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协调：网络反腐视角下的官员隐私权保护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反腐成为公民实施监督权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有效打击腐败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产生,如网络反腐中的言论自由权与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之间极易产生冲突。如何平衡和协调好网络反腐和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关系,保护因网络反腐而受到侵害的官员隐私权权益,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对于网络反腐与官员隐私权的协调保护,应坚持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和比例原则,并从限制官员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增强公民对官员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意识等路径保护官员的隐私权。     

公民的监督权与政府的克制义务

研究公法,重在研究其核心——公权力,特别是如何规范公权力的赋予和运行,把日益扩张膨胀、专横霸道的公权力关进适当的笼子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运用公民的公权利来制约国家的公权力。公民的公权利,核心是政治权利。近年时有发生公民行使公权利批评揭露政府及其官员的弊案,与政府的公权力发生矛盾冲突而被非法问罪。该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正确对待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公权利（舆论监督权）与政府公权力的克制义务的公法关系问题。政府及其官员在事关其公务行为上无权提起名誉权诉讼。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权利对等原则研究

权利对等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是得到权力者和权利者共同认可的。权利对等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这些内容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用来分析权利对等的实现是如何依托于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升的。权利对等必须针对存在着权利不对等的问题而提出,权力对等的实现必须从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实务中寻找对策。     

公民权利思想探源: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卢梭之比较分析

公民、人民、平民以及天赋人权、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等概念在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极易被混淆或误用,而仅从概念本身的特征进行区分又对它们之间内在渊源的联系有所忽略。原初公民与现代公民的区别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对等,原初公民权利与现代公民权利的不同在于权利与权力的界限是否分明;同时,民族国家的产生与代议民主的确立在这两次转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中国农民权利平等保护的新进路

当前农民问题主要袁现为农民贫困,而农民贫困根源于权利贫困。要使农民权利真正得到平等保护,必须跳出“身份”陷阱,凸显“权利”话语,因为公民身份的发展演进始终伴随着“歧视”、“不平等”意蕴,而公民权利则更多彰显自然法的理性与平等精神。强调从公民身份到公民权利的路径转化,是对从“不平等”到“平等”进路的关注。基于农民的弱势地位,农民权利平等保护需要从形式迈向实质,应废止城乡“二元”法律制度,完善农民权利体系,对农民实行合理差别补偿,拓宽农民权利救济渠道,并确保救济的有效性。     

高等学校学生权利研究

高等学校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作为普通公民,其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作为受教育者,其享有教育法所规定的法定权利;而根据高校学生与学校所建立的教育契约关系,学生享有教育契约上的权利。从实体与程序角度界分,这些权利分为实体性权利与救济性权利两大类。实体性权利有学籍权、获得良好教育权、民主管理权等,救济性权利有契约上的请求权与抗辩权、行政申诉权等。     

关于当代中国农民"公民地位"的人学思考

中国在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对当代中国农民提出一系列要求,但农民对这些要求的适应或反应使他们在身份与权利上出现了结构性的严重不对等,最终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公民地位".因此,从人学视野构建"公民社会"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逻辑地成为确立当代中国农民"公民地位"的根本诉求.     

高校学生权益保护的范围与途径

高校学生的权益包括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如受教育者的权利、作为普通公民的其他权利和法律未加禁止的权利包括恋爱权、婚姻自由权、同居权、生育权、特殊情况下的校外租房权、自主创业权等。高校学生权利范围的广泛性决定了其权利保护途径的多样性,我们可从行政申诉途径、司法救济途径、法律援助途径等对其加以保护和救济。     

公民的权利

公民的权利是国民根据法律享受的权利。通常认为公民的自由和公民的权利是有差别的。前者否定来自政府的约束力;而后者涉及政府制定的明确的法令,它保护公民不受政府和个人对公民的专横和歧视。联合国宪章规定把扩大公民的     

受教育权利论析

每个公民都享有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受教育权的保护和实现在民主社会中尤为重要,而教育高收费的现状与《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原则和具体条款相违背,严重损害了公民平等享受受教育权。对此,国家要承担起尊重、保护和实施公民受教育权的义务,确保每个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实现。     

