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坚代周建隋

本文从北周末年统治阶层中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探讨杨坚之所以顺利代周建隋的原因，这些政治上层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从一个角度展现当时的政治格局。杨坚和周宣帝宇文斌贝在周武帝驾崩之后的相互利用使杨坚的势力得以发展，周宣帝在自己地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打击杨坚势力，在此时周宣帝的突然驾崩又为杨坚提供了时机。在“三方之乱”中，杨坚利用了可以利用的一切力量，尤其是利用了地方军事力量平定了叛乱，顺利建隋。总之，杨坚篡周建隋是在北周末年中央集权已有很大发展但仍不完善的夹缝中完成的     

隋文帝时代中央高级官员成分分析

北周末年,杨坚由于周宣帝身边一班机要宠臣的阴谋策划,发动宫廷政变,篡周建隋。捷径给胜利者遗留下的隐忧,深刻而复杂,尤其在人事方面,宫廷政变不像改朝换代的战争那样造就一支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胜利者只能在旧的官僚中收拢人心,怀柔延揽,这就在两个方面制约了隋朝的用人政策,亦即隋朝只能在北周政权基础上构建新班底,同时又必须清除旧政权势力,仔细平衡各个民族或区域集团的势力与利益。     

论帝王尊号的政治文化意义

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的名号是很突出的,它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且有很深刻的文化意蕴,其中最有规律性的是帝王的谥号和尊号。近代以来研究历史的人对谥号尊号只是把它们作为既成事实加以罗列,很少研究其文化环境和内涵。帝王谥号和尊号不但在格式和内容上形成完整的体系,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考古取得重大发现

2004年4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再次发现一座北周时期栗特人墓葬。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第七座有围屏石榻或石椁的栗持人墓葬。出土围屏石榻一具刻图案精美，内容丰富。由墓志可知，墓主人名业，字元基，康居国王后裔，历任车骑大将军、大天主等职，卒于北周天和六年。墓志中的“康国”是汉魏隋唐时期昭武九姓胡国之一，都悉万斤，有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在栗特全境处于主导地位。志文中两次提到墓主任“大天主”之职，但史书中不见这一官职名称的记载。《北周书》中有“防主”、“副防尘”、“城主”、“军主”、“幢主”、“戍立”等官职。可以看出，“主”这类官职均为军旅的官职。志文中的“大天主”与此有何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史书的局限与史家的史识

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汗牛充栋、卷帙浩瀚,近代以来的史书更是层出不穷。然而廓清笼罩在中国历史上的层层疑云迷雾,直到现在也无法完成。史书有局限,史家难定论。“秉笔直书”、“实录毋曲”是古人著史作典的起码原则和治学品德,其实说起容易做起难。因为“修史资治”要为帝王、朝廷服务,帝王、朝廷必然要通过政治权力与专制淫威来干预史书撰著,以致“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史通·直书》)。最终使史学家堕入服从统治者意志的深渊之中。     

方志略说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修史的优良传统,且朝朝代代相接,绵而不辍。我国史书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官修的所谓“国史”,也称“正史”,如《二十四史》;一种是以行政区域为范围,分门别类综合记录该地区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史书,叫做“地方志”,如某县志、某府志、某省志等等。地方史书命名为“方志”,是用来和“国史”相区别的,其实,志和史并无根本异同。如陈寿纪三国史事,本是国史,却名为《三国志》,便是例证。 我国地方志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远在周代,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都设有掌管记录国之大事和典册的史官。孟子所谓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讲的《晋乘》、《楚梼杌》、《春秋》,以及《吴     

岳飞“两言”及其历史影响

岳飞(1103——1142)字鹏举,谥号武穆,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民族英雄。史书称其“业炳天壤,文泣鬼神”,他一生不仅为国家民族建立了光辉的业绩,而且还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言论和著作。其中最有影响、最为人们所熟悉的,除了他那千古绝唱《满江红》之外,恐怕算是:“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见《宋史·岳飞传》。有的史书称之为“两言”)这一著名的论述了。它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个字,但由于含义深刻,富有教育意义,所以,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所广为传颂的格言。现根据有关史料,对“两言”略加评述。     

北周政局的演变与杨坚的以隋代周

唐太宗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曾说过,杨坚是“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言外之意,以隋代周不费吹灰之力。清人赵翼也认为: “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按周隋鼎革之际,周静帝年仅九岁,确实尚属幼冲,无任何政治能量可言,似乎杨坚的确拣     

论级差政治信任的结构特质、成因及可能风险

级差政治信任是中国变动社会中政治信任结构最典型的特质,体现在人群分布、地域布局等方面,具有坚韧性和稳定性.级差政治信任形成的根源主要包括传统政治文化浸润中民众的清官情节、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形象塑造差异、权能结构配置中的政治接触差异和政治传播中的资源占有差异.如果政治信任级差“鸿沟”过大,会滋生相应的社会政治风险,导致政治信任整体恶化,影响社会秩序,增加治理成本等.     

