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现代序言视阈下小说批评的新形态——以“四大奇书”批评为中心

在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现代序言中,胡适意图将序言批评构建成一种“学术研究”的新形态。他通过对“四大奇书”技艺“本领”的关注、对“四大奇书”及其续作合符于现代文艺思想的肯定、对“四大奇书”文献进行细致“考据”等方式,为“大胆的假设”等“科学”定性寻求证明之道。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序言批评试图以新的思维方式及话语模式对通俗章回小说的知识形态展开现代重构,进行一种带有整体性特质的批评引导,最终对通俗章回小说的文化意义进行新的规定。此类批评扩充了通俗章回小说被认可的接受渠道,亦是一种新的经典构建思路,不仅增强“四大奇书”的多元意义,亦有典型的方法借鉴价值。     

文化消费与经典制造:明清时期“四大奇书”的流布

“四大奇书”的频繁连称，表明通俗章回小说逐渐被明代文士纳入关注视域，改变了相关作品传播的文化生态，促成了彼时文士集体制造经典的社会表象。在明人的“情欲”诉求中，“四大奇书”的频繁使用，不仅反映了文化下移所带来的知识消遣活动的盛行，而且促使“四大奇书”的意义不断被生产，满足了世人的娱乐诉求，并发挥有关指称的社会示范作用。在“真”与“奇”“幻”的观念互动中，“四大奇书”的流布具有突出的文化增值特质，不断推动其经典性、娱乐性特征和意义的解构与重构。可以说，“四大奇书”的盛行，是明代知识群体在满足自身娱乐诉求的同时，以构建文学经典的方式迎合社会下层市井之民日常生活与精神诉求的体现。     

以今释古：现代“小说话”品评“四大奇书”的思想史意义

基于现代社会情境及文化语境等“复合性思维”,现代“小说话”意图在以今释古的策略中重构“四大奇书”的时下意义。它以批评者的阅读刺激为先导，寻求“四大奇书”可被识别和构建的话语符号，重点探讨其“奇”趣的存在形态与经典的构建渠道，呈现出“主体间性”式的品评特性。作为现代人寻求精神释放可能的重要方式，现代“小说话”以“四大奇书”经典构建为契机的知识活动在关注批评对象特征与意义的同时，强调批评者自身的知识经验对彼时相关批评的导向引领。对此类批评现象的揭示能够探讨“小说话”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典范价值，亦可对现代文学批评、文化变革及世人群体状况的互动情形展开讨论。     

晚明士人对传统目录学小说知识的扩容——以谢肇淛为中心

在《五杂俎》等著述中，谢肇淛基于传统目录学“小说家类”知识功能的设定，以探索“稗官小说”的品评思路，从“街谈巷语”、征信的角度对《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等通俗章回小说展开评判的同时，又从“读者意想不到，唯恐易尽”“俚而无味”等读者阅读接受的角度探索通俗章回小说新的知识特征。这表明传统目录学作为明代士人群体进行知识分类的主要理论依据，构成了其进行知识类型化探索的主导模式。它也是明代士人群体之间进行知识创新性探索等交流行动的重要平台，以便明确各种书籍的类型功能及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分析明人对通俗章回小说进行知识扩容的历史意义，应充分考虑传统目录学知识体系的显性作用与隐性制约，避免以今度古。     

"四大奇书"与章回小说文体的形成

"四大奇书"的出现反映了章回小说文体从发生走向定型的全部过程.首先,"四大奇书"在文本上经历了从词话本到文人改定本的渐变,在创作上经历了从"世代累积"到"文人独创"的转型,这个过程可视为章回小说文体产生过程的缩影;其次,"四大奇书"分属不同题材,以不同的叙说方式开创了章回小说四大类型的叙事模式,体现在题材内容的类型化与文体形态的定型化两个方面;复次,"四大奇书"确立了章回小说的评价体系,成为检验后世章回小说艺术水准的标杆,并造成续书与仿作层出不穷.此外,"四大奇书"提升了古代小说的文体地位,改变了人们的小说观念,在从"君子弗为"的"小道"上升到"文学之最上乘"的"说部"的过程中,"四大奇书"起了关键作用.     

