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顶针与现代图像叙事的修辞生产

作为演绎于语言场域的修辞范式，视觉顶针的审美实践依循于这一辞格自身的形式逻辑，而图像不同于语言的形式特征及其现代视觉文本的表征结构，赋予了视觉顶针更为多元的实践形态。它在呈现顶针辞格视觉生产独特景观的同时，也将现代视觉叙事的技术机制与跨媒介结构，以及现代视觉的叙事语境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图式纳入这一辞格的动因体例进行考察，进而在确证这一辞格合法身份的基础上为现代视觉辞格谱系的确立提供了可行性依据。     

媒介、实物与空间——当代视觉修辞的三种向度及其实践逻辑

尽管人类审美史上不乏视觉修辞的实践案例与经验范式，但视觉修辞作为视觉研究的“内视”形态仍属一个现代性命题。一方面技术视觉的发展赋予这一命题以新的使命与表征，另一方面米歇尔“图像转向”的理论判断也为这一修辞范式的现代兴起提供了注脚。基于媒介文本、实物文本与空间文本的视觉分类来思考视觉修辞现代衍化的三种进路，这不仅是对巴特“图像修辞学”之后的“接着说”,更是以视觉对象为标的修辞实践的精约与细化。如果说媒介修辞澄清了一度以来为修辞实践所忽视的媒介动因，也为技术视觉的修辞学介入找到实践依据，那么实物修辞与空间修辞则将修辞对象拓展到一切可视性场域，在更为隐性的视觉立场探寻修辞意指的可能。这三种向度的修辞实践不仅架构了当代视觉修辞发展的基本框架，对深入理解当代视觉问题也不无启发。     

媒介：讯息还是权力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肯定了媒介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然而它过分强调了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压倒性影响，忽视了社会历史因素对媒介技术的塑造作用，从而陷入了强技术决定论的泥沼。同时，麦克卢汉将媒介的影响片面地归结为媒介对人的行为和思维的影响，特别是对心理和感官的塑造和延伸．而忽视了其所包含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内涵。文章试图以“权力”的概念为中心，建构一种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从权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权力两个方面来对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解释与评价。     

媒介化乡村的逻辑、反思与建构

移动互联时代的自媒体正迅速成为乡村发展的关键变量,“无名者”的出场让乡村的媒介化趋势日益凸显。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拓展,需要探寻乡村媒介实践的不同场域,同时将媒介化视作一个“元过程”进行一般性的理解。“实践—生活—结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性解释框架,可以被用来考察乡村媒介化的现状以及贯穿其间的媒介逻辑。自媒体实践案例表明,乡村的媒介化存在三方面的经验证据：一是个体生活样式的变革;二是资源分布结构的转型;三是文化生产逻辑的转向。自媒体作为一种“元资本”对场域内其他权力形式的放大效应,是贯穿乡村媒介实践的底层逻辑。媒介化乡村的反思与建构需要着眼于三点：一是从“我们”的主体构成出发,构建以自觉性、反思性、创造性为内涵的媒介实践智慧;二是解构并重构乡村的真实性,以矫正乡村社会关系的过度虚拟化倾向;三是从“元治理”结构出发,建立呈现与控制并举的乡村信息传播机制。     

“媒介自延伸”:人机交互中知识权力话语模式变迁及潜在风险

以ChatGPT4.0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打破千百年来人类的话语主体地位,更冲出以人为本的“媒介即延伸”发展轴线,转向以媒介自我能力延伸的“媒介自延伸”之轨,人类知识权力话语模式的主体、特征以及权力关系受到巨大冲击。在梳理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同媒介时代权力话语模式变迁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人机交互权力话语模式与特征进行分析,发现算法规制下的智能话语或将人类话语引入范式化与平庸化,造成机器知识内容权力宣示、庸语驱逐俗语以及情感话语蛊惑方面的潜在风险,需从个体“算法启蒙”及社会规制层面采取必要举措并进行反思。     

残障群体的媒介呈现与形象建构——以短视频平台场域中的残障博主为视角

短视频平台场域中残障博主的出现，拓展了残障群体网络媒介可见性空间。残障博主通过对传统话语的延续、主流话语的回应和新型残障话语的实践在互联网空间中建构了丰富的残障群体媒介形象，也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对抗残障刻板印象的媒介话语，不仅回应了残障群体之前被媒介边缘化、他者化、污名化的现象，而且还在与媒介化社会实践的互动中进行着残障文化表征的重塑。与之同时，残障博主在媒介呈现过程中也存在被消解和被同构的问题。     

