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之功能透视——以犯罪防控为视角

以刑罚轻缓化的世界趋势和我国推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形势为分析背景,众多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轻刑化处理寄托了审判机关对犯罪预防效果的期待,愈演愈烈的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现象在形式上具有合理性.但从犯罪防控的犯罪学逻辑出发,公正性不足严重制约其应然功能变为现实,其对渎职侵权犯罪防控机制的耗损,远远大于其在犯罪预防方面的收益.     

非犯罪化的概念界定

国内外关于非犯罪化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立足于我国的刑事法制度,非犯罪化是指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通过立法或者司法活动,将一直以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作为犯罪规定或者处理的制度或过程。非犯罪化可分为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又分为合法化、行政违法化、民事违法化和国家态度中立四种情况;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又可分为追诉上的非犯罪化和审判上的非犯罪化。非犯罪化是与非刑罚化、非刑事化有所区别的概念。     

行政犯罪刑罚轻缓化片论

文章在对行政犯罪刑罚轻缓化研究成果系统梳理、反思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对刑罚演进规律的研究成果以及现代犯罪学的互动理论,并结合中国刑法与中国社会实际,对以行政犯罪为突破口实现中国刑法的刑罚轻缓化进行了理论论证.     

对老年人犯罪宽宥初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彰显了对老年人犯罪的宽宥精神。修正后的刑法条文不仅继承了对老年人犯罪予以宽宥的传统刑律精神,而且探索了对老年人犯罪予以宽宥的当代路径。但是,该修正对老年人犯罪予以宽宥的年龄标准还有些偏高,对老年人犯罪予以宽宥的刑罚制度还比较有限,有待于进一步的放宽。     

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罚力度的政策性反思

我国当前对腐败犯罪的惩治,不应提倡轻刑化的理念,而应确立“又严又厉”的刑事政策。但是,现行立法中对腐败犯罪的刑罚力度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缺乏资格刑的适用规定、预防性刑罚措施阙如、未实现罚金刑的全覆盖,以及由于部分腐败犯罪的刑罚设置失衡,导致罪刑难相适应。而且,司法实践中腐败犯罪的轻刑化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具体表现为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调整过高导致普遍处刑过轻,过多、过滥地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因此,应通过立法对腐败犯罪刑罚力度过轻的问题进行纠正,并对司法中的轻刑化现象进行纠偏,遏制对腐败犯罪的刑罚“优待”,真正实现罪刑均衡的要求。     

论经济犯罪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经济犯罪呈不断上升趋势,为了保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将一些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经济违法行为予以犯罪化是必要的。但由于经济犯罪具有很强的时空相对性,我们也应针对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将一些不再符合犯罪化标准的经济犯罪及时地予以非犯罪化。所以,在现阶段有关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上,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实行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标准、界限,走一条以犯罪化为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同时并举、双管齐下的道路。     

民营经济保护视角下企业犯罪刑罚附随后果的规范化研究

企业犯罪后会触发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文件、内部规定等规范中设定的以限制、剥夺其资格、能力、利益为主要内容的附随后果。企业犯罪刑罚附随后果虽然能够契合国家进行单位犯罪治理的需求并因应国民对于重刑主义的期许,但是严厉的刑罚附随后果产生了明显的“水波效应”“叠加效应”“边际效应”,成为犯罪企业复归社会的巨大负累。在刑罚人道与惩罚理性的时代,应以法益可恢复性作为企业犯罪治理的重要基础,尊重企业的犯罪自控能力,实现犯罪企业的社会复归目标。为此,首先要对现有企业犯罪的刑罚附随后果进行规范化梳理,实现刑罚附随后果的合比例配置;其次要严格把控企业犯罪的认定标准并建立刑事合规的溯源治理方案,从刑罚源头断绝附随后果的产生;最后要以刑事合规为中心建立企业犯罪一体化规制机制,明确其在行政责任和社会性制裁中的激励效力,实现刑罚—行政责任—社会性制裁的融合规制。在提供有效规避刑罚附随后果的刑事实体法路径后,应同时构建法人犯罪后的前科信息查询、使用机制,避免在实践中因法人犯罪信息使用无序对企业造成次生伤害。     

论聚众淫乱罪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聚众淫乱罪的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存在争议。从规范的方面分析本罪的犯罪构成特征,将本罪分为秘密型与公然型两种,并对区分秘密与公然的标准提出意见。从法理方面,分别对两种行为类型进行分析:从刑法介入道德的准则角度,分析两种类型违背的伦理道德;从刑法谦抑角度,分析两种行为类型是否符合刑法宽容性、补充性、经济性。结论是秘密的聚众淫乱行为应当非犯罪化,公然的聚众淫乱应当犯罪化。     