《诗品》“点悟式”批评方法与古代诗话

《诗品》之所以成为百代诗话之祖 ,与它兼收并蓄的“点悟式”批评方法关系最为密切。这种批评方法包括比较、象喻、摘句、以及“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 ,传达的是批评主体对诗歌内在意蕴的直觉印象 ,注重于对作品整体风神的把握 ,给读者留下极为广阔的再创造空间。历代诗话大多承袭这种“点悟式”批评方法 ,并使之不断完善 ,成为民族诗歌批评的瑰宝。     

从“艺术生产”理论到生产性文学批评——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向批评实践的拓展

“艺术生产”理论是马克思的首创,“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一说有可能透露出一个重大秘密。马克思对两种“艺术生产”进行了辨析,前一种“艺术生产”是指作为人类精神生产方式的一般艺术活动,后一种“艺术生产”则是指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精神生产部门所进行的生产劳动。马克思据此将前一种艺术活动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剥离和超拔出来,对其进行独立的、抽象的研究,以揭示其特殊的本质;同时,他将“艺术生产”从处于艺术活动过程前端的生产(创作)活动延伸到后端的消费(阅读和批评)活动,将阅读和批评也划归“艺术生产”的范畴,从而大大拓宽了“艺术生产”理论的论域。在现代辩证思维的总揽之下,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实践形成了丰富的内涵,综括了批评观念、批评标准、批评理论、批评方法、批评原则等方面,演绎了“艺术生产”从文学创作向文学批评延伸的进程,从而将批评实践楬橥为“艺术生产”的重要方面,也为“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建构和确立展现了广阔的前景。     

移情式“题咏”与清代《红楼梦》的日常化品评

《红楼梦》在清代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题咏”作品。“题咏”者不仅基于自身视角重新熔铸《红楼梦》的文本情节及其意义,且通过移情式品评展开与《红楼梦》文本的交流对话。作为“题咏”者主体表达与写作欲望的集中体现,“题咏”作品展现出一种兼顾《红楼梦》文本所写、“题咏”者实际境遇及阅读时的心理感受等复杂状况的碎片化阅读乐趣或精神体验。此类碎片化阅读体验往往发生于当时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社会群体中,并在“阅读—书写”的固化抒情模式中深度表露了“题咏”者日常阅读的一般精神常态与闲适消遣状态。因此,考察当时人移情式“题咏”的阅读活动,有助于探讨《红楼梦》后世接受的推进方式,藉此分析《红楼梦》在当时知识群体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价值。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论汉语词汇中“ABB”式形容词的修辞特征及功能

“ABB”式形容词结构独特 ,表意精确细腻 ,描摹形象鲜活 ,色彩通俗朴素 ,节奏鲜明和谐。这极富个性的“词汇一族” ,丰富了汉语表达 ,增添了汉语的魅力。     

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张恨水

从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角度出发审视中国电影批评,已经成为重写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鸳鸯蝴蝶派”在电影批评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当前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上海的代表人物周瘦鹃等,而对于北京的代表人物张恨水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避免电影批评史狭隘地限定在“上海电影批评史”范畴内,有必要深入研究张恨水的电影批评。尽管张恨水是一位广为人知的通俗文学作家,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电影叙事模式和剪辑手法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较少涉及他的电影批评。通过对他的电影批评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张恨水并非电影的“门外汉”,而是在社会功能、艺术表现、技术制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拥有深刻的见解。张恨水的电影批评是“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思维、视角和意识等方面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突显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多元共生和丰富繁荣,表明中国电影并非单一受益于某一思想的影响;相反,它是在不同观点和审美标准相互平衡和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对张恨水的电影批评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打破以上海为中心的传统电影史书写框架,重新解读“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文化价值,为理解早期中国电影生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提供新的视角。     

《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

我国古代的小说理论,往往植根于具体作品的批评之中。明代各具特色的“四大奇书”,就为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四条不同的道路。其中《金瓶梅》一书,从明末《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以下简称《新刻》),到清代的张竹坡,再到现代的鲁迅,都称之为“世情书”。它不同于《三国》描写古代的帝王将相、兴废争战,也有别于《水浒》刻划超人的英雄豪杰、刀光剑影,更大异于《西游》虚设奇幻的牛鬼蛇神,     

创见与误读：论浦安迪“中国小说的兴起”研究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16世纪中国小说,认为“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以反讽为主要方法改造“说书”传统和民间素材,极大提高了小说的艺术质量和思想内涵,形成“中国小说的兴起”。浦安迪之论在世界小说史上为中国小说争得一席之地,其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中西互释、古今融通的方法都颇值得肯定与借鉴,对研究者不无启迪之功,在海外汉学家中亦属凤毛麟角。但创见与误读瑕瑜互见,也暴露出某些问题,如运用反讽过于宽泛,对小说中的反讽实例解读或可商榷,将小说人物的塑造问题过于简单化等。     

