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从“通变”和“诠释”角度的思考

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历物",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传统不可割裂.对于传统文论的诠释是必然的.诠释根本无法越过文本的障碍,要消除文本与诠释者之间的差异是十分困难.诠释只能是一种对话,文本有文本的信息,诠释者也有早已形成的"前理解",在承认这种差异的条件下交流对话,展开一个新的意义世界.对于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不用之用"与"古为中用"可以结合起来.在古今中西基础上实现文论的新变,是现代文论建设的必然选择.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这种障碍表现在:西方文论预设了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西方文论置换了中国文论的概念范畴,西方文论限制了中国文论的表达方式。在文论领域"西强我弱"的背景下,要建构中国当代文论,必须破除西方文论的障碍,摆脱西方文论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和表达方式上的制约与钳制,必须看到中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坚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在与西方文论的交流对话中,"以我为主"地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     

论中西比较诗学的"超越"意识

"中西比较诗学"中的"比较"具有翻译、对话、联系、阐发、影响、接受以及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等特殊涵义,它以全球文明作为本位,而不是以某一文明作为本位,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双语背景和双语意识的跨语际文论研究.我们既不能用中国文论的标准来衡量西方文论,也不能用西方文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论,而要超越中西方两种文论视界.     

实践内涵的拓展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基础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拓展实践内涵、更新知识论范式,在对"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领会中,凸显实践论的生态学维度、主体间性维度,密切关注多重视域中文艺现实和改写的"主体"观念,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原理层面对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种推进,它作为一种主导性和有生命力的文艺理论,不但与各种文艺思潮有对话能力,还对文艺学的发展方向有纠偏功能.只有从自身的问题情境出发,以理论的地方化参与全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话,才有可能在一种相互融通中建构切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学派.     

"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走向和理论建构

文学和文化理论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这一时代具有不同于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的一些新的特色:传统的文学理论已经演变成一种范围更广的文化理论,或曰批评理论;文化理论再也不像以往那样能够解释当今社会的所有问题;"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随着美国的称霸世界早已解体,"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也受到严峻的挑战;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已经没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不同的理论思潮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共同形成了"后理论时代"一道独特的景观。在这样一个时刻,经过改造并重新阐释的后现代"新儒学"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学界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的重要理论资源。既然世界更加关注中国,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研究者也应该思考如何促使中国文论走出国门进而在国际理论争鸣中发出中国的声音。这应该是"后理论时代"对中国文论家的最重要的启示,同时也是国际文论界对中国学者的期待。     

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

一些人认为中国文论仅仅涵盖"气"、"风骨"、"神韵"、"比兴"、"妙悟"和"意境"这样一些范畴.然而,如果从一种文化的视阈来看,我们分析中国传统文论和清理中国文论话语,并不是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范畴,而是要研究它们在文学中所呈示出的意义表达方式和文化规则,例如古代文论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等.中国学者相信示意的唯一方式就是"立象",它是长期以来在中国文论中已经被强化和突出的话语方式.因此有必要在以前一些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中西文论对话研究,使之更加具体和系统,并遵循四个基本的话语规则.     

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以《中西比较诗学》为例

曹顺庆是中国中西比较诗学学科的开创者,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以"中西比较诗学"命名的学术专著,乃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从中国古典文论研究转向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将中西诗学的范畴、概念互证互释、双向阐发,分析了中西古典文论的异同之处,阐发了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世界意义。曹顺庆希望通过对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视来摆脱中国学界"失语症"的状态,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以及深入"跨文明"研究,从而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文论体系。     

论北美汉学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两种取向”

北美汉学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有两种取向:"冲击—回应"说与"中国中心观"。前者认为中国文论的发展进程中一切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在外来冲击下才能引起,片面夸大外来影响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试图以西方理论来置换中国文论;后者着意强调中西文学思想间的异质与对立,凸显中国文论本身的特殊性,但这又容易滑向文化相对主义,否认中西间的可比性。放弃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在尊重差异的前体下,充分认识两种文化各自的特质,通过平等对话与交流,实现互识与互补,方可扩大对文论根本性问题的共识。     

切换与对话、整合--20世纪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前瞻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断裂,古典的理论形态被西方文论话语系统切换,文学理论的观念、范畴、研究方法发生了质的变化.20世纪末当我们面临"全球化"的对话时代,痛感文学理论的"失语".中国古代文论更切合文学的具体可感的属性,更切近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深入发掘梳理,准确阐释转译,大力普及推广,使中国学者能够掌握古代文论的范畴体系,以此与西方学界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将西方文论、古代文论、当代文论的理论范畴、表述方式、体系建构加以比较,精心选择,择优组合,融会贯通,是21世纪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古代文论历史语境还原刍议

