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返贫帮扶政策效果评估——基于劳动收入的视角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要前提。本文将2019年底防止返贫动态监测系统的建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21～2022年我国中部地区X地级市所有建档立卡脱贫户和边缘户的全样本面板追踪数据,通过模糊断点回归方法考察了防止返贫帮扶政策的劳动收入效应。研究发现：第一,防止返贫帮扶政策显著提高了易返贫群体的劳动收入,这一增长效应主要源于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工资率的提升及劳动时间的延长。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的就业帮扶政策中,设立公益岗位、推动以工代赈、鼓励创业带动和加速劳务输出4项政策能够直接带来显著的收入效应,而发放外出务工补贴和进行技能培训两项政策无显著的收入效应。同时,非就业帮扶中的健康帮扶和基础设施建设帮扶也间接提高了易返贫群体的劳动收入。第三,防止返贫帮扶政策队伍养护压力或家庭成员健康的农村易返贫户作用更显著。防止返贫帮扶政策的不足之处是,尚未显著提高易返贫群体的劳动生产率,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的农业生产活动。本文提出的防止返贫帮扶政策的内生发展动力效应,对进一步完善农村易返贫群体的帮扶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中国家庭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影响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普惠金融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全面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合成了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微观家庭视角展示了中国家庭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状况及其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中国家庭普惠金融总指数平均为0.575,家庭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处于中上等水平。从需求层面看,中国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发展成效可观,传统银行账户服务和数字金融服务都还有较大推广空间,家庭正规信贷市场参与度明显较低,金融服务质量的提升任重道远。从供给层面看,社区层面的金融基础设施覆盖大致处于中等水平,依然需要重视提高金融服务可及性。农户、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年老家庭尤其是夹心层家庭,享受到的普惠金融水平明显较低。基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的国际比较发现,中国普惠金融发展领先于大部分金砖国家,但是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影响方面,地区和家庭层面的证据均显示出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家庭层面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异质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并且更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构建我国可持续发展普惠金融休系模式探究

普惠金融是一种以扶贫为目的，为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储蓄、保险、信贷和信托等金融产品和服务，即为那些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而又具有一定得收入来源和偿付能力的群体提供信贷支持，这是一种在传统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发展起来的一种金融方式。普惠金融体现的是一种和谐金融的理念，     

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互联网革命的浪潮使得中国数字化技术和数字产业飞速发展。文章选取西部地区86个地级市2015—2020年的面板数据,用核密度图分析地区城乡收入水平的空间分布与演进趋势,并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然后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后分高、低收入水平组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拉动城乡收入水平提升,且对农村人均收入水平提升的作用更大,由此可以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阶段加剧了碳排放。     

数字时代下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数字技术驱动金融的高质量供给，使资金更多流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本文运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创业概率，其中信贷业务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渠道是缓解个体融资约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传统金融发展落后地区中表现尤甚.但是上述作用影响存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们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风险偏好越高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促进作用越弱.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其对受教育程度低和年老的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影响更小.上述发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其经济效应存在局限性.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时，要完善地区政策配套实施，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同经济的均衡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中国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的非线性影响：基于PSTR的实证分析

作为中国经济政策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普惠金融旨在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对包括产业结构在内的诸多经济指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Sarma(2008)提出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测算了2005-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普惠金融指数,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探究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的普惠金融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产业结构偏离经济均衡状态的程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当普惠金融指数大于0.2402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逐渐加强;当普惠金融指数大于0.5914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明显加强。同时,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普惠金融对东部、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无显著影响。此外,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仍然成立。     