论死刑及其执行方式

刑罚处罚程度由重到轻,是历史发展的进步表现和必然结果。死罚制度随着人们对生命价值的回归和重视,必将在世界范围内消亡。而现阶段我国死刑制度是必不可少的。执行死刑的注射方式应该被广泛使用。     

在华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法律应对

伴随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出现、增多和整个国家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口激增,中国开始面临长期困扰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国人犯罪问题。文章在分析北京地区近10年外国人犯罪的规律和趋势的基础上,着力思考如何解决城市、国家的国际化发展与外国人犯罪应对体系滞后的现实问题,如何构建与城市、国家的国际化程度相适应的外国人犯罪刑事政策,如何设置顺应国际人口流动的出入境犯罪罪名体系,如何在全球化趋势下扩张中国刑法的适用范围、强化属地管辖意识和增强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从而尝试为应对中国境内国际化大都市的逐渐增多和整个国家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而做好法律层面的准备提供学理支持。     

西汉时期同姓诸侯王犯罪

西汉的同姓诸侯王犯罪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其犯罪类型多种多样。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所以中央政权对其犯罪的处罚措施也有别于其他阶层,一般是由皇帝直接干预,惩处也相对较轻,显示了封建社会法律的不公平性。     

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罪与罚问题探究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发生在商品流通和服务行业等的商业贿赂行为非但未得切实有效根治,反其触角逐步伸入社会许多行业和领域,情势严峻、危害严重!为此,“两高院”先后公布、印发《罪名补充规定（三）》及《适用法律问题意见》,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替代原来“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并就当前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提出意见。然而,此举仅是有关罪名改变和部分法律适用,尚未完全彻底有效解决问题。为完善刑事立法,统一罪名应用,规范执法行为,还需进行法条内容调整与犯罪要件修正、入罪门槛降低与法定刑度提高、刑罚幅度协调与刑种机制完善及借鉴英关法系信义义务理论,打造刑民法律之间制度接口,构建我国商业贿赂犯罪体系,健全惩防职（业）务犯罪长效机制,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自立养老:不可或缺的养老资源

新世纪是一个人口老龄化的世纪 ,仅靠家庭和社会难以承担起养老的重任 ,必须充分挖掘老年人自身的养老潜能 ,实行自立养老。当前自立养老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心和支持 ,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加以解决     

预防国有企业经理职务犯罪的对策

作者在大量有关国有企业经理职务犯罪的数据基础上 ,归纳了经理犯罪的主要特点 ,分析了经理犯罪的原因 ,并提出了有关预防经理犯罪的对策。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以刑罚价值论为视角的考察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是死刑问题最艰巨的环节,解决了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问题,也就解决了死刑限制的大部分问题。我国各种死刑限制学说只是针对死刑限制的表层问题提出具体建议,没有就如何限制具体犯罪的死刑问题挖掘深层次的理论根据。以刑罚的价值论为视角,厘清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价值取向,确保死刑的适用符合死刑存在的价值才是死刑限制的深层理论根据和统一理性前提。     

论犯罪的进化

犯罪起源于原始社会,进化于文明社会。由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进化的状况不同,所以这些社会形态犯罪进化的状况有很大差别。犯罪之所以能不断进化,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于利益冲突的存在和加剧。在新形势下,伴随着文化的进化,犯罪进化表现出一些新的趋势。     

宪政视角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性质界定

在宪政制度下,人民享有对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权力的监督权.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时权力进行监督、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内容,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具体方式.人民监督员制度体现了民主原则,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具有民主性、外部性、权利性、社会性的基本属性,应当在宪政的视域内界定其性质并完善相关的制度.     

宪法学上的一种死刑观——以美国宪法原理和判例为中心的考察

时至今日,不论人们是否赞同死刑废止论,死刑的存废之争已具有毋庸置疑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国虽然也存在这种讨论,但长期以来,这些讨论主要是在刑法学界中展开的,最终形成的主流观点是主张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其间似乎欠缺坚实的实定法学框架之内的学理论证,而仅囿于单纯的道德、政治或刑事政策上的考量与论说。有鉴于此,笔者力图从宪法学出发另辟蹊径,论述宪法上的酷刑禁止原理,并主要通过分析以现代美国的判例与学说为代表的死刑酷刑论以及这种论证的结构和策略,揭示现代宪法的死刑观,并透视其对完善我国死刑制度所可能具有的借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