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剧创作问题论争的考察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是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创作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多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与热烈的讨论.不同时期的争论层出不穷,高潮迭起,构成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长卷中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如果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中国舆论界关于史剧创作问题展开的影响较大且富有启发意义的争论主要有三次,即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争论、60年代初的争论、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反思与争论.     

关于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思考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就已开展,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处于低迷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迅速升温,并成为热点。文章认为在心理健康教育逐渐升温的同时,我们应对其实质、教育功能和可持续发展做冷静的思考。     

文学重构历史与后现代批评——评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

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重新构建了历史,重构历史是一种阐释行为,阐释者的阐释无一例外带有自己所处环境的烙印,体现着当代评论者的兴趣和关注。"回归历史"、"重构历史"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当代小说的一大特点。作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一位小说家,唐·德里罗一向关注美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危机。他在小说中一再对美国当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反思和重新审视。他最具代表性的后现代历史小说《天秤星座》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鼎盛时期。通过对奥斯瓦尔德这个历史人物的重塑,德里罗重构了不同于官方版本的肯尼迪遇刺历史,批判了身处其中的以影像消费为主导的后现代社会。唐·德里罗的文学创作实践表明,在后现代状况下,艺术家仍然有可能进行类似现代主义先辈们所从事的那种政治性和批判性的严肃艺术实践。     

理解属于被理解的存在——论蒙克作品《呐喊》中的音乐美学意境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艺术门类,这就是音乐美学.音乐美学作为人类音乐文化的重要存在方式而广为艺术研究工作者对其长久的探索与思考.几个世纪以来,音乐美学一直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促进和记录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全面科学地阐述着音乐的社会性问题.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国的音乐美学发展也有了跨越性的突破.作为一门特殊的艺术哲学门类,一直为新中国的艺术事业发展承载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将从音乐、绘画、哲学及其对比的角度对20世纪表现主义时期著名画家-蒙克的作品《呐喊》进行深入的美学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语言探析

语言问题一直是困扰新诗写作的一个症结。这一话题对于文化转型、纯文学普遍失势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生存与发展尤显重要。在相继梳理有关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语言问题的几方面内容之后,从世纪之交诗坛关于传统、语言资源等论争角度,涉及21世纪初诗歌的语言问题,不仅贯通了近20年来中国新诗的历史;同时,也使这一问题在跨世纪的过程中,完成了历史的延伸和自身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建国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研究取得了显著的理论成果,但从总体上来看还处于转型时期。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20世纪90年代以前及90年代前期侧重于从意识形态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进行解读,强调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阶级性和唯物史观上的独特贡献。而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置于一般原理层面进行探讨的较少。20世纪90年代后期及之后,特别是近些年国内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研究有了较大突破,体现在四个方面的发展趋向：走向学术角度的原理分析;经验基础上的理论阐述;民主问题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继续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但更具体和深化。     

论主旋律艺术

主旋律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来之后,于90年代有一系列充实和演化,主旋律艺术也以多样形式呈现出来,与时俱进,同时,主旋律艺术与其他艺术,除了在核心上的区别之外,又呈现边界上的互渗,并在这一互渗中显出一些受人关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的美学特质与文化品格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当代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段.随着思想层面的进一步解放,中国的经济环境与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中国整体文化格局的变化以及各文化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变化,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在整体上呈现多元、互渗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最核心的美学特质是平民化的美学视角,此时的艺术创作聚焦于表现代表个体意志的平民阶层的生存状态,从而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时代特征.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在时代特有的情境中,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自省与自觉,体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关怀,彰显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品格.     

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的美学特质与文化品格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当代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段.随着思想层面的进一步解放,中国的经济环境与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中国整体文化格局的变化以及各文化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变化,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在整体上呈现多元、互渗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最核心的美学特质是平民化的美学视角,此时的艺术创作聚焦于表现代表个体意志的平民阶层的生存状态,从而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时代特征.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在时代特有的情境中,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自省与自觉,体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关怀,彰显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品格.     

