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制度完善——以矫正方案科学化为视角

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运行10年,其中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并没有形成一套独立的工作体系.在实践中,社区矫正机构对未成年人实施的矫正方案与成年人没有区别,该方案明显不符合未成年人的需要,亦缺乏应有的科学性.为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我国应从矫正方案科学化的角度,健全相关法律法规,针对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制定矫正方案和矫正项目,从而使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真诚悔罪、顺利回归社会.     

山西省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研究

山西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面临着社区矫正立法滞后,机构设置与分工不明确,矫正人员素质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矫正措施和方案的粗糙等问题。应通过构建法制体系、科学的机构体制以及高素质的矫正人员等措施,完善和发展全省的社区矫正工作。     

社会治理背景下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模式探究

随着我国社区矫正的全面推进,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于保障社区矫正的规范运行与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体系在制度建设与队伍建设方面还有待加强,以规范化、系统化、信息化思路为导引,创新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机制,是促进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提升法律监督实效的重要途径。     

关于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由于受重刑观念和报应刑思想(主义)的影响,我国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较少选择适用社区矫正刑,这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社区矫正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应完善相关方面的立法工作,确立“慎用监禁刑”或“社区矫正惩罚方式应被优先考虑”原则;设置专门的审判机构和社区矫正机构,建立缓刑和假释前调查制度,设置社区矫正工作检察监督机构。     

新疆社区矫正制度实施问题研究

新疆社区矫正工作在经费保障、规章制度的健全、部门之间的整合与协调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依然存在机构建设发展不平衡,专业矫正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滞后,经费缺少,监督和管理滞后,群众认知程度底等一系列问题,加强社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改进教育矫正和帮困扶助工作是使新疆社区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必要保证。     

社会支持视阈下社区矫正中的家庭参与

社区矫正对象身份的特殊性使得社区矫正对象内心更加敏感脆弱,其社会支持网络更容易出现断裂。结合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网络的最内圈必然是矫正对象最为熟悉的家人,家庭是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网络中可挖掘的重要资源,也是基层社区矫正工作者开展工作的重要切入点。家庭在社区矫正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推动家庭参与社区矫正可以进一步优化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理论为家庭参与社区矫正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社区矫正中家庭参与的行动路径具体又清晰,贯穿于整个社区矫正工作的始终。当前家庭参与社区矫正存在着一些问题：矫正对象家庭参与渠道单一、家庭成员主动参与意识不强、参与内容“重监管、轻教育”,可从立法机制、社会认知、能力提升等几个方面分别给出应对之策,最终达到提高社区矫正实效的目的。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随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不断推进,社区矫正作为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重要举措,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并且在23个省市区试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推行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立足我国的国情,更新刑罚理念,改革和完善社区矫正的立法,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和队伍,改进矫正方式,加强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等措施,以推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社区矫正机构"1+X"模式及其经济分析

不同国家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立模式差异非常大.我国社区矫正试点以来,学者和实务部门对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置众说纷纭.社区矫正机构"1+X"模式,即国家司法行政机构与"第三部门"对社区矫正对象刑罚执行职能与教育、矫正、帮助职能分工实施的矫正运作模式,在我国现阶段具有可行性,且符合经济和效率原则.     

社区矫正纳入司法体系的法律构建与完善

社区矫正是当代中国刑罚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目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存在法律依据不足、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不尽科学合理、任务不完善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完善立法、建立专业化的社区矫正机构和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等建议,以期促进社区矫正制度建设。     

论社区矫正与社区培育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行刑方式,是将符合条件的犯罪人置于社区之内进行矫治,这就需要以发育良好的社区为支撑。我国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及实践做法都非常重视社区的作用,但实际运行之中社区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都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原因是我国的社区矫正本身就是政府主导型的行刑处遇模式;我国的现代社区尚未发育完好。我们必须加强现代社区的培育,在社区的发展壮大之中,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