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北方豪族的政治境遇

十六国时期胡族君主为了政权统治需要,大量征辟汉族士大夫进入中央政府。但是由于胡族政权权力分配结构和汉族士大夫本身的仕进心态不积极等原因,使得这一时期大多数汉族士大夫仕途不畅。此外,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实力的倒挂,直接导致了胡族君主对汉族士大夫普遍存在着猜忌心理,这也是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体现。     

中国古代"夷夏一体"观与政策安排

"夷夏一体"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一家"的指导下来构筑"夷夏"关系和秩序,代表了民族融合的观念,是中国古代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框架,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民族政治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夷夏一体"观的制度外化与政策安排互动的结果.     

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

在唐宋士大夫的夷夏思想里 ,文化、民族、政权是合为一体的 ,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元朝郝经则异之 ,他将“夷夏之辨”视为文化之辨 ,而非民族、政权之辨 ,并主张“用夏变夷”。这种夷夏观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突破了汉族文化霸权 ,为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 ,也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 ,起到积极作用     

夷夏之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夷夏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主题之一。夷夏的概念以及夷夏之辨是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夷夏之辨含义有三:地理意义上的夷夏关系,血统意义上的夷夏关系,文化意义上的夷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夷夏之辨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华夏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以及与他族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如影随形,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相伴始终。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是文化的优劣之辨、先进性之辨、主体性之辨,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是古代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体上看,夷夏之辨不仅没有阻碍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反而与民族融合的浪潮相互鼓荡,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愈发明确,民族共同体意识愈发清晰。     

试论“夷夏之辨”与“大一统”思想的逻辑联系及嬗代整合

"夷夏之辨"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夷夏观念,反映了当时的夷夏关系。服事思想以"夷夏之辨"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一套层次分明的理想化夷夏秩序。不过,这种秩序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突破,作为两种文明撞击、融会的缓冲地带,要服群体因此得到了融入华夏的历史机遇。春秋时期,礼别夷夏思想的提出,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礼别夷夏的更大贡献是提出了区分夷夏的新标准,从而为夷狄入夏提供了理论可能,也为"大一统"思想的兴起埋下伏笔。战国时代,随着夷夏观念的衰退,"大一统"思想的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     

周代朝会制度与夷夏融合关系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理念至少自尧舜以来已启其端绪,相应夷夏问题亦随之而起.周代虽有严夷夏之防的观念,但在政治上却借朝聘盟会制度比较成功地理顺夷夏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中原文化对四夷的主导地位,从而以"用夏变夷"的方法扩大了周文化的影响和一统局面的开启与巩固.周代的夷夏政策在较多方面时秦汉以下历代王朝有借鉴意义,同时也为周秦以下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启迪.在夷夏观念中表现出的强烈中华文化主体自觉意识,在今日中国应对世界文化新格局下的挑战时,仍不乏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夷夏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夷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演变紧密相联。据林惠祥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远古诸部落之间由于长期不断的争战,逐渐形成了许多民族,并把这些民族概括为华夏、东夷、荆吴、百越、东胡、肃慎、匈奴、突厥、蒙古、氐、羌、藏、苗瑶、罗缅等16系。华夏族在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农耕经济下先进的农业文明,与其他民族远离中原和游牧经济下落后的游牧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华夏族率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夏的建立,确立了华夏族在诸民族中的统治地位,标志着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初步形成。此后,用华夏文化中心观作为判断和处理夷、夏之间关系的标准,产生了夷夏文化观念。夷夏文化观念包含着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确定了以华夏族利益为准则来处理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原则,二是确立了华夏     

民族史学思想的新发展——以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地学者为例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民族史学思想开始出现新的变化,表现在:一是对传统夷夏观念的突破,这一时期,史地学者普遍认为夷夏问题不再仅是中原农耕地区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而主要演变成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二是在如何面对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上,史地学者普遍从安定少数民族的民心、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高度出发,阐发了他们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     

近代西方地理学东渐与传统夷夏观念的变异

中国人的夷夏观念产生于西周初年,经过长期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并内化为一种民族心理.近代随着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东传,传统的夷夏观念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到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基本完成.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传统夷夏观的变异,一种新的、仰慕西方文化的民族自卑心态也开始抬头.     