安徽省农业金融信贷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研究安徽省每年的农业贷款总余额、农民人均贷款余额、农业总产值以及农民收入等统计年鉴数据,结合VAR实证分析模型,通过单位根检验、数据平稳性检验、最优滞后阶数的确定、协整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实证分析的必要步骤,得出结论：目前安徽省农业金融信贷资金并没有完全惠及农民个体,也就是说没有做到普惠;普惠金融政策的作用机制存在问题,实际以单个农民为主体的群体从中受益较小。农业金融信贷业务只有真正改善普惠金融政策作用机制才能有效服务于农户,农业金融支持政策工具才会对增加农民收入真正起到作用。笔者在分析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扩大普惠金融中心机构设点覆盖面积、适当放宽农业金融支持工具贷款资格条件、加强政策宣传以打破政策发力中的阻碍以及完善农业金融政策、灵活调整农业金融信贷规模等建议。     

坚持“五个统筹” 促进扶贫开发

扶贫开发之难与困1.现存的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那些居住在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地区的贫困人口大多已经摆脱了贫困。目前剩下的贫困人口大都居住在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生态失调、灾害频繁、环境恶劣的地方或为老弱病残、劳动能力差的人口。现存的贫困人口中,五保户占五分之一,残疾人占三分之一,生活在不宜生存的环境者占四分之一,另外一些人则常年受疾病困扰、无劳动能力、受教育水平低。要解决他们的问题,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脱贫难度越来越大。2.贫困人口数量仍然不小,防止返贫的任务艰巨。2005年底,我国…     

小额信贷与小额保险联动关系分析——以河北省保定市为例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金融的大力支持,小额信贷与小额保险由于其本质特征为:准公共产品、以弱势的金融消费者(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为对象、低成本,使其自然成为重要的金融支持工具,在新农村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农户低收入、高信用风险、保险意识差等特征制约了小额信贷和小额保险的发展;同时二者的发展基本上是独立的,没有形成明显的协同效应。以此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小额信贷与小额保险的联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实现二者有效联动的对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贫困治理的四重维度

全面消除农村贫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绝对贫困已然全面消除,展望未来,应建立健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实现常态化治理;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精准衔接,实现渐进性治理;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实现包容性治理;加强世界贫困治理领域的务实合作,实现全球化治理。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配置与城乡融合发展

基于2012-2020年31个省市面板数据，从要素配置视域切入，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要素配置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普惠金融可经由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助益城乡融合发展；要素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双重门槛效应。故应推动前沿技术赋能数字普惠金融、提振要素配置效率、深入挖掘欠发达区域数字普惠金融潜在优势，以发挥金融与市场要素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优势。     

把防止返贫摆上脱贫攻坚重要位置

正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是重要环节。一要提升产业基础。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优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行动。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形成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二要稳定就业渠道。稳定劳务转移就业,结合产业梯度转移开展劳务输出,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坚持创业带动就业,不断拓宽就业渠道。     

乡村农户贫困状态特征因子筛选与分析框架：兼论我国乡村振兴路径选择

本文构建了刻画乡村农户贫困状态的特征因子的提取算法和分析框架，旨在实现和帮助完善家庭农场的持续发展，尤其是由贫困农户组成或参与的家庭农场在发展需要的融资方面的乡村信用评估，推动有效地制订对应政策和落地方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防止返贫。本文的最大亮点是以“分类与回归树”(CART)分析和“吉布斯抽样”(Gibbs Sampling)的人工智能算法为工具，对乡村农户贫困状态的特征因子提取建立了对应的框架和分析流程。基于国内某地区乡村建档立卡数据库的31,116个样本，实证研究筛选出12个刻画乡村农户贫困状态高度关联的特征因子，并进一步对特征因子的有效性进行了ROC曲线和AUC测试。结果表明以特征因子分析框架为基础，建设配套的乡村信用评估体系是支持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最佳解决途径之一，除了能够为乡村贫困户获得持续工作的基本技能或生产环境的改善提升上得到持续性的融资支持提供评估依据和数据支持，也能为乡村和城镇“传帮带”等生产和商务平台的建立提供可持续的基础性数据和信用分析的动态支持。     

