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地整理产业化的思考

本文在分析我国农地整理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农地整理产业化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从两难到双赢

城市化与工业化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而现阶段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就是农地资源的非农化。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农地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农地进行保护。将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由两难的境地转变为双赢的局面,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农地保护政策的执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寻找合理农地非农化的数量出发,提出了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的概念,并将其与实际非农化过程结合起来,把现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数量细分为代价性损失、过度性损失Ⅰ和过度性损失Ⅱ。然后通过生产函数模型估计土地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边际效益曲线,计算出1989~2003年间中国农地非农化的代价性损失比例为33.4%,过度性损失I比例为44.9%,过度性损失Ⅱ的比例为21.7%。结合可操作性,得到中国1989~2003年期间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应该为不超过实际非农化数量的78.3%。过度性损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对土地市场价格的干预,因此文章提出为了减少农地非农化的过度性损失,应该加快完善国有土地市场体系,减少对土地价格的行政干预等政策建议。     

PPP 模式用于农地整理项目中的思考

传统模式下农地整理资金使用效率较低.本文从资金供需层面、法律制度层面等角度分析了农地整理项目资金使用效率低的原因,然后又分析了 PPP 模式在我国推广应用的条件并列举了相应的实例.结果表明,在目前我国农地整理项目广泛实施的大背景下, PPP 模式是提升农地整理项目效率的理想模式.     

中国农地保护:理论与政策分析

基于净收益最大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利用私人最优决策与社会最优决策的不相一致是政府实施土地利用干预政策特别是农地保护政策的重要原因,但农地保护政策体系内含的不完全性往往导致政策失灵。实施积极的农地保护政策是中国政府基于现实条件的理性选择。但以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农地征用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保护政策尽管对保护我国有限的农地资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其原因就在于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出现偏差及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具有不完全性。要切实实现土地资源的社会最优配置,就必须在理顺国家经济关系的同时,采取诸如修正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完善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合约、强化农地保护政策执行机制等措施。     

企业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研究探讨

目前我国政府单一投资下的农地整理项目问题颇多,以项目资金短缺、建设效率低下为主。本文就如何引进企业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提出一种新模式,并分析此模式的特点。     

农地确权促进了中国农村土地的流转吗?

现有农地制度安排造成的高交易成本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土地流转,实现资源配置的重要障碍。自2011年开始全国试点的农地确权制度首次在实测基础上对农户承包地进行登记颁证,从而为农用地的大规模流转奠定了产权基础。为了探讨确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我们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并在此框架下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2年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地确权使得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可能性显著上升约4.9%,平均土地流转量上升了约0.37亩(将近1倍),土地租金率则大幅上升约43.3%。因此,农地确权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土地流转;同时也增强了农地的产权强度,从而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内在价值。     

基于定量分析的我国农地非农化效率研究

农地非农化是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产物。以最低的耕地资源成本,获得较高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率的高效率的农地非农化是我国的最佳选择。文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2001—2005年我国农地非农化的效率进行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土地粗放利用,农地非农化的总体效率不高,多数年份还处于规模效益递减状态。     

农地流转交易的市场均衡分析

为了逻辑一致地理解农地流转交易中影响农地供给和需求意愿的因素,以及市场力量对土地均衡交易量、交易价格和经济效率的作用,建立基于农户和企业最优决策的需求-供给模型,并求解和分析模型的均衡。结果表明:(1)给定影响土地供给和需求意愿的因素,与竞争性土地市场比较,垄断将导致均衡交易量和均衡交易价格下降,并使经济效率降低;(2)给定其他因素,一个(影响土地供给或需求意愿的)因素在竞争性土地市场和垄断市场中对均衡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影响方向一致。     

农地流转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农村土地资源的流转既是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实际优化配置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促进整个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如何通过规范和引导,推进农地流转,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找出制约农地流转的症结所在。针对症结,提出相应的对策。     

浅议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问题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不动产物权制度的重要问题,许多国家对此都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我国现已具有了建立农地使用权流转法律机制的可行性,但是我国现阶段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及规定不足。应坚持国家干预原则、合法原则、有偿原则,建立和完善与农地使用权流转有关的法律制度。     

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经济解析

本文运用科斯的分析思路对农地股份合作制进行了制度解析。在分析农地股份合作制外部利润对当事人制度创新行为的影响以及农地股份合作制效率损失的制度规则之源基础上,作者指出,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源于当事人对外部利润的追逐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创新一致同意,农地股份合作制制度规则的不完善导致了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效率损失,农地股份合作制生成、发展或衰败源于外部利润和效率损失之间的对比。要推动农地股份合作制的生成和发展,就必须努力提升其外部利润、减少效率损失。     

