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中的"大"

枟道德经枠言"大",除有"四大"之论,更主张以"大"名"道",可见其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但为老子所重视的"大",并不是日常的程度比较之"大",而是指"容"或"有容乃大". 是故,以"大"名"道"就不仅意谓"道"之崇高伟大,更意谓包容性是"道"的基本特征. 它包括三个层次:大道以潜藏万物的一切可能而称"大";大道以总揽万物的一切生成而称"大";大道以保全万物的一切价值而称"大". 第三层次最为核心,也是"域中四大"的"大"之所在. "四大"之"大"表现为价值上的包容,又被老子界定为"公". 这既是指不以外力干涉具体存在者的发展,也是指存在者因自身之故堕落时能有所补救. 总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全"万物之自然".     

是水利工程还是人造生态灾难?——从《水经注》“白起渠”史料解读说到古史真伪

《水经注》所载"白起渠",在南北朝时代是一处重要的水利工程,虽借用秦将白起之名,但在性质上与所谓战国时期白起攻楚时所修建的蓄水堰坝完全不同。人称之为白起所建"白起渠",其实并非是为民造福的水利工程,而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堰塞湖性质的巨大水坝,以水攻鄢城的结果导致了聚集在城中的数十万生灵牺牲的人间悲剧,也是古代一次毁坏环境的重大生态灾难。后人将南北朝的白起渠归功于白起,是有意或无意地误读古史材料造成的。这说明,对传世文献的正确解读仍然重要,可为古史真伪形成问题讨论提供新的实例。     

称谓词“奴”的变迁

"奴"本义为"罪人",不分男女, 析言则男为"奴"女为"婢";魏晋南北朝时发展为对称之词,多表对男子的爱称;唐五代时,可作男女自称的谦词;宋代以后,"奴"则多用于妇女自称之词,为贱称.方言中称"奴"者众,至今仍在各方言区广泛使用.     

论秦徭役制中的几个法定概念

秦的"更"役与"正"役,其内容、性质与起役之龄皆有别。凡单言"更"或"更"卒者,尽皆指为月更之役卒。一年一度的月更之役,称为"更"役,应"更"役者,在习惯上可以称为"更"卒。"正"与"正"卒之称既有别而又相一。凡按律应从事军戍之役者,则通称之为"正",此为着重就其在役之龄方面而言之;凡正在从事军戍之现役者,则可通称之为"正卒"。此二义又实相联为一事,只是其中言各有所侧重而已。然"更"卒与"正"卒,并非两类人之别,而是同一个人应为国家所尽的两类不同性质的徭役义务之不同。"更"、"正"起役年龄先后稍有所差。先为"更",待稍壮之后,即按法定年龄"移为正",并按编次从事正役。每一个男子一生,在法定役龄期限内,既须为"更",又须为"正"。"更"的役期以月计。"一更"就是一月的时间。正役役期以岁计,所谓"一岁屯戍,一岁力役"即是也。时间总为二年。     

说汉代“孺子”称谓

"孺子"称谓的早期使用见于先秦典籍。钱大昕以为"孺子"为"贵者之称","天子以下,嫡长为后者,乃得称‘孺子’"。然而实际情形是比较复杂的。考察汉代社会称谓使用的具体实例,可以看到"孺子"多用以指代一般未成年幼童。在有的情况下,"孺子"指称成年人,则有鄙视之义。由此理解汉代社会未成年人的地位,也是有益的。后来民众对官员的崇敬爱戴被称作"孺慕",则是下层社会以"贱子"自卑的奴性心理的表现。     

《哀郢》作于楚顷襄王四年考论

屈原<哀郢>不是作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泰国大将白起攻破郢都之时,而是作于顷襄王四年屈原东迁鄂东、又再放江南湘西之初.屈原为楚怀王客死秦国而抱怨楚国当权者是他遭"迁"的直接因素,而深层原因则是楚国保守派、亲秦派对于变法派、抗秦派及其支持民众的无情镇压.<哀郢>的中心思想不是哀悼郢都之亡,而是抒发忠而被谤、一心报国终遭弃的悲愤之情.<哀郢>叙及的"东迁"之地"陵阳",应是位于鄂东大别山南麓的一座重镇,将其推断为千里之外的安徽青阳、或江西武功山某地、或大别山北麓的信阳、或长江之南的岳阳等地,都与屈原作品提供的线索不符.     

古代中国名将排行榜,谁才是最能打仗的将军

<正>在古代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王朝不断更替,尤其是王朝末期的乱世,战争接连不断,猛将如云,名将辈出。但是要论最能打仗的名将,还是下面这五位。第五,白起。白起被誉为古代的杀神,其打仗都是大规模杀伤敌人,造成巨大伤亡。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主要还是白起前期大规模消灭六国有生力量立下的大功。如长平之战,一战就将赵国几乎所有的男丁全部杀掉了。在其为将生涯中,斩杀的六国士卒超过了150万,名副其实的杀人如麻。     

略论高岱的史识

高岱是明中期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于文学,他开"七子之前茅",时人称其父子为"三高",以比宋之"三苏"。于史学,则旁征博引,勒成一家之言,时人称其有"良史"之才。《鸿猷录》是其代表性史著。该书的编纂及评议,颇能反映高岱的史识。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时势"与"人事"共同作用的结果,尤重人事。在此基础上,他对明代诸多社会问题作了客观的分析,并借助历史经验预测其发展方向,其中许多预言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其高卓之史识于此可见一斑。     

论黄宗羲民主思想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原则,这与儒家传统的"民贵君轻"说法有根本区别;他明确指出,"官者,分身之君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君臣观;他称一家之法为非法之法,而真正的法是天下之法,具有国家宪法的性质;他还提出要"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具有现代议会的某些功能.这些都表明,黄宗羲的社会政治的思想确实具有民主性,他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驱.     