普惠金融支持光伏发电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近年来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在上网电价补贴支持下快速发展,然而当前面临着补贴拖欠和退坡的严峻挑战,因此通过金融手段解决光伏发电融资难题至关重要。尽管近年来各省获取金融服务的水平整体有所提升,但空间上仍存在明显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此,本文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及其对中国光伏发电发展促进作用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引入空间权重并选取各省太阳辐射量、电力消费量、煤炭消耗量和各省电价补贴额度等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了普惠金融对光伏装机规模影响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结果表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西低东高发展格局,而光伏发电发展也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光伏发电前期阶段主要由光照资源主导因而分布在西部地区,后期装机中心向普惠金融水平更高的东部地区转移;可见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光伏装机容量具有显著支持效果,且该支持效果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此,相对于政府补贴等方法,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可以更有效支持光伏发电发展。     

脱贫攻坚对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进程的战略支撑探析

脱贫攻坚是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创新举措。脱贫攻坚有效破解了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缺失、自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长效发展机制不足等农村基层治理难题。脱贫攻坚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治理模式、治理队伍的现代化。脱贫攻坚有效解决了贫困农户的权利匮乏问题,推动了农村基层依法治理的有效落实,健全了农村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后扶贫阶段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遵循与行动路向

当前,我国扶贫工作重心转向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扶贫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进入平稳转型阶段。后扶贫阶段的相对贫困已经转变为多维度贫困、发展型贫困,并具有长期性、脆弱性、动态性等新特征,为此,应全面厘清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以及现实逻辑,着重从巩固脱贫成果、增强发展韧性、强化扶贫产业功能以及注重发展的平衡性等方面综合施策,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

随着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对贫困将消除而相对贫困问题将更加突出,并由一维收入贫困向多维福利贫困、生存性贫困向发展性贫困、原发性贫困向次生性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新贫困阶层转型。治理相对贫困问题要发挥党总揽全局的制度优势,实施城乡一体化治理,并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具体而言,要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多维动态识别体系;建立返贫预警监测体系,提高治理预见性;构建数字农业综合服务体系,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强化攻心为上制度安排,解决"精神贫困"问题;健全大扶贫发展模式,释放社会力量治贫潜力。     

保险政策与中国式减贫:经验、困局与路径优化

作为助力脱贫攻坚的主要方式,医疗保险和农业保险在防止因病致(返)贫、因灾致(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保险扶贫的实践发展与政策预期尚存有较大差距。本文针对保险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目标不精准、需求不满足与贫困人口收入约束之间的困局,通过构建贫困人口潜在保险需求转换成有效需求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00～2011年先后开展的5期"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倾斜性保险扶贫政策在减贫实践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以适当财政补贴个人缴费、降低起付线、放宽封顶线、提升报销比例为核心的"倾斜性保险扶贫政策",能够显著激发贫困户医疗保险的需求,对其收入和支出等福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而起到积极的减贫效果。进一步地,针对扶贫攻坚工作中发现存在一边脱贫、一边返贫的新现象,借助以提升保费补贴程度和住院报销比例等为重点的倾斜性保险扶贫政策,对帮助脱贫和防止返贫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为充分发挥保险政策扶贫作用提供了优化路径和发展方向。     

地区竞争、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11—2018年中国265个地级市的绿色经济效率,综合运用面板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地理距离与经济差异是其产生空间溢出的重要因素;(2)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一定抑制作用;(3)地区适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地区过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则对其产生显著“拉低效应”;(4)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5)推广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最大,地区竞争与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负向影响也主要源于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为此,推动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保持地区间的适度竞争,分类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将有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户可持续脱贫的数字化治理研究

数字化治理是我国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户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路径,是农村地区基层治理的重要发展方向。数字科技可以为农户提供发展平台与机会,促进农村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政治价值与技术理性的协同增效。未来,应充分合理地利用数字化治理,搭建贫困治理的数字化运作共享框架,完善农户可持续脱贫的数字化治理机制,塑造“生产—服务—市场”的惠农支农政策体系,巩固脱贫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