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多维考量

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是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的构建现状与双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需要从整体上进行规划和考量。为了推进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在社会层面要维护双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奠定基本前提；在经济层面要深化合作，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提供根本动力；在文化层面要交流互鉴，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搭建有益桥梁；在法治层面要完善制度建设，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探析

中国与东盟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东盟关系开创"钻石十年"新局面的必然要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动力内在地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目标;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发展、中新合作提供的范本,以及利益交换关系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具体合作政策和标准规范上可能存在的分歧等。应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推进:把握准确方向,明晰合作目标;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以渐进的方式,协同推进建设;全面深入把握,真诚携手合作。     

生态向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价值及其路径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发展道路的自然延展,更是中国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气候)危机而作出的积极回应和庄严承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多个向度的系统工程。随着传统发展范式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影响的日益加剧,生态向度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工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将越来越突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其他向度越来越具有限制性、支撑性和保障性作用。中国需要更加长远的战略考量和更加坚定的大国担当,可以按照“1—2—3”路线图从生态向度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国内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根本基础,通过加强与美欧的气候和绿色合作以及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两条国际合作路径,通过全面落实《巴黎协定》、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性生态环境(气候)治理三条全球路径,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更加坚实的生态基础。     

“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

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绸之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一种崭新的全球文明观,从人类历史高度积极回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新时代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内容,还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理论探索与现实回应。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为深化“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理论渊源与文化底蕴。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遵循平等性、多样性、包容开放性、共享性的基本原则,依托中华文明,才能形成“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内生机制;只有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才能构筑“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外在机理,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一面旗帜.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扬弃传统中国“天下”体系和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强权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和平主义外交理念;从空间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集中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致力于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转化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治理的一种新型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建设和谐有序的世界秩序提供全局性的战略指导.     

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之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对“网络空间”安全治理规则提出的“中国方案”，在制度上可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予以构建。国际层面，在确立以平等尊重为基础的国家网络主权适用法理的前提下，采取以合作共赢为目的的实施方略，进一步建立并巩固与各国的合作关系，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营造出良好的国际大环境。国内层面，在党政结合的国家主导型统筹框架下构建政、产、学、研四管齐下的统筹体制，以确保获得强大“网络空间”的能力。     

美好世界维度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方案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维护和巩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世界各国休戚与共、命运与共和谐关系的必然要求,它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可以让人们共建共享更加美好的“关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场”于马克思对未来世界样态的伦理承诺,始基于世界历史性的个体存在,源自于“真正共同体”的本质存在,内在地隐含着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将来时伦理承诺”。站在人类性、全球性和国家民族性维度上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蕴,可知它是对当代人类关于人类自由与解放思想的自我确证,是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三重关系及平衡调节全球“个体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的现实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和谐发展的思想共识,真正转化为全球遵循的基本准则,那么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独立自主的美好生活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应秉持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在坚守和平、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中增强合作,推动建设和平共处的世界大家庭;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倡导和而不同的和合思维,推动建设平等尊重、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建立多边主义合作机制,构造多边利益共同体和多维度合作共...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为——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思考

共同体思想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处于中轴线的地位.共同体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社会形态的嬗变、共同体的发展与演进统一于人类解放进程.“真正共同体”是在对“虚假共同体”批判的基础上设想的,是对“虚假共同体”的扬弃.这些精神要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理论基础,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大有可为.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人类解放道路提出的既符合一般又兼顾特殊的“中国方案”,其价值旨趣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要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深化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道路、限度统一贯穿于构建的始终.     

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建构——兼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漫长与曲折的过程，观念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运用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身份建构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寻找制约中国—东盟合作深入开展的观念性因素，并进一步探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以及中国—东盟未来身份新的定位。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分析

国际政治中的理性合作是国家理性引领下的国际合作。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是追求海洋主权独立和理性解决冲突、坚持新义利观的双多边合作，是以推动和发展全球海洋科学治理为目标的多元、包容、开放的合作。美国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部分邻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领土、岛礁及海洋权益之争，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入新时代，以中国“国家理性”引领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稳步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理性合作的制度性安排，理性应对各种挑战，以推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理性合作的最佳路径选择。     

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中国理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常常谈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尤其是2017年前后,他在许多重要场合发表主旨演讲,共同主题,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关于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的精髓、核心,也是习近平同志站在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的"中国理论"。习近平同志"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共识,建设价值共同体;坚持共建,建设行动共同体;坚持共进,建设发展共同体;坚持共治,建设安全共同体;坚持共享,建设利益合作共同体,构成一个较为严密的体系。这也是当代中国对世界人类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研究

