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刊“红楼梦研究讨论专辑”——读者意见综合

本刊自本年度第一期登载了“红楼梦研究讨论专辑”以后,先后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稿和来信,对於该“专辑”中几篇文章,提出了商榷和批评的意见。读者意见的内容,主要是集中在对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典型形象的认识、评价的讨论上。本刊除已在本年第三、四期发表了袁世硕同志“怎样对待红楼梦”和映白、孙慎之同志“关於红楼梦所表现的矛盾性质问题”两篇文章外,再将其余稿信摘要综述如下: 一、广东佛山?音同志来稿认为:“红楼梦一书主要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时代的中国封建社会,并非如吴大琨先生在‘略论红楼梦的时代     

全面地历史地评价苏轼——对“苏轼试论”与“几点意见”的意见

前年冬天,读到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文学研究”第四期),就觉得有些观点是颇值得研究的。事隔一年,在一九五八年第四期的“文学研究”上,又读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篇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四年级黄昌前同志写的“对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的几点意见”,一篇是王季思先生的答复文章“关于‘苏轼试论’的几个     

“关于‘略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及其它”一文的补充

我在今年四月份的“文史哲”什志上,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略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及其它”——答陈湛若先生的文章。当时因写作时间的限止,并没有很好地把我自己的正面意见说清楚。最近接到三联书店的通知,知该文已被骗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所编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一书中去,并要征求我的补充意见,因此,我想乘这机会,把我最近研究“中国资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去年,冯友兰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君”、“师”分开的说法。最近,他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又阐述了这个观点。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两条: (1)“君”、“师”应该分开。冯友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论的。有所谓‘治统’和‘道统’。‘君’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统’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制     

古汉语词语诠释散论

<正> 郭锡良等编的《古代汉语》,是一部被广泛采用的教材,从内容到编排,都有许多优点和长处。但在词语诠释方面,却存在不少问题。现仅就其中的五个问题作一些讨论。“焉”可作“之”用《古代汉语》常识部分“代词”一章关于“焉”字有这样的论述:“焉字一般只用在不及物动词之后,这点和‘之’正相反,‘之’的主要作用就是放在及物动词之后作宾语。古代汉语里只有‘知之’‘杀之’,没有‘知焉’‘杀焉’。同一个动词,加‘之’和加‘焉’,意义也不同。”作为常识,这一论述,有悖于语言实际。是的,     

"舞鹧鸪"考

读蔡义江先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 ,其中《答黛玉禅话》(91回 )对“禅心已作沾泥絮 ,莫向春风舞鹧鸪”的注释 ,蔡先生举郑谷诗 :“座中亦有江南客 ,莫向春风唱鹧鸪” ,并云 :“唱鹧鸪 ,因唐时有《鹧鸪天》之曲 ,故曰‘唱’。续书者为了能与上一句‘沾泥絮’之喻相连 ,遂改‘唱’为‘舞’ ,若非削足适履 ,岂另有妙解 ?”最近修订版《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对此注释亦仍上书。这里有两处似可商榷。其一 ,唐时并无《鹧鸪天》之曲 ;其二 ,蔡先生以为续书者改“唱鹧鸪”为“舞鹧鸪”乃杜撰。其实 ,“鹧鸪”不仅可以“唱” ,也是可以“舞”的。…     

对内蒙古中南部一些考古问题的考辨

一、关于这个地区考古学史上的几个问题例1,“从本世纪四十年代起,裴文中先生曾提出了‘彩陶文化’和‘细石器文化’系统的概念,认为这一地区存在着两种文化的‘混合文化’”.其实是,本世纪40年代,裴文中先生将发现于河套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区分为“彩陶文化”和“细石器文化”,并明确指出“除一、二地点不甚清楚外”,这两种文化的遗物“皆不混合于一地”.     