农地整理可有效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实现城乡综合配套发展——郫县唐元镇长林村“拆院并院”工作的调研报告

探讨以土地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和谐的城乡土地制度的实现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之一。四川省郫县唐元镇长林村“拆院并院”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其在农地整理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方面的实践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农地制度、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现有的农地制度备受争议。本文认为,土地经营权流转能促进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它的推广将使现有的土地制度得到完善,从这一视角研究农民收入问题可以填补已有文献的空白。本文借助2000年和2012年的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平均处理效应(ATE)和受处理的平均处理效应(ATT)方法,实证分析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土地流转能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在平均意义下土地流转能使任意样本农户家庭和已流转土地的农户家庭的收入分别增加19%和33%。本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鼓励和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可能是促进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和完善现有农地制度的一个新途径。     

如何有针对性地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基于苏、桂、鄂、黑四省(区)99村、896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基于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4省(区)99个样本村、896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刻画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时空变动规律,并实证分析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3年间,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日趋上升,农户家庭劳动力特征、土地特征、资本特征、土地确权特征以及村庄环境特征中均有变量对农地流转存在显著影响,但全国层面和分省(区)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存在差异,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要促进农地流转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农地流转政策的普适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一方面,要围绕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目标,在明晰农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地承包权、放活农地经营权的基础上,在全国层面上离析出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影响因素,据以制定有普适意义的农地流转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在遵循国家农地流转方针、政策的前提下,认真分析各地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所在,采取契合当地实际的促进农地流转的举措,使中央农地流转政策"落地生根"。     

中国农地流转现状及其政策改进——基于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利用江苏、广西、湖北和黑龙江4省(区)的调查数据评估现行农地流转政策的执行效果,探讨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农地流转政策。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促进农地流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日趋活跃,促进了农地集中,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户农地流转满意度较高,农地流转基本遵循"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初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但也存在农地流转总体水平不高、农地行政性调整时有发生、农地流转自愿程度下降、农地流转签订合同比例不高、政府引导和管理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因此,通过适时改革农地集体所有制;农地流转既要坚持自愿原则,又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采取明晰农地产权、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对转入土地农户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并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农业职业培训、在加大农业补贴发放强度的同时将农业补贴发放给粮食种植户等可以更好地促进农地流转。     

浅论我国农地流转制度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土地市场是现代土地制度的本质要求,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程度的提高以及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市场的培育和形成有其客观必然性和迫切性。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农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和意见。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土地流转与农地滞留

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可分为流转和不流转两种,而流转又分为转入和转出。一般而言,"理性"的农户如果寻求非农就业,那么就会将农地流转出去;如果选择继续农业生产,那么既可能转入农地也可能不流转农地,从而滞留于农地。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基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对农户的流转意愿及实际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新农合显著地改善了参合农户的健康状况并提高了其流转意愿;(2)对于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而言,新农合住院乡级、县级、县外三级补偿比例以及年度封顶线等指标尽管影响了其转入倾向,但这些作用并不显著,不能确切地说明该制度导致了农地滞留,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追踪和研究。本研究为更好地促进劳动力转移,减少农民数量,推动人口城镇化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视角。     

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行为影响因素及制度启示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受国家农地政策及相关制度设计导向、地区经济市场发育程度、农户自身的文化情感因素等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促进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制度建设和相关政策措施的建议。     

如何破解农地流转的需求困境?——以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例

当前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瓶颈并非供给不足,而是缺乏需求.因此,如何创造有效需求是进一步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关键.本文利用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简称"新型主体")能否成为农地流转的需求引擎.研究发现,新型主体既能通过自身农地需求直接拉动农户出租土地,又能促进农户投资间接带动农户租入土地.但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与务农比较收益有关,非平原地区务农比较收益低,新型主体以直接拉动效应为主,而平原地区务农比较收益高,新型主体以间接带动效应为主.在各类新型主体中,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自身农地需求大而具有显著的直接拉动效应,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互助联合能带动农户之间的农地流转,而农业企业暂不具有显著的农地流转效应.最后,本文发现新型主体可通过促进农地流转提高农地整体利用率,并进一步提高农业产出和农户收入.研究表明,新型主体能成为破解农地流转需求困境,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户收入的有效抓手.     

农地金融遭遇政策困境怎么办

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抵押是农地金融绕不过去的坎儿。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到“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政策有了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