在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传统治理机制"失灵"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并以增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为根本目的,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目标,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方式,为新时代推动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本文在综合分析当今时代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和新时代内涵,并为全球化环境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西方传统、核心指向与思想效应

西方思想史上所隐含的具有独特思想传统的共同体思想谱系和话语逻辑,培植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诞生的深厚历史土壤。溯源可见,共同体思想有其运行的内在架构,贯穿始终的逻辑主线没有脱离个体和整体关系的范畴;“共同体”和“国家”的概念存在着由互相缠绕逐步走向分离的趋势;共同体思想的发展也愈加突出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对共同体思想的考察推动我们理解和提炼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核心指向,包含着对共同体哲学前提的认识、“自由人联合体”的创新表达以及对实践路径的持续追问。马克思之后,“共同体”同“国家”的概念区别被进一步提及和深化;西方学者同样在探讨向“大同世界”转换的理论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适时提出引导两种不同制度差异下的共同体共存成为可能,这是人类通向真正共同体的中国智慧的阶段性阐发。     

中尼命运共同体下的政党外交：实践、经验及展望

政党外交在推动构建中尼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对尼泊尔政党外交已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局面。在实践中，对尼政党外交积累了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对外工作的重要论述，创新政党外交方式增进尊重和认同，把握政党外交的双重属性以及深化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左翼进步力量的友谊与合作等宝贵经验。未来对尼政党外交仍需要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互学互鉴的原则，着力打造中尼政党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尼命运共同体。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的形成,不仅指明了国际法已经从其诞生之初的共存国际法经由合作国际法的逐渐发展愈来愈指向基于共进国际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宣示了新时代中国厉行依宪治国的法治使命及其对当代国际法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新涵义。因此,在实在国际法意义上,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不断载入有关国际法律规范文件和国际条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不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与人类法治文明进程的相向而行,也展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谋大同所抱持的“胸怀天下”情怀和新的更大的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的主要内容应包括：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统筹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实现国际法体系现代化;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法治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治创新实践;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实现中国从国际法规则的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     

中国-东盟禁毒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研究

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禁毒工作皆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中国与东盟禁毒警务合作具有良好的条件与基础，可以针对所存在的困难与不足，通过探索构建禁毒合作网络体系、积极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禁毒合作、加强合作保障等策略，将禁毒警务合作上升到中国—东盟禁毒命运共同体建设高度。     

习近平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现实意义及实践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和平、合作、和谐”的新海洋观，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法律意蕴，是国际海洋法发展的理论基础，有助于强化海洋多边合作，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网络，同时也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改革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思路。国际社会应携手应对挑战，加快凝聚共识，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增强政治互信，以蓝色经济为重点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以“法律合作”为重点改革和完善全球海洋法治体系，以“和平解决争端”为原则构建友谊之海，以“生态安全”为指南实现可持续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与未来可能

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涉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范畴之一。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从共同体的维度探析全球治理难题与困境之根源,才能找到破解的出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意涵了人类社会呈现不同的共同体形态而演进的客观规律,以之审视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经济格局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设计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升华创造了未来实践的可能。而理论科学性与价值实践性的统一也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还将成为引领世界迈向“真正的共同体”之必由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文献回顾与进路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围绕这一理念的生成背景、基本内涵、时代特征、时代价值、实践困境与构建路径进行了探讨。当前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整体上依然存在一些不足,表现为系统性研究成果不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不够、问题意识不够鲜明。未来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可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强化整体意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对象上,注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二是强化创新意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方法上,注重比较与交叉相促进;三是强化问题意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视野上,注重古与今、中与外相统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统一性论析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历史发展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二者根本方向归一、现实基础一致、基本规律趋同、思想本质同一。根本方向上,世界历史是逐渐走向“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历史;现实基础上,两者皆依赖各主体间的普遍交往和生产力的有效发展;基本规律上,“命运共同体”是沿着客观历史整体发展规律所规定的正确方向所正在构建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思想本质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当代世界历史理论新篇章,“同一性”是二者关系层面的本质属性。新的时代条件下,科学厘清二者现实关系,对抵制反“共同体”思潮、澄清和捍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合法性与科学性、引导世界人民自觉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形成正确历史信仰,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