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与劳榦的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

劳榦对居延汉简的整理与分类,继承了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的做法而有所变通,按照简牍的种类将居延汉简的释文分为文书、薄录、薄籍、信札、经籍、杂类六个大类,每一种类之下又按性质与内容分为若干小类。在治史旨趣上,劳榦经历了由汉简为本位的历史考证向以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为重心的转变。他将居延汉简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对汉代西北边疆的烽燧制度、官制系统、防御建置、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西北边郡经济发展、民众生活风貌等问题进行了多重维度的考证,开创了民国时期两汉史研究的新局面。     

秦汉简牍"质日"考

罗振玉在<流沙坠简>中将敦煌汉简中的历表类简文称之为"历谱"的说法并不准确.根据近年出土的秦汉简牍可知,这类历表类简应称作"历日"、"质日"或"(币見)日".从悬泉汉简记载可知,"历日"一词至少在西汉中期已经出现,指朝廷颁行全国的历日正朔."历日"在秦汉简牍中又自题篇名作"质日"或"(币見)日",二者与先秦典籍中的"致...     

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兼谈与“二重证据法”形成之关系

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 ,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 ,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 ,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 ,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 ,博大精深 ,对后人裨益极大。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 ,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 ,对 2 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 ,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 ,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 ,写作《流沙坠简》之时。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 ,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2 1世纪历史学研究的趋势便是多学科交叉研究 ,尤其是将现代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相结合 ,这正是承袭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来     

里耶秦简九九表初探

里耶秦简九九表的文字、内容、句数均有其独特之处,它可以修正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中的某些结论：其一,先秦“小九九”并非只有36句一种。其二,九九表中“而”“如”通用。王国维“改‘而’作‘如’,始于宋代”之说不确。其三,敦煌汉简九九表末尾总合实为1113,而非1110。就数学史意义而言,秦简九九表体现了三个重要的数理内涵：乘法定义、乘法交换律、筹算基础。就文化史意义而言,秦简九九表与《周易》存在一定的比附关系。     

罗振玉"逼债"说之源流及其与王国维经济关系考论

王国维自沉颐和园之年,正是位居天津张园的逊清小朝廷政治斗争激烈之时,以溥仪深相赏识的王国维之死作为契机排斥异己,成为郑孝胥等人的政治谋略。罗振玉“逼债”王国维之说就是在郑孝胥的策划下,经史达、郭沫若、溥仪、周君适等人递相祖述并加诡异想象,而使这一谣言一时竟然成为“公论”。而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则认为王国维之死与王潜明早逝有关,明确说明无关乎罗振玉之逼债。检王国维与罗振玉近三十年相知相交的经历,虽然在王国维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两人通信多有对古物、书画的买卖之事,但王国维主要提供信息以供罗振玉参酌,罗买与王买分得清清楚楚。罗振玉确实对王国维一家经济多有支持,但其主要方式是为王国维提供以劳务、职业或职务而获取报酬的机会。罗振玉视王国维为天挺之才,深感若令其旁皇生计乃是自己的耻辱,所以用各种方式缓解王家的经济困难,其主要目的是让王国维勿劳分心专力学术,以精深之学术延续中国学术之辉煌,罗振玉的胸襟与格局之高由此可见一斑。罗、王经济关系的底蕴在学术,这是现代学术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章。     

关于《静安文集》的一桩公案

《静安文集》是王国维的第一部文集,内容以哲学、教育学等研究为主,编订于1905年。王国维去世后的第一部全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没有将其收录,遂致议论蜂起。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提出王国维寄寓日本期间曾有摧烧《静安文集》之说是可信的。罗振玉从求"醇"的角度不予收录,也当是出于对王国维的一种尊重。《静安文集》乃是王国维探索西方哲学的产物,希望由此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但反响寂寥。在《静安文集》编订之时,王国维对西方哲学即多有质疑之意,后经数年持续研究,终于弃哲学而专攻文学,稍后更转治国学。《静安文集》的被摧烧是王国维向国学挺进的一个重要信号、一种精神象征。     

《殷虚书契考释》作者考辨

距今六十年前,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著名学者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湖水里,他的死,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对于他的死因,后人作了种种揣测,迄今尚未得出定论.最流行的一种看法,是认为王国维被罗振玉逼迫而死,并捏造出种种传说,为这种观点提供事实根据,世人不察,反而信以为真.不少人甚至错误地认为,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不是自己所作,而是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说:     

