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实证案例与内在机理

近年来,随着网络反腐事件层出不穷,如何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和充分利用,成为当前我国政府治理的新课题.基于对2008年至2012年的60例网络反腐事件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发现网络反腐在官员级别、网络媒介、腐败类型、官民互动等方面存在深层次特征.以信息源、主观动机、互动过程为维度,可将网络反腐事件区分为曝光型和实名举报型两大类,依据案例可得出后者逐渐增多的趋势.以网络反腐现象的现状为基础,可以在制度体系、现实需求、网络环境、政府行为模式和行政文化五个方面,对网络反腐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建立对网络反腐现象的深度理解.     

网络反腐之困与制度化之路

在网络反腐蓬勃发展的背后,隐含着种种困境.网络信息庞杂,真伪并存;网民道德素质高低不一;网络反腐缺乏法律支持,于法无据;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脱节,反腐效应消损.网络反腐要摆脱困境,唯有走制度化之路.发展网络科技,建立健全腐败发现及快速反应机制;转变思维,建立网络反腐的教育和自律机制;完善法制,规范网络反腐的法律机制;着眼宏观,建立网络反腐的配套机制.     

网络反腐视域下的政治认同分析

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产物,网络已成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重要平台.在新时期反腐语境下,网络以其自身独特的技术优势和“旋风式”的反腐效果愈来愈受到人民群众的青睐.网络反腐作为公民政治参与中出现的一种非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也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文章分析了在中国出现这样一种非正式但又十分重要的反腐渠道的原因,并指出多元化的网络环境给新时期政治认同整合带来的冲击.在网络反腐视域下,我国应通过加强网络平台“硬环境”和网络意识形态“软环境”建设,构筑起“网上网下,官民互动”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反腐体系,进而提高认同指数,推动法理型政治认同建设和提高我国政治文明水准.     

信息化时代我国完善网络反腐的政府作为

信息化时代,网络成为全球第四大媒体.我国网络反腐从萌芽到发展再到趋于成熟,逐步发展成反腐败的新战场.但由于网络反腐本身的匿名性、民间性、隐蔽性等特点,使得网络反腐主体良莠不齐,加之法律法规不健全、某些权力部门认识存在偏颇,导致网络反腐存在若干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完善我国反腐败体制,实现网民、媒体、政府部门的良性互动,形成制度反腐与网络反腐的有效对接.     

网络监督体系化研究——以网络反腐法治化为切入点

近些年,以网络反腐为代表的网络监督逐渐成为社会热点。从周久耕、杨达才、雷政富、刘铁男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四名法官,网络反腐的巨大威力令人鼓舞,网络已成为我国反腐的重要平台。与传统和体制内的反腐路径相比,网络反腐有其独特优势;但网络反腐又是一把双刃剑,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有其本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此,只有加强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对接,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网络反腐的潜在威力才能更好地取得实效。依托网络反腐的法治化推进,网络监督的体系化势在必行,网络监督体系化的路径选择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公众网络反腐与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二律背反之考量

网络反腐是以互联网为信息交换媒介的一种新型反腐方式,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反腐重要阵地,对汇集民意参政议政、监督公权力运行、形成官民互动的良性监督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公众网络反腐具备反腐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出现损害相关主体隐私权的负面影响,公众网络反腐与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的协调应在基本原则上坚持比例原则、克减原则,限制政府官员的隐私权,在制度安排上健全政府官员的日常行为公开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和公民的知情法律制度.     

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对策探析

在新时期,互联网在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面认识网络反腐,务实探讨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有效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对策,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对策应是多向度、多层面的,绝不应是单向度、一维性的。真正认清网络反腐的利弊短长,是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前提;不断加强网络反腐的法律意识和伦理道德教育,是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基础;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相关法律制度,是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保证;开发好网络技术,培育好网络把关人,抓紧抓好网络治理,是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核心;推动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无缝对接,促进官方网络反腐与民间网络反腐的良性互动,形成反腐合力,是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关键。     

国际投资仲裁效率的追求、反思与平衡

效率是国际投资仲裁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国际社会通过对国际商事仲裁机制的移植和国际投资仲裁仲裁自足性的构建,以期实现国际投资仲裁效率的价值追求.但就实践效果而言,效率目标的实现状况并不理想,而且对效率的片面追求对程序正当性产生了负面影响.对国际投资仲裁效率的追求,未来应沿着并行不悖的两个方向推进:一方面通过程序的优化和各参与方的协作积极推进仲裁效率的维护和实现.另一方面防范相关措施矫枉过正的风险,致力于形成程序效率与程序正当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效率导向下仲裁效率与程序正当性之间的平衡符合我国国际投资利益的整体保护需求,应在未来我国有关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谈判以及国内司法审查机制的构建中加以贯彻.     

