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棋类体育博戏小考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棋类博戏的情况进行考察。这一时期的棋类博戏不仅有樗蒲、围棋等,还有少数民族流传下来的胡戏。博戏在丰富社会文化的同时,也让一部分人玩物丧志,同时网络的发展,也给棋类博戏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与挑战。     

巴蜀休闲好赌风考

巴蜀好游嗜赌,自古风尚相沿。早在《隋书》就记载蜀中士人悠闲聚会喜欢意钱等博戏。清代"湖广填四川"后,大量南北移民入四川,各种博戏入巴蜀,赌戏更是南北兼融。在巴蜀地区来看,清代赌风最盛,当为成都平原一带。古今巴蜀地区赌风尤盛,但经济意义上豪赌大博并不明显,民间博戏的休闲娱乐功能更明显。     

博戏相易轻：六博引发的争端

六博引发的争端常见于史籍,前提条件是六博在先秦秦汉时期的广泛流行,同争端往往附属于重大历史事件、富有戏剧性和冲击度亦紧密相关.六博引发争端的原因有四:一是六博通过掷采行棋,并非公平的智力比拼,有时令输家难以释怀;二是六博带有浓厚的赌博性质,刺激人的好胜心,使人们对胜负表现得更加在意;三是对博时常饮酒助兴,致人情绪亢奋,容易出现过激的言行;四是六博的参与者存在身份地位的差别,无法排除现实层面的干扰.这些方面突出反映了六博的特质,故而与统治者禁止博戏的出发点以及知识阶层批判六博的宗旨多有重合之处.     

中国古代博戏文化与当代百姓休闲精神

博戏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民间娱乐活动。从经济和法理的角度考察,博戏与赌博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博戏文化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博戏的发展和文化变迁,勾勒出了我国古代休闲精神萌芽和发展的轨迹。中国当代百姓的休闲思想受西方休闲理论的影响,但其核心休闲精神根植于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     

论赌博的防治及其立法之完善

赌博,古时系指赌事及博戏而言。它肇始于何时,笔者未曾考证,不敢妄加断语。据传早在古代西汉桓谭所著《新论》的叙述中就曾谈到战国时《法经》的若干具体内容。斯时,对赌博就有禁止性规定:“博戏罚金三市,太子博戏则笞,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曰嬉禁。”到了盛唐时期,唐律《杂律》中对“诸博戏赌财物者”的处罚作了相当详细的规定。可见,赌博古已     

从泼寒胡到苏幕遮--泼寒胡戏在中原地区流变的几个阶段

泼寒胡戏入华经历了胡人献演、上层提倡、一时盛行、开元被禁、天宝改名等几个阶段.在这几个阶段里泼寒胡戏的性质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它由引入初的"胡人演"变为"演胡人、胡俗",然后又经过改造融入到中华文化.这几个阶段反映了泼寒胡戏与中原文化的交流、碰撞、摩擦与融合的过程.     

清代吴地赌风述论

赌博起源于人类的嬉戏娱乐。吴地的博戏,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与美女西施在宫中的斗草游戏,但因为这种博戏只有胜负之分,而没有将输赢与利益、财富、金钱挂钩,故只能看作游戏,而不具备赌博的性质。吴地赌博风气,由于统治阶层的参与,在六朝时曾兴起一个高潮,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门生椽属,无不以此相尚。但若论赌博参与者的普遍,赌博名目、花样的众多,还是在有清一代。一赌博伴随着各种游戏形式,有着适应人们竞争求取和侥幸心理的特点。自在吴地流行后,即以其强烈的刺激性而吸引着众多的人群。这是清代吴地赌博成为风气的心理基础。而清代赌风之盛,还与吴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众所周知,自隋唐五代以后,全国经济重心移到了南方,吴地逐渐成为国家的粮仓。尤其明清时代,吴地更成为财富渊薮,有人譬喻说:国家有吴地,犹人之有胸腹。明清吴地经济地     

宋代女子体育项目及其特点

作为宋代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女子体育很值得关注和研究,文章首先介绍了宋代女子体育的一些主要项目,如秋千、棋类、博戏、蹴鞠、角抵等.并从中分析概括出宋代女子体育的两个特点节令性和娱乐性.     