王国维、罗振玉晚年交恶考论

王国维与罗振玉结识后有近三十年在生活和学术上几乎形影不离的经历，情谊深长，并因王国维长子王潜明与罗振玉三女罗孝纯联姻而结成亲家。但在1926年8月王潜明突然去世后，因罗孝纯与王国维夫人的直接矛盾，而导致王国维与罗振玉关系的终结。此虽因王潜明的海关抚恤金而起，而实是由平日生活的矛盾积累所致。王国维素厚长媳罗孝纯，因其坚拒抚恤金并得到罗振玉的支持，令王国维备感屈辱。这种屈辱也使得王国维生趣渐失，罗、王近三十年的密切关系因此而结束。通观罗、王一生之行迹，他们不仅在学术上互生互发，行走在当时中国学术的最前沿，而且罗振玉对王国维一家的生活也一直照拂有加。他们晚年的交恶情形颇为周边不少人所知，这使得在王国维自沉后，引发了种种关于其死因的猜想。但综其一生，罗振玉对王国维所付出的情怀是值得尊重的。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研究

《文汇读书周报》与《学术月刊》联袂发起的“2003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新发现简犊文献的解读与研究”赫然在列(《新民晚报》2004年1月2日)。这反映了学术界及公众对简犊研究的关注。也体现了简牍学研究领域的勃勃生机和重大影响。     

王国维与江苏两所“师范学堂”

1988年12月与次年4月,我曾先后赴南通、苏州两地,就王国维(1877—1927)于本世纪初,在我国最早的两所师范学堂(“通州师范学校”与“江苏师范学堂”)从事教学工作的基本情况,作了一些访问调查。一则追蹑先贤遗踪,以此增进对王国维这位学术大师、近代教育家生平之了解;二则也为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开创史,试作一番小小的回顾。兹将访查所得,记述如下。一 1903年,王国维在通州师范学校任教一年。这是张謇创办的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罗先生(按,罗振玉)是岁有粤东之行,会通州师范学校欲聘     

王国维词学与罗振常、樊炳清之关系

在关于20世纪词学体制的讨论中,王国维常被视为体制外的孤独行者.但实际上,王国维的词学渊源有自,且颇多周边友人的交流切磋之功,其中罗振常、樊炳清二人作用最为明显.罗振常对《人间词乙稿序》的四则批注,比较细致地揭示了王国维词学观念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在意境说的形成及具体词人的取舍上,王国维实际上是在与周边友人的交流之中逐渐定型的.《人间词甲稿序》与《人间词乙稿序》虽由王国维代笔,但也客观上记录了王国维与樊炳清两人近十年间词学观念上的往返商榷之迹.追溯王国维词学的生成形态,罗振常与樊炳清都是不可忽略的人物.王国维的词学在一定程度上带着早年周边友人群体的色彩,只是相形之下,王国维的词学更具体系和思想深度而已.     

万端熔铸一诗收——谈《秦妇吟》的写作艺术

晚唐著名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问世以后,名动诗坛,震惊朝野。此诗以不容抹煞的历史真实性和深刻感人的艺术性强烈地震撼时人的心灵,以至韦庄立即饮誉天下,被称为“《秦妇吟》秀才”。 然而,这一首长诗,命途多舛。其一被公卿谤议讳隐于作者之生前;其二坠简流沙亡佚于作者之身后,诗海沉沦;其三复出于敦煌石窟,却辗转流离于域外;其四虽算回归中土,却历遭非议酷评,长期不见容于今世。     

王国维阅尽人间色

王国维（ １８７７－１９２７年）,浙江海宁人。初名国桢,字静安（庵）,晚号观堂。自幼身体羸弱,不苟言笑。１６岁那年,他初露文采,名噪乡里,有“海宁四才子”之誉。次年,由于“不喜帖括之学”,罢乡试而归。戊戌年间到上海,入《时务报》馆,曾就读罗振玉私设的东文学社。因题于同学扇头的咏史绝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为罗振玉发现,被识为“伟器”。其一生学业,便由此发端。１９００年,“庚子事变”骤起,他带着对中国前景的幻灭感,东渡扶桑,开始了他的游学生涯。 心仪教本华,痴情《红楼梦》 人的一生,能经…     

敦煌卷子《疗服石医方》文献研究

基于罗振玉藏书印,结合罗振玉、王国维二人往来书信,对敦煌卷子《疗服石医方》源出进行了基本考证,确认其出自敦煌第17窟藏经洞。将其内容与《诸病源候论》《外台秘要》《千金翼方》《医心方》等传世医籍予以详细对比分析,证明了该卷子与诸医籍传抄的同源性。同时,对残卷所用“口父咀”一词进行了考证。总结和重点解析了此卷子的服石将养疗法,提出了此卷子对于现代医学临床、养生强身等方面的参考意义。     