提倡"唱反调"的文学批评

“唱反调”的批评即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求疵的批评”,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统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批评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且流派、社团之间的相互批评也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大的方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互之间存在着争论和批评,小的方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内部又有分歧和争论。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流派众多,社团林立,文学理念、风格各异,因而批评和论战比比皆是。这些批评和论战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则完全相反。文学批评对很多文学批评者来说,不是出于对文学的责任,不是出于对于文学本身的热爱,不是出于追求真理的信念,而是谋生的手段。既然文学批评是“谋生的手段”,那么,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学批评这种职业来谋取利益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从这种人际关系和物质利益出发,“作揖主义”、“好好主义”便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普遍现象。其结果是,既害了文学创作,也害了文学批评本身。     

历史烟云与市井风情——初兴期章回小说形象群的演变与交织

在提及章回小说早期的辉煌时 ,人们常常提及其类型的演变 ,如何由讲史、传奇、神魔而世情。然而这些小说几乎都源于民间说话 ,由此导致的明显特征便是形象复现。形象复现决非仅仅来自摹仿 ,它似乎已成为一种原则 ,为文人近乎自觉地选择与运用。可以说 ,初兴期章回小说 ,恰恰是以空前的形象复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互文本”系统 ,重新演绎了长期以来说话中所蕴含的市民意识。追索四大类型演变中的交织情况 ,可以进一步理解初兴期章回小说的内在意蕴     

“数理批评”与《娇娜》考论(下)——一个初创理论的简说与新证

“文学数理批评”简称“数理批评”,是指就文学作品的“物之难”求其“数之理”的研究,由笔者于2002年前后提出,至今在各类文学研究中都已有所应用。学者称之为“最富创造性,堪称独步的研究”;“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理论”,乃百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少有的“中国制造”。本文简介其说,并以《聊斋志异·娇娜》之“数理批评”为例,作深入探讨。考论《娇娜》“倚数”编撰之种种表现,认为《娇娜》以“求友”—“得腻友”为主题实即以道家“得一”为旨;其拟《老子》“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为总体构思框架,设“孔生”求友为“一以贯之”,与“娇娜”为“一阴一阳”,更与诸皇甫为“三而一成”或“一与多”之数的错综复杂,构成孔生以“得腻友”娇娜为“得一”即“明道”的数理体系;其中隐含作者之自况与人生理想。其体系之建构、人物之设置与情节、细节描绘大略分别倚《周易》之《屯》《蒙》《需》《讼》诸卦象及“三极”“四时”“中”“圆”之数;又有多从姓名设喻,频用“三复情节”之特点。这些内容显示“数理批评”须遵循“适用”“务实”“求真”“审美”等四原则。本文进一步证明“数理批评”有源有本、可论可行,与传统文学之“形象批评”相辅相成、相...     

试论明清长篇小说的"尚实"风格

“形而下”追求的时代精神、与权力话语密切相关的诗文理论的侵蚀、小说形态学母体及作家创作经验的烙印等因素,促成了明清长篇小说“征事纪实”的“尚实”风格。它对经典之作及其附翼之作的影响不同,在创作中,不同的作家贯彻的程度不同,同时,与之共存的相反的思想也一定程度地抵消了它的消极作用。应全面、客观地面对这一现象。     

"文学终结"论的中国解读

“文学终结”论在中国的形成 ,其蕴涵存在着价值论的迷失。电讯时代与文学终结论有着复杂关系。“文学终结”论实际上提供了一种“症候式阅读”的理想文本 ,细细解读 ,将有助于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学生态进行更具深度的思想体察。     

个体承担的诗歌

谈论后新诗潮诗歌,有许多的立场和角度,可以说“不懂”,说“诗歌激怒了读者”,也可以说好诗并不比任何一个时代贫乏,只是一些人有眼无珠。观看问题的立场、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这是诗歌文本进入交叉见解的公共语境后的正常现象。但现在不太正常的是,非难后新诗潮几成一种时髦,无形中变成了一种压迫自由的力量,在巩固某种意识形态,排斥诗歌多元的发展。这种以“读者”的代言人身份出现对诗的非难,实际上反映了抗衡式的道德主义批评在９０年代的危机：当诗歌的写作与阅读变得多样而丰富,而读者则在财经挂帅和大从传媒的…     

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