对李白研究中的几点意見

(一) 关于李白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他的詩歌是不是歌颂和反映“盛唐气象”的问题,需要我们作進一步的探討。时萌先生在“谈研究李白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李白的时代背景及其詩篇中的“盛唐气象”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作者認为李白的詩篇確是反映了“盛唐气象”,不过不是主流。如果这一論断,有充分的事实根据,那倒是十分有价值的。时萌先生说:“李白既然面对过繁荣昌盛的盛唐,那末在他的诗篇中,就不会不反映‘盛唐气象’。”(重点为筆者所加) 看來,这种推论有些问题。它缺少必要的正確的前提。根据时萌先生的说法,凡是生活在盛唐的     

本刊举行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座谈

三月底,本刊举行了一次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座谈会,企图就典型问题上存在的修正主义观点及典型问题本身,作进一步的批判和探讨,特邀请本市部分高等院校师生及部分文艺工作者约20人,就典型的意义、典型与个性、典型与阶级性等问题,交换意见。与会者的发言,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对钱谷融先生“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在典型问题上所表现的修正主义观点的批判;(二)对阿 Q 这一典型的看法。对第一个问题,意见比较一致。到会者认为,“论‘文学是人学”’充满着反动的人性论,表现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观点。大家指出,人性总是具体的     

试论我国报告文学的兴起

<正> 我国的报告文学究竟于何时兴起?以前出版的现代文学史都引用以群同志《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中的提法:“在一九三一年底‘九一八’以前,中国还没有报告文学。那时,即或有少数类似报告文学的作品也未被称为报告文学,因为当时‘报告文学’这一名辞还未被确立起来”。田仲济先生于1963年《文史哲》三期上发表的《特写报告发展的一个轮廓》里,提出不同意见:“……而正式以报告命名的作品,则不能不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反映一·二八上海战争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但因此而说在这以前中国还没有报告或类似报告的作品出现,也是不确实的。”在1980年四期《时代的报告》上,刊登了田先生《我国报告文学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又提出:“中国的‘报告’或‘报告文学’的产生应该说开始于五四时期,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每周评论》上亿万的《一周中北京公民的     

对红学未来的探讨

在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与会者满怀信心地探索了红学的未来。红学家周汝昌在会上首先提出《庄子》分为“内篇”、“外篇”,红学研究也可分为“内学”和“外学”。“内学”的研究,以作品本身为主,也包括版本问题。至于“外学”,则包括时代背景、历史、作者等等。台湾省红学家潘重规指出:“‘内学’是《红楼梦》的精神内涵,这种内在精神可以在自己内心产生力量。如何确定这股精神内涵的对错,则有赖‘外学’的种种考证来加以印证和确认。”耶鲁大学余英时教授认为“内学”、“外学”似乎有轻重之别,应该是“内外兼修”,“内圣外王”才对。威斯康星大学红学家周策纵提出《红楼梦》还可分“内务”、“外务”和“内行”、“外行”。赵冈先生是经济专家,《红楼梦》研究对他就是“外务”,而周汝昌一辈子钻研《红楼梦》,红学对他就是“内务”了。他还指出有许多喜欢《红楼梦》的“外行”,也可     

关于“论曹植”

“关于‘论曹植’”一文,作者与郭沫若先生讨论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作者不同意郭先生“建安文学抒情化民俗化的过程,在曹植手里又开始了逆流”的说法,而提出他自己的意见。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我们认为是一个复杂艰巨的工作,只有通过实事求是的讨论,才可能给曹植一个适当的历史地位。     

帛《易》初探

<正> 一《文物》1984年第8期刊载了关于马王堆帛书《易经》的部分材料,并附有张政烺先生《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先生《帛书‘周易’》两篇专论帛《易》的文章。帛《易》的出土,向人们展示了一连串新迷:它有着一种与今《易》很不相同的卦序排列。同时,帛本《系辞》没有“大衍之数五十”这一章,今本《说卦》之“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亦与帛本《系辞》所记很不一样。且卦名,卦辞,爻辞也颇多不同之处。关于这些问题,特别是卦序排列问题,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于豪亮先生认为:“汉石经,《周易集解》和通行本,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相同,帛书却与之全然不同,因此,帛书本显然是另一系统的本子。”“帛书可称为别本《周易》,它的卦序简单,可能是较早的本子,从字体看,抄书的时代应在汉文帝初年。”(《帛书‘周易’》) 张政烺先生则以为:“汉唐石经和通行本     