游移的“真相”:媒介再现中的“人与人工智能”之辩

智能技术新范式正在全面重塑社会基础设施、重塑着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由此“人—机”文明也因机器智能这一新变量的引入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视野，观照人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媒介再现及其引发的公共讨论，可以揭示出多元传播主体及其复杂话语策略背后蕴含的“真相”游移：一是新闻真相，二是技术真相，三是政治经济真相，四是哲学真相。游移的“真相”表征了人与技术关系的陌生化以及共识的断裂，出现人工智能技术观念场域的“后真相”症候。通过建构新型媒介社会效益机制和科学传播机制，以政治经济学视角解蔽技术价值无涉，增强技术传播中的哲思维度，可以应对“后真相”症候。     

媒介:讯息还是权力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肯定了媒介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然而它过分强调了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压倒性影响,忽视了社会历史因素对媒介技术的塑造作用,从而陷入了强技术决定论的泥沼。同时,麦克卢汉将媒介的影响片面地归结为媒介对人的行为和思维的影响,特别是对心理和感官的塑造和延伸,而忽视了其所包含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内涵。文章试图以"权力"的概念为中心,建构一种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从权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权力两个方面来对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解释与评价。     

传媒文化及其权力现象──“传媒权力”之一

本文从媒介权力论的角度研究了大众传播时代的文化现象。文章探讨了人类社会传播方式与人们精神生活样态之间的关系,描述了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对人们思想观念和情感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并在“技术对人的统治”这一层面上对现代传媒的权力性质来源作出了新的解释。     

数字媒介时代中国文艺生产的“知识/权力”构型

在数字媒介时代,新型传播媒介对传统媒介传播方式形成了一定冲击,文艺生产话语权被部分从精英阶层下放至大众阶层手中,话语权的变革,使文艺生产的要素、结构、功能等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并形成了“精英言说”、“大众言说”和“市场言说”等三种“知识/权力”构型,合理整合这三种“知识/权力”构型,有利于文艺生产的有序开展。     

分割社会:互联网时代的媒介场域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各类媒介形态涌现,通过细分市场,成为"子媒介场域"。"场域""资本""惯习"三个概念及其关系构成了场域理论的基本框架。媒介场域具有关系性、相对自主性和争夺性的一般特征,也具有中介性、低自主性和场效应的特殊性。互联网时代的媒介场域体现出细分化和专业化的趋势,但也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结构洞增多、社会分裂、群体极化等问题。相应地,我们要把握好细分度,发展"中媒介场域";发展弱关系,打通结构洞;发展"主惯习",引领"子惯习";加强场域间对话,实现群体智慧,从而使媒介场域更加稳定,增进社会整合。     

媒介化消费的内涵、成因及实践规则

关于新消费何以产生及其实质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多基于微观消费现象讨论。本文以数字媒介为主的复媒体环境下发生的新消费现象为研究对象,梳理媒介化研究理论,较为系统地对新消费的产生及其实质、引发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具体而言,以媒介化理论为阐释起点,借助媒介可供性视角,从媒介化消费的生成以及影响下的实践规则两个维度加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媒介化消费的内涵、形式及实践规则。认为新消费实质为媒介化消费,其内涵包含“媒介化的消费”和“消费中的媒介”,并通过消费性媒介和平实消费两种表现形式进行展现。媒介可供性使得新消费场域偏向人文主义立场,链接了“人”和“物”,成为媒介化消费生成的重要因素,重塑了新消费领域“人—货—场”的实践规则,突出了中间地带的社会互动,强调货品的想象化、叙事化、社交化特征,实现了跨场域消费的深度融合。     

跨越城乡的媒介空间：城乡融合的媒介社会学研究

基于嵌入-连接视角,探究了作为“中介景观”的媒介空间将城市性和乡村性纳入流动化网络情景之中的过程机制：脱域与再嵌入。借助流动性媒介空间中的交往实践,城乡居民在异质性的生活观念、情感价值、身份认同和地理感知等维度建立起对彼此的想象与认知。媒介空间对距离、认同、价值等不可见价值的描述和阐释,意味着现实语境下作为一种生产力量的城乡多元主体已经全面参与到城乡关系重构、要素聚合与空间关系的“流动化生产”之中。作为承载情景建构和关系再生产的“第三场域”,媒介空间也将为乡土公共性的重建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现代性路径。     