通假辨正举隅

通假现象是文字使用时的同音替代,借字与本字(或称正字)之间意义没有联系,是它的基本特点.前人统谓之"假借",概念含混.今人把"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造法则称为"假借",把"本有其字"的同音借用称为"通假",概念就比较明确了.发明文字通假.这本是清代研究语言文字的一大贡献.戴、段、二王诸大师,打破文字形体束缚,从文字的声音推求词义,认为"字之音同音近者,经传往往假借",故应"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见王引之《经义述?·自序》).这种方法使许多扞格难晓的文句涣然冰释,其功实甚巨.但我们认为先秦两汉     

“异端之尤”李贽的启蒙思想及作用

李贽是中国明朝末年被其同道者尊为“圣人”而被正统派斥为“异端之尤”的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提出的天赋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开启了中国启蒙思想的先河。     

论社会变迁背景下术语“慈善”的出现与普及

"慈善"一词在古语中大都用作形容词,将其作为概念和术语是20世纪初从日本转译过来的。该术语出现后立即被人们接受,至民初又得到官方文件的认可,终使其术语的地位得以确立。"慈善"作为术语的出现和迅速普及与近代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一方面,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激荡于中国社会的新名词洪峰中的一员,社会变革为其出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一方面,时人对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近代转型的自觉认知有力地推动了术语"慈善"的出现与迅速普及。     

黄遵宪和湖南保卫局

黄遵宪是我国杰出的思想家、外交活动家,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在湖南维新运动期间他主持了多项新政,其中最重要的是湖南保卫局的创办,湖南保卫局被视为中国最早的警察机构,具有深远的影响。     

音情之悲与词体之尊——李清照《词论》新探

李清照《词论》梳理词史,从本质上说,并非要做一种文学史层面的学术考察,而是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尊体观念蓄势。音律问题只是李清照勘察唐五代北宋词史的学术基础,而在音乐和歌词中抒发悲哀情感和张扬凄美意识,才是李清照心目中的填词高境,而李清照自己的词也是以带有文人气质的悲音悲情和深意远韵为主导的,以此可见李清照理论与创作的一致性。李清照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尊体观念,决定了她的批评只能是以否定为基本方式。李清照不取传统文学批评“摘句”的批评模式,而注重在清理词史的过程中来论定词人得失,更具理论的涵盖力。她的著述视野既有创作者的理论自审,也有接受者的审美需求和研究者的条贯分析,其中更融入了女性的冷静细密和恢复词体本原之尊的使命意识。     

氟嘧磺隆的新法合成及除草活性研究

以合成的2-氨基-4,6-二羟基嘧啶为原料,用氟砜基二氟乙酸作二氟甲氧基化试剂,乙腈作溶剂,硫酸钠作催化剂,制得关键中间体2-氨基-4,6-双(二氟甲氧基)嘧啶(DMAP);DMAP与邻甲氧甲酰苯磺酰异氰酸酯反应合成氟嘧磺隆;同时对氟嘧磺隆的室内外除草活性进行了研究,并与空白组进行了对照和比较,验证了氟嘧磺隆的除草活性。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卢卡契：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总体性概念

总体性概念贯穿在卢卡契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在早期的《小说理论》中，总体性被理解为生活与本质的统一，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即古希腊的文化形式，近代只是在艺术中得到了表达；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总体性指的是只能由无产阶级认识到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的意识与其存在的辩证统一，这一总体性只能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得到表达；直到《审美特性》，总体性才被理解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因而总体性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概念。     

古代汉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中国古代文化作为类型在春秋战国时确立,之后两千多年未有根本性变化,直到“五四”时才发生现代型。这是由于中国语言发生现代转型。语言是构成文化的深层的基础,语言转型决定文化转型。中国古代文化在秋战国时期定型亦即古代汉语在这一时期形成体系。古代汉语体系在深层上规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故事、品式和西晋赋税的"品式章程"

"故事"流行于两汉,指"旧事"、"往事前例",据之以行"吏事",西晋被规范为"常事"的"品式章程",而收存它的档案亦称"故事",后又为一种史学体裁的名称。"品式"亦流行于两汉,许多制度都分品有式,品、式结合。"式",样也,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魏晋时"品式"更加盛行,"常事",即一般事务,都有"品式"和"章程",品式与章程往往结合一起。西晋时,赋税被视为"常事",有"品式章程",留下了"品式"制的一个最宝贵的实例。"式"(样),用作"比","依样定户等上下",是西晋"户调式"的主要功能。     

大陆儒学日本中世沉落端委考

大陆儒学在日本中世时期成为贵族阶级的消闲文化与风雅附庸。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律令制国家建设告停,使得儒学在日本政治功利作用不再。另一方面,由于用意于宣扬日本国威的《日本书纪》未能在海外一炮打响,从而削弱了日本贵族阶级曾以儒学为邦家经纬的信心与信念,致使大陆儒学在日本长期冷落,直到江户时期才又风生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