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哲学思考

在金融日益"脱实向虚"的背景下,重拾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从金融本源与归宿的哲学视角,揭示金融来源于实体经济,反作用于实体经济,最终回归实体经济的本质过程。现代金融以其资源本身和资源配置机制的独特功能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但金融发展过度偏离实体经济,将会导致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因此,为实现经济金融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必须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原则不动摇。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论“克鲁格曼质疑”现象的存在性

首先描述了长三角地区1998—2007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状况,认为长三角地区存在资金依存度偏高的现实特征,基本符合“克鲁格曼质疑”模式;但通过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各要素分析,发现同时存在于长三角地区的“正规金融”体系与“非正规金融”体系在难以满足经济增长需要的时候,会出现“基层突破-局部试点-中央确认”的演进模式,“非正规金融”逐步纳入“正规金融”体系,制度变革支持经济增长,“克鲁格曼质疑”在长三角地区并不成立。     

金融支持陕西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分析

在新经济背景和新时期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求下,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基于陕西省2007-2016年间实体经济融资额与实体经济增加值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陕西区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进行测算,并分析陕西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金融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陕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但仍有起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波动性较大;陕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体有效,各地市之间存在区域差异,企业的技术进步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高低。因此,陕西金融提升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只有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实体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两条路子。     

关于资金导入实体经济的渠道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体经济将进入中低速的增长,增长动力略显不足,其重要原因在于在社会资金结构中流入实体经济发展的流动性严重不足,这与中国长期以来片面追求高增长密切相关,没有构建出适应市场经济特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引导机制.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匹配、实现经济创新驱动、强调经济发展质量、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等对策形成流动性“滴灌式”渠道,从而实现流动性对实体经济的“吸引型”支持模式,力促流动性投入与实体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本文对我国31个省市和地区2000-201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同时考察经济开放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和地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均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金融结构和金融相关比率分别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相关关系;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对我国金融积极作用的发挥反而带来抑制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存在显著差异性;同样区域特征凸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两区域内金融规模系数显著大于全国水平,彰显了区域发展战略中金融规模的重要作用。     

金融支持民族地区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运用各项金融指标数据、实体经济指标数据计算2010年至2020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技术进步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结果显示,“民族八省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在2010年至2020年有大幅波动且呈现减弱态势;“民族八省区”之间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技术进步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也存在差异。通过基尼系数证明“民族八省区”效率存在差异,对影响“民族八省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的原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民族八省区”新增贷款、实体经济的经济结构、国有经济比重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有显著影响。“民族八省区”的金融支持仍然处在“只见资金”的阶段,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扶持仅表现在借贷方面;金融体系、金融产品等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尚未显现。     

金融发展、绿色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金融发展、绿色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可以推动绿色创新和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增长。分组检验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金融发展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效果优于下游地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绿色创新渠道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但在下游地区绿色创新没有发挥中介作用。为此,长江经济带应当培育创新人才,推进绿色创新;合理配置资源,明确金融市场导向;注重金融监管,加强金融风险防范。     

从产业趋同到产业集群：对长三角制造业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

“产业趋同-产业协同-产业集群”是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分析长三角地区相似的禀赋结构所形成的产业趋同现状，制造业内部结构相似但也存在具有专业化比较优势的细分产业，产业趋同现状下的产业协同是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基础；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出基于动态要素禀赋优势在长三角地区进行跨地区产业协同的“新型综合雁阵”；利用27个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对产业集群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业高级化与同构化存在“倒U形”结构；在要素禀赋约束下，过度的制造业高级化会抑制经济增长，而同构化以及带来的产业协同有利于城市的经济增长；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同构化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该效应受制于信息化水平。     

现代经济条件下经济内生增长机制新框架

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支持的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知识、信息、大数据等逐渐成为新生产要素,互联网金融成为新金融业态,资本范围拓宽,相应的经济内生增长机制也发生着深刻变化。文章在梳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从要素拓展、机制创新、新生产函数三方面揭示现代经济条件下经济内生增长新机制,强调传统的经济增长框架需要创新,并提出现代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内生机制的新框架。     

要素城乡结构与地区经济韧性

本文基于2006—2019年我国31个省（区、市）数据，从人口、资本视角出发探究要素城乡结构与地区经济韧性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口和金融城乡结构均与地区经济韧性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表明持续推动人口或金融资源的城镇集聚，并不能持续增强经济韧性。而两者的协同度对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即跟随城镇化步伐合理发展城乡金融，能有效克服经济脆弱性。异质性研究发现：最优人口城乡结构呈现“东>中>西”的现象，金融城乡结构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协调度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协同度是通过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来增强经济韧性的。据此建议，合理规划城乡发展需要均衡要素间的城乡结构，以保证经济系统健康平稳。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