全球传播中电子媒介垃圾的危险性确证及其规治

数字智能时代，伴随飞速增长的电子媒介而来的是电子媒介垃圾的全球传播。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电子媒介不仅在其“前半生”发挥作用，而且在废弃后的“后半生”同样能够发挥本体能动性影响，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损耗、人类生命健康的威胁等问题。因此，需在思辨人与电子媒介的动态关系中对电子媒介垃圾的危险性进行确证，并结合中国本土化实践来思考对电子媒介垃圾传播的全球规治进路。研究发现，通过与人的交互，电子媒介的本体能动性得以体现，并深刻作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生活体验，两者互为媒介。电子媒介垃圾的危险性、问题性在“物质性”“政治性”“非线性”三重维度中被证实，具体表现在不断消耗自然资源、加速异化媒介生产与使用行为、持续污染生态环境。面对电子媒介垃圾的全球传播，笔者提出了“在地思考，以媒治媒“”命运与共，多边协作“”全球思维，绿色消费”三种可能性的规治进路。     

影像传播与符号权力：“农民工讨薪”的阶层分化研究

从“农民工讨薪”事件的影像传播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农民工”的阶层身份,还是“讨薪”的抗争过程,都不是一种简单的“劳资纠纷”现象,而是“阶层分化”过程。影像符号隐喻的政治权力无处不在,政治叙事也成了“讨薪”中独特的话语模式。其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政治叙事建构了“官民博弈”的舆论场,在这个场域中,影像符号成了阶层博弈工具,手段是技术层面的政治修辞、身份层面的权力生产、受众层面的符号消费。三个层面同位存在、同时发生：修辞路径中的戏剧性影像、新闻漫画、血腥影像,本身就具备了符号消费的潜质,符号消费的过程又伴随着政治权力的生产。     

媒介生态变迁下舆论分布的结构性思考

媒介生态是媒介作为技术、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的综合载体在社会层面上的共时性展开。舆论与媒介的关系,决定了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媒介生态对其分布具有结构性影响。作为对共时性存在的各个相对独立的舆论场域之关系状态的一种描述,舆论分布之结构性依存于特定社会制度框架下的信息结构和媒介结构。当前中国的媒介管理制度,框定了舆论分布在特征上的行政性和市场性,逻辑上的政治性、市场性和社会性,框架性组合上的楔入性和复杂性。所有这些特性,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舆论的社会运行和引导策略的展开。     

论口语媒介的主体性理致

口语是人类把握世界、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媒介符号。口语让人类有了离开感性对象而言说对象的自由，有了在同一时空中亦能运用电讯技术在异时空场域面对面地表达和交流思想情感的自由。在人的思维、表达中，口语充任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媒介，在精神性地联结主、客体双方，充当思维符号的同时，还反制着主体的思想认识乃至情感和行为方式。     

“鼓藏节”仪式之权力表达

苗族十三年一次的规模盛大的＂鼓藏节＂,仪式肃穆、庄重、神圣,体现了村民对祖先的虔诚信仰与敬畏。这种特定场域的仪式过程中不仅凸显以祖先为核心的社会权力秩序,而且以血亲为经姻亲为纬的社会网络权力结构及其差序格局也再次得到张扬与展演,于是在仪式的实践中原有的权力秩序得到进一步的认同与重构。     

论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及其社会控制

大众媒介是受媒介权力主体控制的。从正面讲,它既可以成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实现对主流意识的传播,成为社会共识的凝合剂,也可以成为公共权力的监督制衡力量;它既是一种传播文化知识的权力,也是对反文化或消极文化实现控制的权力。从负面讲,由于大众媒介权力主体的非理性化倾向,导致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表现为放弃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放弃环境监督和理性批判的社会责任,无原则地操纵或利用媒介;放弃文化理想和艺术创造的社会责任,制造和传播毫无审美价值的庸俗文化。这是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相背离的。"对控制的控制"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大众媒介权力的合理限度,依靠社会力量对大众媒介权力的主体行为进行控制,实现大众传媒的良性秩序。     

后现代主义的权力谱系学

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权力已经从宏观政治领域走向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知识、真理、科学、话语、文本、法律、道德等都成为权力存在的重要场域,最终构造了现代权力运行的宏大谱系网络。厘清后现代主义的权力谱系学对于透析西方政治实践、反思现代西方政治理念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