浅析官员隐私权

隐私权是我国公民享有的权利,但作为特殊主体的官员的隐私权,应该受到合理限制。可现实社会中,随着诸如关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否侵犯官员隐私的热议持续不断等社会现象,对官员隐私的保护和官员隐私权的限制之间的协调关系问题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么,官员的隐私权究竟该如何限制?这种对官员隐私权合理限制的范围边界又该如何界定?本文以此作为出发点,对官员隐私权问题进行探讨。     

限制公务人员性权利——以反腐为视角兼论立法构想

以往研究公务人员的腐败问题,主要领域囿于贪财,而忽略了贪色。公务人员因其自身的特殊性,滥用性权利极容易滋生腐败,所以有必要对这一主体的性权利予以一定的限制。从民法立场出发保护公民的性权利与从刑法立场出发限制公务人员性权利相结合的立法路径既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又可以预防公务人员的腐败,是完善现行法的合理构想。     

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破解对策

公民参与腐败治理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对推动我国廉政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公民权利与政府及其官员权力不对称,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具体制度安排不足,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激励机制、保护机制及回应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公民参与腐败治理仍面临着许多制度困境。应通过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优化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具体制度安排、完善激励制度和保护制度等,破解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制度困境。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新亮点的官员问责制,是推动政治文明的又一显著标志。所谓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21世纪以来,问责制在我国已取得了很大发展,但还存在着职能分界模糊权责不对等、责制主体缺位、制度不完善、问责的政治文化缺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实施厘清官员职能分界而实现权责对等、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完善问责制度和繁荣官员问责文化等具体措施。     

传媒、公民环境权、生态公民与环境NGO

［摘要］“环境公民社会”的发展，需要传媒构建、拓展环境“公共领域”，促进环境议题的“公民赋权”，用“媒体理性”引导公众环境运动的“理性参与”；需要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公民环境权，实现“公民环境权”由道德“应有权利” 向“法定权利”、“实有权利”的飞跃；需要普通公民向“生态公民”蜕变，需要环境NGO积极承担吸引民众环境参与和培育“生态公民”的重任，实现普通民众与精英知识分子在“环境公民社会”中的深度融合。     

我国网络反腐中公民参与的完善

网络作为公民反腐的新阵地,有利于公民行使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批评建议等个人权利,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增强。我国网络反腐中的公民参与仍存在着一些公民参与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宜采取以下对策加以完善：提高公民参与素质;完善网络反腐的相关制度;政府积极推动官方网站建设,加强其和民间反腐网站的合作。     

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范围研究

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范围模糊不清,造成司法实践的困惑。界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范围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权利保护与公民个人信息流通相协调原则,以及法益保护原则。建议采用新限制说对刑法所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中的信息内涵与主体范围进行具体界定。     

紧急状态下的公民权利保护

紧急状态下,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恢复公共秩序,政府权力的集中和扩大必然会导致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受到更多限制和克减。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因紧急状态的发生而被政府随意剥夺,本文就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保护的必要性、保护的范围、保护的原则以及权利受到侵犯时的救济途径进行了粗浅的阐述。     

非公民的少数群体成员身份国际规则解析

随着国际上人员流动的增加,外国人的人权保护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人权法领域的突出问题。由于许多外国人不具有居留国的公民身份,若想在居留国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就必须在理论上归属于少数群体成员从而享有人权法上的特殊保护。少数群体保护的目标包括禁止歧视和特殊保护两个方面,就禁止歧视而言,少数群体享有与其他多数群体成员同样的基本的人权;而在特殊保护方面,少数群体成员享有特殊的保持文化传统的权利。本文试从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的法理入手,结合联合国以及欧洲人权保护的实践．探讨非公民的少数群体成员身份问题。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历史预制、现实预制与价值选择

公民人格是解读公民社会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深层判据,它建基于公民社会的制度存在,孕生于公民伦理的精神价值。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趋向与公民伦理诉求,决定了传统人格走向公民人格的必然趋势,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塑造,是在传统文化语境和现代化现实境遇中发生的,受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制约。公民人格的历史缺场与现实吁求,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格转型充满对主体性精神、契约精神、规范性精神、权利与义务对等精神、社会正义精神等理性精神形态的希冀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