多年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着两大误区,即漠视古文论独特的存在方式,失察古文论迥然相异的宗旨。而只有走出误区,还原古文论历史语境,才能开掘其现代价值,使其真正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创造的智慧源泉。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内核是"道"。"道"能够洗礼当今文人的人性和品格,能够使古代文论智慧参与现代社会的文化建构。     

论《游仙窟》体制所受汉译佛经影响

《游仙窟》虚构故事的情节链很长并且各个环节连接得都比较紧密自然,受到汉译佛经中同类故事的影响;较大规模地用诗唱和,受到汉译佛经中较大规模地用偈颂对话形式的影响。     

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性与文学性

这篇学术对话主要涉及3个方面的问题:1.深入讨论了中国文学史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2.结合西方世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书写情况(如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维克托.梅尔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和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介绍了西方世界的最新成果和研究信息;3.关于西方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的治学心态、学术观念与内在感受。     

十六国时代译经中的梵汉对音(韵母部分)

十六国时代所译佛经中提供了大量梵汉对音的材料,梵语汉语虽然在语音系统上存在差异,但仍然可以为构拟汉语韵部提供参考。文章利用宾三藏佛陀耶舍等人的八部译作,构拟了十六国时代长安音的韵母系统,从中可以看到汉语从上古到中古发展的线索。     

佛经翻译文学与《聊斋志异》中的瘟疫与灾害母题

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母题演进的历程中,有些原型母题的意蕴并非本土生成,而是与相异的其他东方民族之间通过文化互动、文学交流植入而来,从毗邻的印度文学翻译传译过来的成分占有很大比重。在清代蒲松龄所撰《聊斋志异》中便有许多故事内存着经由汉译佛经传来并融汇于我国文化、再现于文学叙事的印度母题,例如小说情节中时常出现的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疾病、灾害,即为实例。     

破除旧樊篱，走向新时代 ——2017年中国文论前沿的一种考察

2017年,中国文学理论可谓在“破旧”与“立新”中迎接着新时代的来临:一方面是辨明和破除中西二元对立观念、强制阐释等壁垒,一方面是呼吁和践行在对话中发展文论与文化,提出公共阐释的理论框架。同时,弘扬传统美学精神、发掘古代文论资源,从社会文化理论的多元视角研究文学,也使中国文论的建构与发展植根于开阔的学术沃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应该坚信当代中国文化的本位价值,坚信传统文化的根源价值,坚信外来文化的对话价值,以开放多元的理论品格,建构新时代的中国文论。     

走向交往对话的文艺理论——评钱中文西学中用的示范作用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学说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曾掀起阵阵研究热潮。但钱中文先生却不是停留在译介述评的层面。他准确地把握住巴赫金理论的“对话”精髓，探索一种“交往对话的文艺理论”，为建设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做出了积极的创造性的贡献。而更重要的是，钱中文先生为我们做出了一个示范：西学不是拿来展览和崇拜的，而是要将其本土化，真正为我所用。     

双重维度间的冲突与选择

审美维度与社会维度的价值碰撞与对话贯穿于文学批评的发展历史,对中国现代批评而言尤其突出。作为现代审美批评代言人的京派,不但捍卫了批评的审美性,而且启示批评如何在审美与社会、政治的冲突对话中确立自身无可回避的存在意义和个性倾向,同时,不断反思与尝试文学批评双重维度间的平衡与定位,最终以属于文学的方式兼容社会意识。     

“互识”：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动力

共性的存在为位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文学的沟通提供了基础，而中外文学史上很多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表明，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中所形成的不同文学体系间自觉的借鉴与吸收，则为促进中西文学的互识性对话提供了基本视点。相互的借鉴与吸收，在中西诸多文学主题与题材的流变中体现得最直接、最集中。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传播路径和影响因素

与外国文学的译入相比,中国文学的译出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和传播,反观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名人推荐、影视剧作、大众传媒和非翻译方式推动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影响传播的因素包括译入语国家对外来信息需求的迫切程度,译入语国家对于外来文化的开放心态和敏感程度,译入语国家对源语国家信息的熟悉程度以及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国文学的译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产出不同难度、不同形式的译本,加快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