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东亚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公共投资机制研究

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适度产出比例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促进国民社会福利提升的发展机制,由这一比例决定的公共投资规模是社会福利提升的社会基础。东亚各国经济若保持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其公共投资应纳入这一发展机制。依据这一原理建立中国和日本的社会福利生产函数,比较这一比例对二者社会福利的影响。中国社会福利处于规模收益上升阶段,人均财政支出的增速高于人均消费增速,而人均消费支出的社会福利弹性系数高于人均财政支出,后者对前者有一定的外部性作用;日本的社会福利处于成熟阶段,极易受国际经济的影响,人均财政支出主要起调节和平抑经济周期的作用,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相互融合影响社会福利,人均消费增速低于人均财政支出,但其产出弹性高于人均财政收入,经济体系受国际市场摩擦负外部性的极大影响。为此,应从调整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投资比例入手,实施财政支出政策以促进东亚各国社会福利的提升。     

世博会与城市经济发展效应分析

文章通过比较研究历届世界博览会与城市经济发展效应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发现在不同阶段其效应表现出规律性特征：世博会前主要是城市黏合剂效应与经济加速器效应,世博会期间则突出表现为城市财富效应和经济平台效应,世博会后集中体现为城市品牌效应和能级提升效应。     

数字经济时代传导效应理论与妨碍性滥用垄断规制

数字经济时代，用户注意力和数据优势对竞争的影响更加明显，平台的纵向融合与横向扩张逐渐成为常规竞争模式。平台往往通过优势力量在不同相关市场上的传导以谋求更多竞争优势，传导效应体现出市场分离化趋势明显、垄断力量传导速度快、竞争对手抗衡成本高和滥用行为更加多样等特点。为应对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基于传导效应所实施的妨碍性滥用行为，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层面做出相应调整，重点关注数据滥用及其引发的加速效应，全方位立体考虑数字经济时代不相邻市场及未来市场的市场力量延伸，预防新市场竞争状况的倾覆性影响。     

对外开放提高旅游经济效率的作用过程与传导机制——基于2000-2019年中国面板数据的实证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对外开放是促进旅游经济效率提升的重要动力。微观层面,对外开放能够通过促进要素升级实现旅游经济效率的提升;中观层面,对外开放能够通过结构优化提升旅游经济效率;宏观层面,对外开放能够通过制度优化促进旅游经济效率的提升。文章基于2000—2019年中国30个省际(西藏和港澳台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I模型测算旅游经济效率进行时空分析,再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对外开放提高旅游经济效率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对外开放对提升旅游经济效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且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不同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要素升级、结构优化和制度优化是对外开放促进旅游经济效率提升的主要渠道,制度优化的作用效果最大,且不同机制的作用效果存在典型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沿海地区三种中介效应均存在,制度优化效应最大;非沿海地区仅存在要素升级和结构优化效应,要素升级是主要机制。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明确对外开放提高旅游经济效率的内在机理,发挥对外开放对提高旅游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就业再配置与社会福利

中国环境规制力度的逐渐加大,引发行业间与行业内的就业再配置,并进一步影响社会福利。利用2003—2017年中国37个工业行业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表现为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现阶段34个工业行业未越过拐点;相较于污染行业,清洁行业的就业再配置能显著提升社会福利;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全行业、污染行业的就业再配置在环境规制与社会福利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因此,实现生态优化与社会福利提升的双赢目标,需要识别各行业的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对未越过拐点的行业应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也可以通过提高就业需求端与供给端的灵活匹配来减少环境规制的社会福利代偿。     

从富士苹果产销地价格关系看中国市场效率

基于随机游走和市场有效假说,采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通过研究富士苹果产销地价格关系研究中国市场效率。结果表明,产地价格波动遵循随机游走;销地价格波动不遵循随机游走,存在ARCH效应,满足高风险高收益假说;产销地价格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但由于流通领域进入壁垒等的存在,产销地市场并不是统一完善的有效市场,而是两个市场;市场间传递效应显著而倒逼效应不显著;市场上投机和寻租等的存在正加剧着市场分割和社会福利损失。由此说明,历经30余年市场经济建设,中国市场效率仍待改进。政府应削弱市场进入障碍,增进市场效率,提升社会福利。     

平台经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文章选用2013-2019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均有促进作用,但这一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平台经济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弱于技术创新对平台经济的促进效应;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可以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进一步发挥平台经济和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政府部门要以技术创新引领平台经济发展、完善平台经济治理体系、加大平台经济和技术创新的融合去缩小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     

分类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溢出分析*

“创新补偿论”与“遵循成本论”悖论下,提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测度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绿色经济效率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在地理与经济两种权重矩阵下差异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存在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行政型、市场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基于地理或经济的间接效应远高于其直接影响;区别于其他两类环境规制地理与经济联系省份间均为正向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地理相邻地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对经济迥异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     

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空间溢出效应———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变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给高技术产业智能化升级创造了机会。高技术产业通过智能化升级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其出口竞争力。本文基于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投入、数字化产出、数字化环境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其中数字化环境是影响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而数字化投入的地理邻接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因此,长江经济带应继续加大数字化投入,提高数字化投入的辐射带动作用。     