王国维致某君书残稿考证——兼谈其学术史意义

蠡舟《王静安先生之考证学》一文谈到王国维"与某君论治古文字学书残稿",并作了部分征引,目前所见有关王氏书信著作均未收录,似未引起学界注意。文中"某君"及作书时间未言明,通过王国维与罗振玉等友人往来书信比较可知,"某君"为柯昌济,作书时间当在1918年3月6日。信中反映了王氏对于古文字考释的认知,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

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诸位大家可谓居功至伟。通过用新创的计算方法对刘鹗、孙诒让、罗振玉考释成果进行比较,证明孙诒让的学术成果尤为突出。因一些主客观的因素,孙诒让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功绩未能得到客观的评价与认识。孙诒让去世后,罗振玉的学术水平逐步提升,后来居上。林泰辅、内藤湖南两度在学术上挑战,激励罗振玉写出力作、王国维更上层楼,以"两剑封喉"确立了甲骨学领域罗振玉、王国维"二骑绝尘"的格局。罗振玉卓越的学术成就,使甲骨学真正成为中国近代唯一的、从发现创立到发展壮大都由中国人主导并持续领先的、有世界影响的综合性现代学术领域。上述学人为中华文明继绝学和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奠基作用。     

1912—1915年初罗振玉致王国维书信日期考订——兼论王国维号“礼堂”的由来与蕴意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虽经学者考订,仍有一些排定日期存在问题,影响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政治观念等。通过对1912—1915年初罗振玉致王国维诸短札日期的考订,对于王国维号“礼堂”的由来和蕴意有更确切的认识。     

王国维悲剧思想与悲情意识探源——论《红楼梦评论》对西学、佛学和老庄思想的熔铸

王国维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在《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等著作中均体现了其悲剧思想对西学、佛学和老庄的熔铸性,开创中国美学研究之先河。王国维悲情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与叔本华悲剧精神的互通;二是认同佛家的涅槃,和叔本华倡导的解脱殊途同归;三是包涵老庄的"无为"、"无我"等传统底蕴。重新认识王国维的悲剧思想和悲情意识的源头,理解王国维对中西印等文化传统的沟通、合流、熔铸,才能理解和把握王国维在美学研究领域的大创制。     

关于王国维词学评价的若干问题

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不仅承载着特定的时代观念,更洋溢着鲜明的个性色彩,这使其《人间词话》在成为20世纪文论经典的同时,也一直经受着不少非议与批评。王国维的词学与创作之间相当一致,只是主张以“自然神妙”的艺术形态来创作“学人之词”,并要求以人生的普泛性哲思来代替“学”之内涵而已。质疑《人间词话》经典地位的声音渊源甚早,但不能因此而忽略了王国维对传统范畴的创造性理论激活与现代性体系建构。王国维的词学虽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但这并不影响其词学建构的经典意义和卓越地位。20世纪词学体制确实存在着内外之分,但在王国维之时,这种内外相对的格局尚未最终形成,实际上王国维兼有体制内与外的双重身份。王国维在文学思想上对胡适多有启迪,但他只可能是相关理论的奠基者,而胡适才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合适人选。只有厘清并合理地解决以上五大关系问题,才能更精准地契入对王国维词学的本体研究,并科学评判相关学术史的发展轨迹,从而推动王国维词学研究整体而有序地进行。     

王国维之家境与前期生计考论

按照生计与学术之疏密关系,王国维一生大致以丙辰（1916）年初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学术为主,生计为次;后期则须综合兼顾学术与生计两端,无法过于轻重其间。王国维家境一般。据王国维自述及其尊人王乃誉之日记可知,其一年收入略副衣食之需而已。田租与房租是支撑其早年家用的基本来源,然收租诚然不易。王国维因许家惺之荐任上海《时务报》书记,月薪微薄,令王国维颇为失落,后兼译东文,始觉生计稍安。此后任教通州与苏州两所师范学堂,又赴任清学部总务司行走,此数职事所取薪也只是应付日常生活而已。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寓居京都四年余,大体以理书、编刊、撰述等为生,生活安定而俭朴,学问则日见其大。先有生存,才有学术,梳理王国维早年家庭经济以及其早期生计情况,对于了解王国维如何权衡学术与生计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