第三方主体，即“中人”的签名画押。中人参与是立契缔约必不可少的环节，他们在地权契约中起着担保、见证、说合、调解等作用，本质上起着平衡社会关系的作用。这种平衡作用的实现，有赖于中人的身份与地位、权威与公信等因素，在一定的生活区域内能够为双方当事人所接受和认可，他们参与立契缔约，主要并不看重中人薪资，而更关注保持并提高其在一定区域内的美誉与认同，于是，中人角色的划分与中人秩序的形成就成为一种需要，责任、权益与秩序有其内在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