同一性和差别性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

《哲学研究》一九六○年第七——八期发表了周景芳同志的“怎样理解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几个问题”一文。文中把一九五九年第四季度开始讨论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及错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质变阶段的同一性和统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等问题,归结到一个根本问题即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一种关系还是两种关系的问题上来讨论。提出不同意我的看法的意见。他的根本观点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一种关系(矛盾)的二重性,不是两种关系。”他认为我的“问题就出在‘两种关系’这四个字上,”“这不仅仅是四个字的问题,而是一种根本观点,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一个纲,其他问题皆由此而来。”周景芳同志把问题归结到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一种关系还是两种关系的问题上来讨论,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这样的讨论对辨清“怎样理解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几个问题”大有好处。但在我看来,周景芳同志对这个关键性问题的看法,还是值得商榷。也可能我的看法不对,但是为了使讨论进一步开展,现在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果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我将坚决修正自己的错误。总的说来,我的问题不出“两种关系”这四个字上,而周景芳同志的问题却出在“不是两种关系”这六个字上,而且“这不仅仅是六个字的问题,而是一种根本观点,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一个纲,其他问题皆由此而来。”     

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儒、道学派同源说

<正> 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曾在《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一文中,把先秦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而“仁义”是分水岭:“我才深信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原来不是偶然举出的几部书。晚周文化本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大概三晋人说历史人物都是功利主义者,而齐鲁人看历史人物多是圣贤,楚同人看历史人物都非常神圣。”“所以儒墨尽管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大讲‘仁义’也相同。从这里初步看出,‘仁义’是这三方面很明显的分界线。东方人都谈‘仁义’,北方人就反对‘仁义’,说‘仁义’‘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大的意思,认为这是大而无当的。南方人也反对‘仁’,把‘仁义’看得很渺小,不如道德崇高。”     

李辰冬对潘重规《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的“疑问”解读

主张《红楼梦》是“反清复明”之作的潘重规先生堪称台湾红坛上的一大家,他的《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一文流传甚广,影响甚大.李辰冬先生的《与潘重规先生谈红楼梦》一文比较全面而中肯地从十二个方面“疑问”潘重规的观点,廓清了不少迷雾,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这在台湾红学研究史上也是比较重要的学术事件,值得读解.     

读“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论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吴组织先生的“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五四年八月号,这是一篇全面地分析“儒林外史”的文章。这篇文章有一些优点,对读者的了解“儒林外史”是有帮助的。但是,这篇文章中的一部分,涉及了“微言大义”、“春秋笔法”的问题,对於这一部分,我有一点意见,写出来和大家商讨。用“微言大义”和“春秋笔法”来研究文学作品,在我国是有傅统的历史的。这种理论与方法,是否包含了科学成分,到今天是否还有保存的价值,这可以研究一下。去年来关於“红楼梦”问题讨论的思想批判运动中,我们发现俞平伯先生在他     

太平天国改“六经”为“六韵”考

问题的由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秀全颁发过一份《改定诗韵诏》全文如下:“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由于原书未见,所谓《诗韵》究竟是什么书,就成为一个议论未定的问题。不同的意见当代学人,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罗尔纲先生,他认为,所谓“诗韵”,“是其中既有太平天国所反对的认为‘鬼话、怪话、妖话、邪话’,又有太平天国所要利用作为‘足启文明’的‘真话、正话’的《诗经》。因为太平天国不愿以经典著作许儒书,所以改《诗经》为《诗韵》。”而简又文先生则谓罗氏为“臆断”,认为“如此忖度,毫无根据,不能同意;且‘韵’之与‘经’。字义与内容     

“文革”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编辑先生：您好！近日拜读贵刊1998年第3期刊载的张是超先生的《周杨‘文革”落难现象之反思》和刘成友先生的《形式及其观念意味：对“文革’主流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二文,倍感兴奋、激动．据我看来,这是贵刊设置“文革”文学专栏以来不可多得的佳作,可称得上是重量级拳头论文,是近年来“文革’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文革’10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文革”文学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研究‘文革”文学对于深人把握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时代的国人的扭曲的灵魂与贫困、病态的精神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