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和”本论的根本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新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和”本论,然而由于我们过去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性,造成了我们主观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斗争性的哲学。由于受这一思维的影响,导致我们总是从对立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把自然当成我们人类的纯客体来理解和把握,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人     

从“理论批判”到“实践批判”的转向——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再分析

哲学观是哲学的自我关照或哲学家的自我意识。马克思通过一系列著作表达了自己对哲学的理解。马克思哲学观是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点的,是对传统哲学的扬弃,具有反思辨、批判性和开放性的理论特质。以实践为立足点,还使马克思哲学较现代西方哲学而言更彻底、更深刻,从根本上超越了主客、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模式,更具有了普遍性和现实性的品格,实现了哲学史上从"理论批判"到"实践批判"的革命性转向。     

“京派”“海派”“谪京派”之争考辨

1934年前后发生的"京海之争",是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论争之一。此次论争看起来热闹非凡、涉及面广,实际上参与论战的各方立场皆有不同,他们对于"京派""海派"的定义可谓言人人殊,意见并不统一。然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对"京派""海派"概念的界定及其成员的划分多沿用在1930年代论争之初就模糊不清的说法,以致众说纷纭,甚而有盲目扩大各派阵营、夸大其对立之势。细析萧乾的原文,"谪京派"极可能是"嫡京派"一词之误排,故与"谪京派"相关的论说不能成立。     

颠覆中心 消解对峙——论《八月之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及二元对立论的批判

从古希腊至20世纪初,西方意识形态一直是由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由此派生的二元对立存在论所主导。人们习惯于用二元对立存在的思维模式和心理常态来看待世界,规范社会,因而使得"主—客"二元对立观念无处不在。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福克纳透过《八月之光》的光谱照显出了美国旧南方社会机体里一切弊病的深层病灶及其"病原体"——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其衍生而来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在社会成员之间所形成的不同形态的"主—客"群体结构对峙,动摇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千年堡垒的根基,为西方文坛和思想文化领域构筑起了一幢人文主义的宏伟大厦。     

“有”、“无”范畴浅议

“有”与“无”是一对最基本的哲学范畴，它可以统摄并贯穿于辩证法诸对立范畴。通过对东西方古典哲学部分有代表性流派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和分析，吸纳近、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有益启示，对有与无这对范畴进行探讨，重新确立超越主客分离、二元对立的整体思维模式，提出适合科学研究发展和哲学整合的全新思维走向     

中苏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中断

中苏论战期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二次结合",既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又是"第二次飞跃"的准备或酝酿。中苏论战的影响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第二次结合"的步伐,但在论战过程中独立自主原则被异化,论战使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成为枉然,论战也使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上歧途,中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进程。     

何干之参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学术成就及影响

何干之大约于1933年参与了当时思想界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论战"中,他运用大量的经济史资料力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特征,提出了"新的民主革命"思想,并对参与"论战"主要派别的观点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评述。何干之参与"论战"取得的学术成就,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从“畏”到“乐”:中国古代水生态哲学观的历史嬗变

梳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水文化发展的脉络为我们厘清中国古代水生态哲学观的历史嬗变提供了广阔背景与全新视角。中华水文化从畏水文化到利水文化再到乐水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昭示着中国古代水生态哲学观由客体中心主义到主体中心主义再到主客合一生态哲学观的转向与升华。以主客合一、物我不二为特征的乐水文化表征着中国古代水生态哲学的最高智慧,对于破解当下由主客二分思维模式造成的严重生态危机,有着发人深省的启迪。     

数字“三”在《哈利·波特》中的运用探析

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探索数字"三"在《哈利.波特》中的文化意义及其建构功能。作者罗琳借助数字"三"的文化意义,设置了完美的人物组合、稳定而多变的情节结构、构建了亦真亦幻的魔法世界。似乎巫术思维里神秘而幸运的数字"三"给罗琳带来了空前的成功,实际上,数字"三"的成数、稳数、满数、概数性质决定了三段式哲学观、三叠式结构的完美与稳定,而一分为三、一唱三叹的哲学与文学方法成就了罗琳今天的辉煌。     

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观

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哲学观形成的根本思维方式，它贯穿于马克思整个的哲学理念或哲学观中，由此形成了马克思独特的哲学观——实践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并且为理解和解释现代哲学中的各种哲学观提供了理论基础。     