优选文献材料与叙事史书增进文采之管见

历史真实与叙事史书文采之间的矛盾,是涉及史书撰写的一大问题。如果史学中人能自觉地去优选“正史”、野史笔记和诗词曲赋三大文献类型中那些“真实”与“文采”融为一体的材料,将它们在史书中用活用好,将会极大地改善和增进史书文采。这对于实现史学社会功能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泛政治主义特色

中国古时有以为史书不过是记述政变与战争的“相斫书”的说法。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一文中也曾经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古代的历史,在旧史家笔下,确实是一部政治史。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所谓“文以载道”的原则,也强调文化形态不过是“载道”,即承载政治内容的“车”。中国古代这种有人称之为“政治优先”,     

王夫之与图书编撰学

王夫之共撰写了100多种著作。见于著录的则有88种,计391卷,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文学等诸多领域。历来研究王夫之思想的学者也大多将重点放在上述几个方面。本文试图另辟蹊径,简要论述王夫之的图书编撰学思想。一、关于史书编撰对于史书的编撰,王夫之首先鲜明地提出修史的宗旨:“述往以为来者师”。他指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①编撰史书的最终目的是要经世致用。历史著作不仅要详细地叙述历史的发展过程,更重要的是要让后人从史…     

武侯何以退仲达──探《三国演义》中“空城计”的奥妙

为数不多的研究“空城计”的文章都有共同的特征,即：都不同程度地谈到诸葛亮与司马懿双方的性格谨慎;都论及诸葛亮与司马懿双方的知己知彼。然而,为何诸葛亮能击退司马懿,司马懿却会中计呢？笔者拟就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历史上是否确有“空城计”这回事呢？晋人郭冲说有“空城计”这回事,据《诸葛亮传》注引郭冲说：“亮屯于阳平,谴魏廷诸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侯白宣帝说亮在城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     

张士诚如何成“张王”——张士诚民间形象的塑造与文本化的再诠释

作为元末争霸天下失败一方的张士诚,虽然在明清的官方史书中被描绘成地方贼寇,但是在以苏州、泰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依然被奉为“张王”.“张王”的形象,主要来源于自明至清一直延续于民间的“张士诚记忆”.在清代之后,地方知识精英亦加入重塑张士诚形象的行列之中,在各自的文本中重新对张士诚的失败进行再诠释,将其描绘成得民心而逆天命的悲剧英雄.在此形塑过程中,张士诚本人的形象日趋模糊化,与历史上真实的张士诚距离越来越远.塑造“张王”形象的背后,实际蕴藏着民众对轻徭薄赋的渴望以及知识精英力图展现地方话语的诉求.     

泼寒胡戏被禁原因发微

泼寒胡戏,又叫乞寒胡戏,是一种由西域传入中原的大型游戏活动。其特点是集歌、乐、舞为一体;并于寒冬举行。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579）正式见诸文献记载,至唐玄宗开元元年下令禁止。在北方各地的大小城邑中流行了近一个半世纪。关于它的产生地域、传入过程、盛行概况及其形式、内容、规模等,学者专家已有详尽的考述,兹不再赘。至于遭禁的原因,古人认为它不合儒家礼典,今人则认为它“不符合中原民情”、“而玄宗本人对此也不感兴     

唐朝太子谥号及其释义

唐朝的太子谥是以儒家道德观念为评价标准的官方行为。太子死后能否获得谥号既与他们生前的品行有关,也存在在任皇帝对于他们的感情因素。谥号分三个类型,皇帝谥号者二人、太子谥号者五人,谥为王者二人。使用的谥号多为美谥或平谥,没有恶谥的情况,表达的是对这些太子的褒扬、哀思或怜悯之情。每个谥号的释义大致与受谥者的生平事迹相一致或略有溢美,这也是太子地位在古代国家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体现。     

"通鉴"类史书:中国讲史小说之前源

《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等“通鉴”类史书 ,可以说是中国长篇讲史小说的前源或母体。宋元讲史 ,讲述的就是“《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明清历史演义在题材内容、编撰思想、章回体式、叙事结构及战争描写等方面 ,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通鉴”类史书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既与宋元以来“通鉴”类史书的普遍流行和通俗历史教育的普及有关 ,同时更与小说艺术的自身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认识到这一点 ,才庶几可以更好地把握古代长篇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发生、发展的某些历史规律 ,理解其所体现的一些基本的艺术特征。     

论北朝的两次灭佛斗争

在中国佛教史上,“三武灭佛”是很出名的历史事件,其中两次(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是发生在北朝时期。长期以来,许多史学家把这两次灭佛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佛道之争。解放以来,许多新编的史书仍持这种观点,因而也就降低了灭佛斗争的意义和作用。有鉴于此,本文就北朝时期这两次灭佛斗争谈些浅见。 一 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以来,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是其发展时期。佛教教义宣传“生死轮迴”和“因果报应”,这种说教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面临广大人民的反抗,南北朝时期的统治阶级便可以利用佛教的教义占欺骗、麻醉人民,让广大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来世,“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     

地方政府在区域历史品牌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基于"公地悲剧"视角

区域历史品牌由于产权模糊性和利益区域共享性使其成为品牌上的“公地”,易导致“公地悲剧”。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的管理者在有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代表区域形象的区域历史品牌发展危机面前必须明确自己的责任,积极作为,同时应防止不当干预和越权行为,为区域历史品牌的发展和区域形象的提升发挥作用。     

杨恽案考辨

宣帝诛杨恽历来备受争议.按照汉代的法律,杨恽并犯诽谤、妖言、大逆和怨望四罪而被判死刑可谓罪有应得,司马光等人用后代的法律衡量杨恽的罪行并不妥当.至于他们将杨恽当做一位“刚直”之贤,认为即使他有死罪宣帝也应宥之,这种说法逻辑上也难以成立,因为正是他们所标榜的杨恽式的刚直与宣帝的刑名思想、对故旧的感恩心理和自圣心理相对立,反而成为宣帝不愿赦免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