四明抗日红歌的历史背景与音乐特点

四明抗日红歌产生并盛行于抗日、反伪、斗顽的抗战时期,依托于四明丰沃的音乐文化土壤,得益于根据地党组织对音乐和“的笃戏”的改革,是根据地文化阵地建设、文化队伍建设的结晶。四明抗日红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部队官兵自己创作的歌曲,也有民众集体口头创作的山歌、小调、民谣,还有蕴藏于民间舞蹈、曲艺、“的笃戏”等表演艺术中。     

宴饮博戏之风与李商隐无题诗“昨夜星辰”新解

李商隐《无题二首》"昨夜星辰"中的名联"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实为描述宴饮中博戏"凤翼"的场景,是赋兼比、兴。"灵犀"一词应释为"用犀牛角做的骰子"。古今注解者因未能理解此联的博戏本义,导致了对"凤翼"、"灵犀"两词的注释存在一定的瑕疵,并对此联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读、误释。因此,在注释上应正确注释关键文辞的含义,在释读上应着重兼顾诗句中所描述博戏"凤翼"的本义,而李商隐诗歌侧重对"凤翼"的化用意义。     

浅析汉画中的酒文化

酒文化在我国渊源流长 ,汉画中反映汉代酒文化的画像甚多 ,主要画像有酿酒、沽酒、饮酒等。出现在画像中的常用酒具有壶、樽、卣、勺、耳杯等。酒令的种类有投壶、六博、猜拳等。酒的用途主要可分为自娱、待客、祭祖祀神以及逐疫驱鬼数种     

汉朝在河西的防御与战略演变

两汉时期,河西因地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中原和西域四大经济、政治区域的结合部,又是交通要冲,地形险要,因而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河西归汉后,面对政治形势和地理形势变化的需要,汉朝在河西的防务建设经历了初创和成熟两个阶段。防御措施不断加强,建立河西四郡、属国,增筑居延、休屠塞;作战方略适时调整,以河西军为主力或偏师与多路大军协同作战,使河西的战略前沿地位日益突出,成为汉朝北伐和西征的必经之地。综观汉与匈奴百年作战的历史,汉朝在河西的防御与战略演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刘向历史哲学分析

西汉著名学者刘向认为 :历史总处在变化之中 ,王朝更迭 ,政权变迁、道德行废是其表现形式 ,周秦之间的历史是一段退化的历史 ;历史的变化是天、道、君、臣、妇女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 ,起主导作用的是道和君。刘向历史哲学的形成 ,受西汉末年社会现实的激发为儒家价值观念所支配 ,而丰富的历史知识更是其建构历史哲学的坚实基础     

略论秦汉时期的历史循环思想

历史循环思想是秦汉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初步形成于战国时期 ,经过秦代这一过渡性阶段 ,在西汉前期完全形成。历史循环思想对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并与汉代思想文化及社会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历史循环思想在秦汉时期的形成与流行具有历史必然性 ,其内容包含一定的真理性成分 ,对当时及后来思维方式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     

从班固的《两都赋》看汉大赋的体制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赋体文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汉赋以其雄浑、壮阔的艺术效果反映了大汉帝国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写京都、田猎的骋辞大赋尤其能反映汉赋的特色与时代精神。本文试图以汉大赋的代表作品班固的《两都赋》为出发点,考察汉大赋在体制、风格方面的特点。     

论汉代骚体赋对楚辞文体的接受

骚体赋和散体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两种最重要体式,在汉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乐府五言诗又交互影响、互相浸染,形成骚散相兼体赋。汉代骚体赋摒除其祭祀意味,继承其幽愤情怀,以悼念屈原和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悲慨为主,在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表现出赋与道家精神的结合,在深层次上实现道家思想在“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曲胜。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荀悦《汉纪》史论的学术特征论析

东汉末年的学术思潮,在秦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荀悦《汉纪》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其中,《汉纪》的史论以多种形式出现,集中体现了荀悦的学术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东汉末年学术思潮的时代特征。即儒学开始衰落;强烈的政治批判思想倾向;易学从重象数向重义理转变;诸子之学兴起。     

汉代拟作的文体意义

拟作是汉代文体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现象。拟作是一个尊体与破体相互交织的过程,汉代的诸多文体常常是在拟作中获得认同,在认同中得到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创新,创新后又被拟作的。汉代拟作促进了文体的定型、文体的创新和文体理论的发展,体现出汉代鲜明的文体自觉性,是文学自觉意识的一种表现。     

杖刑源流论考

中国杖刑历史极为久远。远古笞杖鞭不分,均源于鞭扑薄刑。就其在刑罚中的地位而言,三代鞭扑之刑不入五刑;西汉文景废肉刑、定笞刑,依然笞杖不分,却是主刑;东汉已有杖刑,但为法外刑,往往鞭杖连称;魏晋时期杖刑虽不入五刑,但已为法定刑;从北魏时起,杖刑是五刑之一,且是最轻刑等;从隋朝至清末,杖刑则作为稍重于最轻刑等的笞刑而列入五刑。此外,有时,它又是附加刑或代用刑。清末修律,废除了杖刑,但它在社会上仍然有着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