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物质资本与劳动力,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都是通过这三者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在经济模型中分离了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程中兼顾了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有利于从理论上阐述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31个省份1997—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对于一国经济持续增长而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比增加物质资本投资更为关键;相比于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更显著;相比于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在当前阶段更有经济效率。     

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空间计量的角度,研究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经济基础、金融发展、政府治理、人文社会和区块链5个维度考察金融生态环境。结果表明:政府治理与人文社会对区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有轻微抑制作用,可能是由于金融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效率不高并占有部分本应属于实体经济的资源;我国各省域金融生态环境逐年向好发展,但不同省域金融生态环境差别较大。     

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效应研究

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重要的宏观议题.随着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偏上水平,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探索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收入门槛效应对于转型时期精准实施差异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87—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收入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前后,金融发展均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当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金融发展才开始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机制方面,市场化建设为"双重门槛"效应提供了解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而以人才错配为代表的要素市场资源错配并未显著影响上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中低收入地区,政府应给予更多的金融扶持政策,提高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而在高收入地区,要敢于将金融资源配置的决策权交给市场.上述举措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系统动力学仿真——基于要素流动视角

金融集聚通过金融功能的强化以及集聚效应的发挥,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上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遵循“机理分析-路径分析-模型分析”的研究思路,归纳出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规模经济、信息溢出、知识溢出、创新催化、结构调整以及自我强化效应;基于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动视角分析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因果反馈路径;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应用Vensim PLE进行仿真模拟和政策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人才政策的实施效果优于法律制度的完善,而创新支持政策的实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不明显。据此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以实现二者协同发展。     

产业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逻辑与赋能路径

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经过长期的市场实践，产业金融已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当前环境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要求指向增强实体经济发展韧性、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实体产业循环效能等方面，这更需要产业金融的系统性支持。产业金融的立足点是金融，是金融的一种模式，实体经济是产业金融服务的出发点与终点目标，产业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坚实的市场和技术逻辑。大力发展产业金融就是要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实现资金直达实体经济的目标，同时要促进资金在实体经济体系内保持健康的流动，形成产业金融资金正向良性循环，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共同发展。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不断完善金融结构体系，提升产业金融赋能实体经济能力；持续创造产业金融发展条件，增强产业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动力；强力打造产业金融发展生态圈，加快产业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供给效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产业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可持续性，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金融发展模式。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蕴含的“增长”与“公平”要义紧密相关。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和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均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排斥等现象的存在致使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并未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会因规模效应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创新创业能力异质性。经济增长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渠道。     

镇江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镇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一）镇江市金融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1、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为了解释金融要素对镇江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选取镇江市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均存款（RD）,人均贷款（RL）,资本形成总额（FAI）作为因变量。存款反映金融中介在提高储蓄、动员社会金融资源中的作用,贷款是金融中介机构将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基本渠道,研究贷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可以考察贷款变化是否对镇江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把握“脱虚向实”力度——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风险传染机制研究

本文建立GARCH-in-Mean模型,首次将增长速度和风险强度同时纳入分析框架,考察了“房改”20年来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并探究了其中的金融传导机制,发现：（1）房地产投资增长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2）但房地产投资风险增加会通过放大金融风险来抑制实体经济发展,而实体经济风险增加会同时提高金融增长速度和放大金融风险使资金流向房地产;（3）短期,实体经济的增长更能带动房地产投资的增长,而房地产投资风险会更显著地提高实体经济风险;（4）长期,两部门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占主要地位,且溢出效应随房地产政策调整而成周期性变化。本文认为房地产投资的风险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而实体经济的风险则会促进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在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时若盲目追求速度力度反而会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大整体风险。      

金融科技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底层技术的发展,金融科技正不断通过技术手段改变传统金融服务方式,显著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有效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为了进一步印证金融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从消费、投资、贸易三个视角重点剖析金融科技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理论机理,并运用BAT的实践案例进行例证分析;选取相关经济数据,通过VAR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在消费方面,金融科技创新能够促进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在投资方面,金融科技创新能够拓宽投资渠道,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在贸易方面,金融科技创新能够增强跨境贸易金融服务能力,从而促进我国对外经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