产业集聚与城市能源效率：理论机制与空间经验证据

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是目前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提高能源效率则是解决该双重困境、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考虑到上述事实，基于改进的产出密度模型探讨了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利用2006—2019年278个地级市数据，通过共同前沿数据包络方法测算能源效率，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加以验证并探究其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发掘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协同集聚与能源效率间均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能源效率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创新水平与资源错配是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中介机制。长短期效应的分解显示，在短期内，制造业集聚会对能源效率提升有较大影响；而在长期，能源效率的提升主要依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因此，应更加注重未来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发展，进一步提高城市的创新水平；同时，也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实现能源效率的长久提升。     

平台经济视域下的商家舞弊治理：博弈模型与政策建议

我国平台经济视域下的商家舞弊治理目前存在立法不足和效率不高的问题。平台企业作为商家的直接管理者，理应承担制约和监管商家的责任，但随着互联网平台应用的常态化，刷单、评价造假等新型舞弊形式层出不穷，平台企业如何高效地对商家舞弊进行治理是亟须破解的现实问题。建立平台经济视域相关假设下的静态和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商家舞弊的发生和扩散条件，可以在均衡分析中发现影响平台监管和商家舞弊的关键变量，得出不同情况下群体商家的演化稳定策略。结果表明：平台企业的监管成本和网络效应收益、商家舞弊的收益、机会成本、实施成本等对商家群体不舞弊的稳态有显著影响，平台企业可以通过奖励或惩罚措施对商家舞弊进行动态治理。     

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为探究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及路径，本文在利用熵权法综合评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平台经济的基础上，采用省份固定效应模型、Tobit截断回归模型、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和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平台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平台经济分别通过增强创新活力、助力数字金融发展、推进市场化进程三条路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且数字金融路径的影响效应最大；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东北地区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程度最大；东部地区创新活力路径的影响效应最大；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路径影响效应最大。本研究可为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参考。     

社会经济价值评价与社会福利函数

在论述价值评价客观地存在于经济研究中的基础上，简短地评价了福利经济学的价值评价准则。通过探讨效率、国民收入与均等三者间的理论关系，提出了一个总量型的新的社会福利函数，作了必要的推论。这一新的社会福利函数能够被方便地用以评价社会福利。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视角

该文立足于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在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波动式下降,各省间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同,行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关系,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因此,政府看清西部地区绿色经济运行形势,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制定强度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     

国内外生态福利绩效研究综述

当前国际发展理念强调,好的发展应该是在生态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社会福利持续增加。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还受生态资源社会福利产出效率的制约和影响,即生态福利绩效。从生态福利绩效指标构建方法、指标设计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为中国问题导向的后续研究提出若干建议。     

黄河流域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及驱动效应研究

运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采用熵值法,对黄河流域九省区2009—2019年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莫兰指数、空间计量模型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空间驱动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黄河流域九省区生态福利绩效总体水平不高,在时序变化上呈现“W”型;在空间格局上呈现“下游最高、中游次之、上游最差”的态势,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特征;产业结构、环境规制、经济外向性、城镇化水平和城市人口密度是影响黄河流域生态福利绩效的主要因素。据此,九省区应因地制宜制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政策,发挥科技创新对生态环境的提升作用,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提高城镇人口综合素质,树立生态福利绩效观,促进共同富裕。     

公共福利支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

应用Hanson门槛面板模型,考察1990—2014年间40个国家的政府公共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以各国失业率作为门槛变量,将样本划分为三个梯队。研究结果发现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公共福利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依赖于各国失业率是否超过某一特定门槛值而不同:在低失业率的国家中,政府公共福利支出会提升经济增长,二者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在中、高失业率的国家中,二者的关系即变为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市场集中与福利效应分析——以我国零售产业为例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产业资本的跨国流动呈现日益加速的趋势。实证研究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中东道国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成本非对称的古诺竞争均衡表明:跨国公司的成本优势使其产量和市场份额相对较大,市场份额的扩大使其价格偏离帕累托最优水平的程度越大即市场势力增强,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也越大。以此为理论基础,对跨国公司进入下我国零售产业的市场集中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     

区域经济增长基础上金融集聚效应研究

金融集聚是指在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金融产业的参与者在特定范围内形成的相互联系,从而使该地区无论是金融机构密集程度还是金融机构的种类都普遍高于平均水平的现象。金融集聚主要分为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两种模式,它们主要受到政府支持力度、基础设施建设、外在金融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正效应主要有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金融外溢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自我强化效应;负效应则主要表现在金融资源分布不均、金融机构之间恶性竞争、机构之间的内部控制形势严峻三个方面。在区域经济增长基础上,有效发挥金融集聚效应要明确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不同金融集聚模式;广泛集聚金融管理和操作人才,不断完善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建立健全金融市场和法律法规,完善金融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     

蓝色经济区战略下海洋产业集群化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区域竞争日趋激烈,各国各地区为了提高区域竞争力,力图通过产业集群化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群化发展已成为全球性的发展潮流。产业集群化发展的资源整合效应、技术扩散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区域竞争力提升效应,为蓝色经济区建设指明了实现途径与政策着力点。海洋产业集群化发展刚刚起步,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学习效应尚未完全呈现。针对海洋产业集群成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山东省应遵循集群的形成规律、注重比较优势,着力解决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现代科技加速海洋产业集群成长,促进蓝色经济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