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与清代四川移民社会整合

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要素,祠庙、会馆所体现的民间信仰在清代四川移民社会整合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移民入川之初以会馆为舞台、以神灵为媒介而进行的对抗与融合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对等交流和移民试图融入新的家乡的愿望,清代中期之后会馆祀神出现的分祀、兼祀、合祀甚至改祀等情形体现了移民和土著通过神灵信仰实现社会整合的努力,而清代后期会馆、祠庙纷纷改祀、兼祀关羽的情形则充分说明了移民社会走出狭隘乡土的局限和移民社会整合的实现,同时反映了巴蜀文化的开放性和试图融入全国的努力。     

川主信仰与清代四川社会整合

清代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改变了四川的人口结构,使四川民 间信仰主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清代四川社会中,土著和移民所建立的祠庙、会馆不仅是作为信仰中心,还 是四川社会的整合中心。祠庙、会馆最初崇祀的所谓“乡神”是土著和移民的精神寄托和集体象征,而后的附 祀、改祀和兼祀表达的是对新“四川人”身份的认同和对区域社会融合的主动性。川主信仰作为土著的本土信 仰,在实现了土著社会的整体认同和群体整合之后,又在移民中获得了广泛认可并被附祀、兼祀或改祀,从而 部分实现了土客交流与融合。但是,川主信仰还是因为其狭隘的乡土性和模糊性而最终被关羽等大神所取 代,这是四川社会真正走向开放的开始和表征。     

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互动:明清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分析

泰山碧霞元君信仰产生于女神勃兴的宋代,大约明初开始经历一个民间化、世俗化的过程,明中期以后碧霞元君信仰在山东地区逐渐普及,并且取代东岳大帝成为泰山正神。明清士绅对于碧霞元君信仰的态度主要有三种,一种持反对态度,把碧霞元君信仰定格为"淫祀",不符合儒家的礼治秩序;一种持赞成态度,认为碧霞元君信仰属于国家祀典,是国家神道设教的重要构成部分;还有一种中间态度,他们超越碧霞元君信仰"淫祀"、"正祀"之争,直指信仰的现实。明清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于地方社会道德秩序的关注,同时希望用官方正统文化去改造民间文化,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历史演进正反映着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矛盾、冲突与调和。     

历史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以近600年来福州瘟神“五帝”信仰为例

每一个民族或地区都有其自然发生的民间信仰，此种民间信仰，亦是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近６００年来．福建是巫风炽张、“淫祀”盛行的地区之一，不少“淫祀”均典型地反映了“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功利性心理。本文通过对江南“五通”神在福州的变种──瘟神“五帝”信仰的研究，分析此种造神心理背后的区域地理背景。     

论闽台区域文化的形成

闽台区域文化从总体上说与闽南民间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闽台区域文化的形成,既是移民与文化传播的结果,同时也是两岸密切交往关系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简略探讨闽台区域文化形成的过程,认为,历史上大陆向台湾的移民以及闽南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为闽台区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两岸的交流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结成的血缘文化纽带则是闽台区域文化形成的重要条件和最终标志。     

定光佛信仰与台湾福客关系

定光佛是闽西的地域神明,它随汀州客播迁到台湾。在台湾的早期开发过程中,定光佛扮演着汀州客心灵上庇护与安定的重要角色,对汀州客的凝聚和团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汀州客与福佬人的互动与融合过程中,定光佛信仰也逐渐出现融合现象,定光佛与福佬人的祖籍神并祀,共享香火和祭祀活动。这种既继承又所改变的双重发展道路,是民间信仰在移民社会的不同族群相互交融的必然结果。     

外来移民与雷州半岛的土地开发

地域性的经济开发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外来移民的迁入,在某些区域内往往又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时期雷州半岛的土地开发亦不例外。秦汉以来,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北方移民的不断迁入,曾经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地区土地开发的进程。本文着重探讨了历史时期雷州半岛外来的迁入及其对这一地区开发的推动作用。     

闽台客家地区的民主公王信仰

公王是闽西客家最主要的民间信仰之一,而＂民主公王＂则是众多公王信仰中的一种,主要分布在闽西连城、永定两县。伴随着闽西客家人移民台湾,民主公王信仰也传播到台湾。有关闽台客家地区的民主公王信仰,前人有过一些零星的报道,但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述和学理探索,以及闽台两地比较的视野。现尝试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就民主公王在闽台客家地区信仰的基本情况和在台湾发挥的社会功能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探讨。     

区域性神祇信仰的传承及其对地方的影响——以浙江“胡公大帝”信仰为例

浙江“胡公大帝”的信仰作为一种区域性神祇信仰,已延续数百年,近年来,浙江各地关于胡公大帝的信仰又呈上升趋势,胡公庙的兴修层出不穷。文章对信仰经久不衰的原因以及这一信仰圈对当地思想、文化、经济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概括出中国民间信仰体系的特性及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在区域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作用。     

中华人文始祖的建构——以太昊伏羲氏为例

在太昊伏羲氏已有的研究中存在"太昊伏羲氏是神"的预设,但对于"太昊伏羲氏如何成神"缺少必要的关注。在太昊伏羲氏成神的过程中,文人记述、王朝祭祀、民众信仰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人记述是前提条件,通过历史化和神圣化两种倾向,文人记述为太昊伏羲氏进入王朝祭祀系统和成为民众信仰对象提供了理论基础。王朝祭祀是关键环节,通过高禖祀、历代帝王祀等祭祀活动,王朝祭祀促成了文人记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并为民众信仰提供了符合礼制的崇拜对象。民众信仰是决定因素,通过整合文人记述、王朝祭祀、风物习俗等人文资源,民众信仰赋予太昊伏羲氏各种神职,成功把太昊伏羲氏推上神坛,并作为民俗事象传承下来。     