网络反腐：问题与对策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型的反腐败模式,具有结构扁平化、主体多元化、过程互动化、监督主动化的优势,是对传统反腐模式的有益补充。我国网络反腐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为此,对我国网络反腐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针对当前网络反腐中存在的网络信息真伪难辨、网民素质良莠不齐和网络法规体系滞后等问题,着重探讨了完善网络反腐工作的对策思路,从制度、技术、互动等维度去规范与引导网络舆论与民间舆论,以期对实现网络反腐规范化、理性化、科学化有所裨益。     

法治文化视角下网络反腐法治化路径探索

针对网络反腐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我国有必要以法治文化的理论机理为切入点,构建网络反腐的法治文化,通过网络反腐制度性文化和观念文化建设,逐步使网络反腐主体既形成对法律制度的信奉又要确立起对法治的信仰,唯此方能从根本上实现网络反腐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近代西方刑法哲学的发展脉络及基本精神

近代西方刑法哲学流派繁多,理论格局错综复杂,从时间维度及学术派别的角度可大致将其演变梳理为三大主要线索:走向启蒙的刑法哲学、趋于思辨的刑法哲学、转向实证的刑法哲学。近代西方刑法哲学的基本精神主要包括:追求功利、守护正义、捍卫人道。     

试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如何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理念和措施,创新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机制,是我国法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历来重视腐败犯罪,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但是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依然需要修改腐败犯罪刑事法律,进一步跟进和加强国际合作。     

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罪与罚问题探究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发生在商品流通和服务行业等的商业贿赂行为非但未得切实有效根治,反其触角逐步伸入社会许多行业和领域,情势严峻、危害严重!为此,“两高院”先后公布、印发《罪名补充规定（三）》及《适用法律问题意见》,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替代原来“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并就当前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提出意见。然而,此举仅是有关罪名改变和部分法律适用,尚未完全彻底有效解决问题。为完善刑事立法,统一罪名应用,规范执法行为,还需进行法条内容调整与犯罪要件修正、入罪门槛降低与法定刑度提高、刑罚幅度协调与刑种机制完善及借鉴英关法系信义义务理论,打造刑民法律之间制度接口,构建我国商业贿赂犯罪体系,健全惩防职（业）务犯罪长效机制,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制度反腐的理性思考

反腐有效性是重要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制度反腐在实践中无疑处于基础地位,但其前提性问题的追问和解决,却是其基础地位确立的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深入展开反腐有效性的讨论。基于反腐有效性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吸收运动反腐、权力反腐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注意发挥法律制度、无形制度和制度执行的作用。     

刑事自由裁量权负效应及其克服

刑事自由裁量权能够克服刑法局限性,但同时此种权力也有一定的负价值,这种负价值主要体现在此权力容易造成司法随意性和司法腐败。为了克服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负面价值,必须对其进行静态控制和动态控制。其中静态控制包括完善刑事立法,完善刑事司法解释,加强刑事判例编纂。动态控制包括完善对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强化判决理由,强化媒体监督。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因素是司法官员的个人素质。     

以人为本:从抽象走向现实的刑法解释理念

刑法解释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更是刑法适用的前提与基础.以抽象正义为理念的规则主义刑法解释通常关注规则是否被遵守而忽视遵守规则的最终目标与效果.为了弥补规则主义解释的缺陷,应当引入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刑法解释理念的发展.以人为本的刑法解释理念强调人是刑法解释与适用的主体与最终目的,尊重人性、保障人权、满足人的需要成为刑法解释与适用的基本要求,并用科学与人本相结合的知识体系,从理解人自身的视角,在遵守规则的同时,注重规则适用的结果与目的,实现刑法解释的情理与法理的统一,促进和谐司法制度的构建.     

民众参与司法的审视：陪审团制度价值功能解读

近年来,中国立法和公共决策过程中民众参与听证会、法律草案评论等情形使得民众参与日益具有促进立法和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功能。作为民主的产物,陪审团审判具有非职业性、社区代表性、公正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它具有4方面的价值功能：有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实现实体公正;作为一道屏障,介于被告人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护被告人权益免受侵害;提高公民素质、塑造国民性格、培养法治观念;提升审判公信力。陪审团审判制度为民众分享政府职能提供了有价值的机会,给刑事司法注入了大众价值观,增加了实现正义和防止政府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强化了刑事司法裁判的权威性,是政府运作中民众参与的象征。     

程序正义——正当程序价值探究

正当程序作为理念,是西方法律思想、法律传统的体现,蕴含着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关怀和对正义理想的追求。正义观念往往同自然法概念联系在一起。正当程序作为制度,通过程序实现自然法的正义理念,建立起通过程序的正义和通过程序的法治理论。正当程序的价值体现在对人的权利的保护之上,既具有相对于实体的程序价值又具有自身的独立价值。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罪名体系调整思路——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背景

早期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侧重于保护个体利益价值,而此后的有关网络诽谤的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九）》更关注一般性的公共秩序价值。刑法中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罪名体系初步形成。《刑法修正案（九）》关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条文,虽然进一步扩大了“虚假信息”的范围,严密了刑事法网,但是它回避了有关网络诽谤的司法解释的立法正当性问题,又可能造成虚假恐怖信息与新设的四类虚假信息的界限不明等问题,是一次不完美的立法修正。应有的解决方案是,取消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将《刑法修正案（九）》中的“虚假的险情、疫情、警情、灾情”改为一般性的“虚假信息”。     

论刑事司法改革视野下的无罪推定

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应协调,在司法改革进程中,我国引进了一些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制度,但观念上仍存在很大差距。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确立不仅有助于执法人员的诉讼法律意识的转变,树立权利观念,而且有助于司法改革新制度的实施,为新制度的确立与运行提供观念上的支持与制度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