非历史化:20世纪90年代历史剧的艺术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历史主义思潮与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历史剧创作出现了非历史化的艺术取向:或将复杂人性作为关注历史人物的切入视角,或以新历史主义态度重构、戏说历史。这种取向为剧作家借助历史评议现实提供了更大自由,但也因过分的主观与随意消解了历史剧本应具有的内在严肃性。     

杰克·伦敦小说创作中的“狼”情结

杰克.伦敦是20世纪初美国文学最具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野性的呼唤》和《雪狼》是杰克.伦敦小说创作中"狼"情结的艺术体现。他对"狼"情结的执着有着深刻的文学渊源,"狼"主题小说具有特定的社会意义。     

国内外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思想研究

艾思奇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他一生奋战在理论战线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和方法对艾思奇的哲学思想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贡献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对当前我们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诉讼艺术研究述评

诉讼艺术(含司法艺术)是指在各种诉讼实践活动中,当事人和司法机关创造性地运用法律解决社会纷争的方式和方法。它是人类法律智慧的结晶和表现形态,甚至代表着法律艺术的最高成就,因而人们自古以来就很重视对诉讼艺术的研究和运用。在简述诉讼艺术理论的基础上,文章扼要评述了国内外当代诉讼艺术研究基本情况,并审视了对中国传统诉讼艺术的研究实绩与缺陷。     

方豪的天主教史研究--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例

方豪在天主教史研究方面成就颇丰。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代表,他不仅对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原因、过程及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作了精深的考究,而且还从诸多方面展拓了天主教史的史料来源,为中国天主教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胡适与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普及

20世纪20年代,胡适对于国学的普及不遗余力。主要表现在他先后两次关于中学古文教学的公开演讲及为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国学书目中。胡适注重国学知识的普及,认为没有相应的国学知识,青年们对外则不能代表中国,对内则将没有意义。国学一定可以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     

方苞“绝意不为诗”之辩及其诗论

方苞以古文名扬天下,世人皆言其不作诗,他自己亦多次提及自儿时即"绝意不为诗"。方苞"绝意不为诗"的根本原因是其父力戒方苞为诗。另外,相较于文而言,方苞诗才确实有限,诗作受到友人批评,他自己也意识到诗歌之难为。但事实上,方苞并非真的与诗歌绝缘,他时常写诗,只是少有留存而已,其从弟方世举的诗集中曾提及方苞作诗,足以明证。他有大量诗序,可见其诗歌观念。     

“和谐论”文艺美学的理论特征和逻辑构架

文艺美学是传统美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和谐论"文艺美学体系弘扬、发展了古今中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它对艺术审美本质的界定吸收了康德的思想,又超越了康德把美归于形式的倾向,将美与艺术统一起来。"和谐论"文艺美学对美和艺术既有总体的把握,又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构成作具体探索。文艺美学的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运用以辩证思维为统帅的多元综合一体化的方法,构筑了一个纵横结合、网络式、圆圈型的逻辑框架。     

浅论文学艺术在先进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文艺是文化的最直接的构成要素 ,在先进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文艺创造要真正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文艺家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 ,从中外优秀的文艺传统中吸收营养 ,深入生活 ,深入群众 ,不断进行艺术创新。     

重新解读严复所送罗丰禄的挽联———能事闻重译,传经固绝伦简

一代清国驻英大臣罗丰禄在1903年6月7日病逝于福州,他在福建船政学堂的昔日同窗好友严复送其挽联——能事闻重译,传经固绝伦。严复貌似在说罗丰禄的翻译功底深厚,传播儒家经典的才能绝伦无比。但从查证这两句话的出处,找出它们的原本含义,结合罗丰禄一生的主要事迹,可以得出结论,这两句话是说罗丰禄的洋务、外交事迹在海内外广泛传播,在教授西方语言和传播科学技术方面也颇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