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

在两宋士大夫中,司马光的民族观最具积极意义,他汲取了自先秦儒家到同时代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份,加以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为:提出了民族平等观,将“四夷一家”的思想发展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人性、人格上的平等;倡扬了民族和睦观,延伸先秦儒家的“德化”思想,将中原与边疆一体的思想发展成为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和睦共处的观点;丰富了民族诚信观,认为在处理好民族关系时,一定要讲究诚信。     

“夷狄不足为君论”:两晋时期“夷夏”君臣观的政治宣扬及其影响

少数民族内迁及其首领在北方筹建政权,对两晋王朝造成巨大政治压力,夷夏之辨得以强化,"夷狄不足为君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宣扬少数民族首领为君自古未有,为臣则有先例,"夷狄"根本不具备称帝的资格。"夷狄不足为君论"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对少数民族与两晋朝廷进行关系定位,既受到传统夷夏君臣观的影响,又具有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内迁的鲜明时代特征,并对两晋政权和少数民族首领建国称帝、争夺天命及宣示正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甲午”到“庚子”——论晚清华夷观念的崩溃

从“长时段”角度，可将晚清华夷观念解体崩溃的过程分为“松动期”、“解体期”、“开始崩溃”和“最后崩溃”四个时期。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最后一个藩属国的丧失，标志着晚清华夷观念开始走向“崩溃”；而义和团运动时期，在民族空前危机的形势下，虽然传统的华夷观念重新走向“炽烈”，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晚清华夷观念宣告“最后崩溃”。     

浅析郭嵩焘对士大夫价值取向的超越

士大夫作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担负了传统文化承载和传播的使命.生存于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他们逐渐形成趋于一致的价值取向:充当帝师王佐的功名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文化优越感和"夷夏之辨"观念.作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郭嵩焘本属于这一群体,但却以独立的人格精神、独特的思想逐渐突破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局限和柬缚.他是最早亲历西方世界并极力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他的思想和实践在当时实现了一次新的进步和超越     

庄存与公羊学视域中的夷夏观析论

借助夷夏观念,晚明遗民对清政权多消极抵触,不与合作。而自清代中后期开始,士林则主动以天下为一家,放弃夷夏之防。庄存与是开启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在乾嘉复古考索的大气候下,借助对汉代公羊学"异内外"一义的探讨,将判分夷夏的标准确立为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为内核的"礼",从而将夷夏身份问题转换为君臣礼教问题,迎合了清代官方的夷夏主张,消弭了清初以来士林与官方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以全新的学术论说为弥合晚清百余年的民族矛盾提供了知识准备。     

《春秋穀梁传》华夷思想初探

华夷之辨是《春秋穀梁传》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穀梁传》的作者看来,华夷之辨首先源自于双方的自然差异,这一差异的扩大化则形成了"华夏为尊,夷狄为卑"的等级观念和"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穀梁传》巧妙地赋予"华"、"夷"概念以文化的内涵,并通过"贬夏为夷"和"进夷为夏"的双向流动,从根源上消解了华夷对立的基础,为华、夷在更广阔意义上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欧阳修民族思想研究

面对周边少数民族势力的壮大,欧阳修及宋代士人对当时民族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虽然政治上欧阳修极力坚持宋朝的正统地位,但是史学家职责的客观性,及其对历史与现实民族、民族关系的深切认识,加之历代各族人民向汉文化趋同的努力,使他无法以传统的夷夏观念来看待其他民族,充满矛盾与挣扎.与他同时代的士人,很多与他有相似的观点,折射出宋时华夷界限的淡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王夫之“夷夏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夷夏之辨"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重要问题。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这个问题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从地理、文化等方面探求夷夏差异产生的原因,揭明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特点;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民族应各安其所,和平相处,提倡因地制宜的少数民族治理政策,希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历史地考察纷繁复杂的民族互变现象,试图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的原因和规律。王夫之的夷夏观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开放性,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夷夏问题的认识,对推进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多民族统一,实现多民族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我国古代史学思想中的华夷观念

论我国古代史学思想中的华夷观念黄纯艳“华”、“夷”是贯穿于我国整个古代史的两个相对概念。封建统治阶级把我国众多的民族总体上划分为两大集团：“华”，即中原的汉族；“夷”，即周边各少数民族。他们对多民族国家不可回避的民族问题的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便表现...     

齐鲁文化与汉民族的形成

齐鲁文化对汉民族的形成和壮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首先,齐鲁文化提供了一个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理念:无论夷夏,“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一理念着重强调了民族观念中的文化因素而非血缘和地缘的因素。后来,齐鲁文化由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又进一步强化了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理念,使得汉民族不断吸收新的民族成分,不断壮大。由于继承并发扬光大了齐鲁文化的优良传统,山东人比较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     

历史脉络中的民族认同——以阿佤山汉族移民认同的变迁与佤族的互动为例

近代部分史料中对阿佤山汉族移民的记载,证明佤族这个民族分类并非客位的分类,而是该群体成员与周围其他民族互动并确认的结果,是他们民族意识的表达.在复杂的民族环境中,阿佤山汉族仍为与佤族保持民族界限、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认同努力,尽管明清以来阿佤山汉族普遍"夷化",今日阿佤山汉族却有坚守汉族身份和"变成"佤族两种不同的结果.最后,湖广寨的佤汉区分以及村民们所表达的民族意识,表明西方学者仅以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为界来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具有一定局限性.民族识别将"佤族"这个历史上已有的民族分类合法化,而没有将客位的官方分类强加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