关帝庙礼文化在康区的传承与开发

祭祀是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关帝祭祀在康区的确立使关帝庙能够真正的发挥其文化职能。它的传入表明内地的礼制延伸到了康区,关帝庙则成为中央向边疆推行礼制的一个重要载体。关羽的勇武形象是清代帝王推崇关帝祭祀的另一目的,这就使兴盛于康区的关帝庙具有镇摄边关的性质。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分析不难发现,礼制的确立与中央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大息息相关;礼文化的形成得到了古今中外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接受,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发展空间。而这既有助于对清代治理边疆政策的再思考,又有助于重新审视礼制对康区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     

神性与世俗：彝族山神崇拜与生态保护 ——以云南昙华彝族山神崇拜为例

山神崇拜是云南昙华山彝族原始崇拜的基础,山神不仅是当地彝族最早的神灵,而且是彝族先民心目中最大的神。山神崇 拜是一种普遍流行的带有浓厚民间色彩的传统信仰模式,它既别于自然崇拜,又别于图腾崇拜,但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统宗教信 仰,它兼顾神圣性和世俗性,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平衡有序的规则,而且同自然界之间构筑了一种和睦共生的关系。     

试论祭礼与《诗经》中的祭祀诗

在古代政治活动中,祭祀成为无与伦比的重大事件。祭天之礼是王朝大典,一直受宗周统治者的重视,祭祀作为古礼的最重要的来源,从根本上奠定了我们处理天人、人人关系的基本观念然和思想。进而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人际交往原则。祭祀诗的出现与宗教观念和祭祀制度密不可分,祭祀诗是人类文化一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祭祀诗的具体内容和在当时的特殊地位完全是由宗教观念的特点和祭祀活动的地位所决定。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祭祀诗都包括在《诗经》中,可以从祭礼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祭礼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来研究这部分诗歌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价值。     

巴蜀现存张飞祠庙考述

张飞祠庙在历史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明清更是遍及全国各地。考察巴蜀幸存的张飞祠庙,其起源、演变各有特点。＂蜀所在有侯庙＂是历代统治者大力推崇的结果,而民间对张飞的崇拜是加速其祠庙发展的主要原因。     

满语熊类词语与萨满教文化关系探析

熊崇拜是萨满教文化动物崇拜的代表.比较满语词语中有关熊的词语,可以发现这些词语的同源词蕴含着满族萨满教文化熊崇拜的文化内涵.分析《五体清文鉴》中有关熊的满语词语,发掘熊崇拜文化之特点,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论明清以来儒者关于妈祖神性的定位

明代中期,儒者在朝廷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儒者将妈祖信仰视为淫祀,地方官往往采取撤毁妈祖庙的措施。清代初年,康熙帝仍然沿袭儒者贬低民间信仰的传统。迄至信奉道教的雍正皇帝上台,官府才开始大力推崇妈祖信仰。受其影响,儒者编制了妈祖为林孝女的神话。民国初期,文化界再一次掀起毁淫祠的活动,但林孝女祠仍被保留下来。     

"梯玛”探幽

梯玛文化是现存土家语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原始文化。“梯玛”的引申义是“女神”,它的前期任职是女巫。梯玛法事活动中生存崇拜实则是梯玛崇拜。梯玛在土家族社会历史中具有重要作用。     

论宗庙祭祀及其文化特征

本文在对宗庙的规制和宗庙祭礼进行考述的基础上,梳理出历代王朝宗庙祭祀活动的演进状况和变化轨迹,并着重讨论宗庙祭祀的文化本质及特征,指出其产生的依据是祖先崇拜的结果,而祖先崇拜的本质则又是人类生殖崇拜观念的必然反映。同时,文章还揭示了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一中国式的表现形式——宗庙祭祀活动之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若干文化特征。     

从私祀到官祀:明代佛山北帝信仰的地方性与正统化考察

自古以来,佛山民间信奉的鬼神多,而供奉鬼神的庙宇就更多,众多的庙宇自然就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私祀乃至淫祀。民间私祀的存在使得基层社会与国家之间在信仰领域里的正面冲突相对较少,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缓冲地带;而当民间私祀对传统社会的基层统治秩序产生威胁或有可能颠覆正统理念时,代表国家的基层组织就会加以干预、纠正,甚至奏请禁毁。在明代"禁淫祀、毁淫祠"的政治大环境下,佛山地方官绅为了保住祠、庙合一而又供奉着北帝的祖庙,进行了一系列的借助传说并将之附会于北帝神的造神运动,最后成功地使北帝信仰由佛山地方性的淫祀、私祀上升为正统化的国家官祀。     

发展伦理视野中GNH关怀的道德意义

从GDP崇拜到GNH关怀,是两种发展观的转变,其实质就是对幸福的一种崭新诠释和评价标准的转变。GDP崇拜其实质就是唯效率崇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道德的困惑和系列社会问题,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GNH关怀发展理念,已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政理念,具有积极的伦理意义,必须予以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