“科玄论战”的客观结果：科学与哲学的互融

在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的论战双方＂科学派＂和＂玄学派＂的往复辩论中,科学成就了一种玄学的态度,获得了普遍的价值认同,哲学也使用了科学方法、贯彻了科学精神。结果不仅没有导致科学与哲学的对立,而是必然地实现了科学哲学化和哲学科学化的双向互动。科学与哲学的渗透和融合存在现实的基础,有其必然的合法性。     

哲学变革的“诞生地”:马克思《博士论文》

学界普遍认为,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停留在自我意识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重温开启哲学道路的著作《博士论文》,马克思展开对“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内在矛盾的本质规定性的讨论,不仅克服了一切必然性和神性超验原则的“奴役”,更实际地表现出与旧哲学驻足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把以往囿于种种“存在者”探寻本原的本体论哲学回归“作为存在的存在”本身,同时,在对人与世界辩证关系的阐释中,展现出与唯物辩证法的实践思维方式相一致的对象性活动原理。基于此,可以判断《博士论文》正是马克思发动“新唯物主义”哲学变革的“诞生地”。     

中国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争的吊诡

当前法学界通常认为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宪法学研究范式。但是一旦通过政治宪法与法律宪法的二元宪法观厘清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论来源,并通过解析"规范宪法"概念弄清楚中国规范宪法学的缘起,就会出现中国政治宪法学与中国规范宪法学并不完全对立冲突的结论。本文进而通过澄清"法教义学"的方法论,指出了中国宪法学论战中有关立宪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种种错位及其症结,明确了当前中国宪法学学理冲突的实质源于现行宪法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二重性。     

重新理解“相对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应关注的重大课题

:“相对主义”是当代哲学极复杂的理论现象。其积极意义表现为 ,它既是“思想解放力量” ,同时又是一种“思想转化力量”和“思想建设力量”。应发掘和吸取它在哲学的自我定位、哲学的理论思维方式和人的自我理解等方面的积极成果 ,并把它置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予以考量和反思。相对主义由于其理论缺陷固然应由一种更合理的学说所代替 ,但要做到这点 ,其哲学观必然建立在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对立的基础上 ,否则将毫无成果     

人力资源配置中的“中和思维”

<正>中和思维是一种注重对立中的统一、相反中的相成,以意欲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思维方式。不偏为中,和谐为和。"中和思维"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无论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还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邻里和睦"、"与人为善"原则,都涉及到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时的基本思维取向,即以意欲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中和思维。中和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相对于两极而言的。不偏为中,和谐为和,不     

从广告语言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从现代广告语言出发,探讨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指出中西文化的主要差异在于哲学观上的天人合一与天人二分、价值观上的整体观念与个人主义、思维方式上的综合直觉与分析逻辑以及伦理道德观上的宗族观念等级意识与个人本位平等意识之间的对立.     

“关公”不必战“木兰”——透视美国华裔作家的“赵汤论战”

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和汤亭亭由于对美国华裔文学持不同的见解和主张,产生摩擦,演变成为美国华裔文学史上持久激烈的“赵汤论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赵汤论战”并无实质性的分歧,两者都致力于打破华人模式化刘板形象、对中国文化都有传承并都有不同程度的误读,对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贡献。     

“文革”语言的研究对象及其反思

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文革"语言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政治领域中的语言、文艺作品中的语言与日常社会中的语言。"文革"政治语境决定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文革"语言的斗争思维对人们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且形成了社会生活中普遍的语言暴力现象。重建友好、和谐、文明的语言环境需要破除政治社会文化中二元对立的斗争思维与你死我活的仇恨心态。     

王国维境界说的“超二元对立”探索方案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是中国当代美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20世纪初,王国维在其境界说中会通中西相关思想,从"超二元对立"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现代转换尝试,其中提出的中国文艺美学超越"善、恶"经验二元、超越"超验与经验"二元和超越"主、客"二元的基本任务以及从超越"超验与经验"二元对立层面解决超越"主、客"对立问题的探索思路,对于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现代转换及其当代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石涛的“吾道一以贯之”之我见

石涛的画学思想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有学者把《石涛画语录》中的"吾道一以贯之"作为其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证据。事实上,石涛此说仅是在表达自己的画学思想,而不是对自己哲学观的阐释,故不能作为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证据。同样,其他将"吾道一以贯之"解读成哲学规律、统一性等的说法也都犯了以哲学观解读画学思想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