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性情学说的逻辑发展及其历史价值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神本向人本的演进过程中,先秦儒家性情学说大体经历了由孔子到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及《中庸》、《孟子》、《荀子》、《大学》等有关理论的逻辑发展过程.其历史价值突出表现在对人文精神的关怀上.     

中国古代文论中“情”与“理”的关系

针对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情与理的关系问题,采用宏观透视的方法,以中国文学批评历史作为背景,将有关情与理的关系论梳理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以理统情、以理灭情、以情抗理、情理兼容。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文学的本质和特征。     

中国古代文论的伦理向度

中国古代文论是古代思想家、文学家对文学的创作、欣赏、批评的论述,是古代士人精神风貌的反映,也是其文化心态和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文论内容丰富,密切关注人的伦理道德世界,在文以载道、以理节情和知人论世三个向度上均体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影响和规约着中国当下文论和文学的发展。     

论儒家伦理精神与自我教育意识

社会管理除了需要从社会外部加强政府管理职能的创新与制度建设,还必须从社会内部增强社会各阶层自我教育意识,从而提高其自我管理能力。外在社会制度管理与内在自我道德教育结合,才能实现社会管理长期和谐稳定的理想目标。自我教育意识的增强可以从儒家伦理精神中汲取其注重仁义、自觉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精华,为现代社会成员自觉贯彻执行社会管理制度提供道德保障与内在动力。     

论明末清初的诗主性情说

明末清初的诗主性情说相较于晚明与清中期,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特征:其一,从外部结构上来看,诗言志与诗主性情说呈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其二,从内部系统上来看,诗主性情说不仅从个人之性情延伸至万古之性情,同时在性情与世运之间也形成了辩证统一的联系;其三,从审美取向上来看,由诗主性情说所引发的对真诗问题的探讨同样是这一时期诗论的重要特点。     

普遍伦理与儒家伦理的对话和冲突

存不存在着普遍伦理,儒家伦理与普遍伦理是相契还是相背?这是当前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当承认,普遍伦理是存在的,它有着普遍的人性基础和客观的利益基础,而儒家伦理与普遍伦理在总体价值旨向和精神实质方面则是对立的。     

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与扬厉——论清初诗人赵执信的诗学思想

“诗中有人”是赵执信诗学思想的核心,他肯定儒家诗学“发乎情”的同时,又鲜明提出“诗固自有其礼义”,强调诗歌真的规定性。其诗学以与神韵说分庭抗礼的面目出现,是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和扬厉,是康乾盛世诗坛的异响。     

论儒家伦理的自然情感基础

宋明理学家在其道德学说中,经常征引《孟子》中“孺子将入于井”的譬喻。这一譬喻,在解释孟子人性论中所说仁之端的同时,还显示出儒家伦理构架一个根本性的理路：重视“情感的自然”。儒家伦理思想在核心点上特别表现出以人的自然情感为基础,这一点与西方伦理学主流的理性主义传统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以自然情感为基础,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并对推进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论传统儒家的伦理体系及其局限

礼、道和理不仅是传统儒家的核心概念,而且由此可以形成儒家行为哲学体系。作为概念的礼描述了一个具体的动作,礼是行为。在对该行为的经验基础上,人们抽象出普遍之道。道描述了一种无形的、抽象的、普遍的观念。它成为具体行为之礼的标准。天理概念的出现将追问引向深入。天理不仅是普遍之道的客观依据,而且还是现实之礼的终极性法则并由此为礼给出了存在论证明,证明了礼的合“理”性,在绝对之理、普遍之道的支持下,礼成为正当的行为。这便是普遍性超越。如何从普遍观念走向具体行为,传统儒家缺少了某个重要环节。     

论儒家伦理对当代编辑出版管理的启示

文章将传统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出版管理模式相结合,从树立"和谐伦理观"、法治与德治相融合、仁爱与诚信等伦理因素的现代应用等方面探讨了儒家伦理对当代出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和谐伦理观"对编辑出版管理中人与人、人与价值利益、人与生态的矛盾关系都起到调和作用,并指出儒家伦理中的仁爱、"礼"、诚信等道德因素可契合并丰富当代编辑出版管理理论,以儒家德治为中心的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结合是现代编辑出版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论儒家伦理的角色定位及现代转型

传统儒家伦理内容博大精深,从其内容和所起的作用看,它属于规范伦理学。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不断创新和改造,实现规范伦理学向管理伦理学的现代转型,显现儒家伦理的现代活力：规范与应用,一肩而二用。     

论谢章铤词学性情说的独特内涵

谢章铤词学体系以性情为核心．其词学性情说建立在前人及时代环境需要的基础上，打上其独特的内涵。其性情主要分为悲与乐，具体内容落实到五伦之情。同时在诗词体性辨异的基础上，区分为工诗者余于性、工词者余于情。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观比较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价值观的差异体现在:西方宗教伦理以关心人类个体生命和生命意义为目标,具有人性化的色彩;儒家政治伦理讲求“内圣外王”,突显个体应负有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标准是政治利益,西方宗教伦理的价值标准是宗教信仰。儒家政治伦理讲求意义与自愿,西方宗教伦理讲求理性与自觉。中西传统伦理与现代经济伦理具有良好的契合点和连续性,在批判的基础上,传统伦理可以向经济伦理转化。     

论伦理人类学视域下的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合理性

儒家伦理存在普适性和特殊性的论争所隐藏的意义是儒家伦理具有丰富多彩的样态。以伦理人类学为视角并通过"意义—实践"、"理一—分殊"的文化意义考察表明,儒家伦理之所以成为伦理传统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必然,儒家伦理的合理性的解释力和价值只有在文化形态之中才具有可信性,儒家伦理只有在文化形态中才能展现其现代合理性,才能推动社会发展。     

儒家君子的伦理性特质论析

基于泛伦理主义,儒家所构想的君子呈现出伦理性特质,这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君子本质凸显伦理理性。儒家赋予君子更多优秀道德品质内涵,使之由侧重于表示身份、地位的称谓转化成为侧重于道德理想人格范式的称谓,并具有德性伦理与德行伦理的二重意蕴。二是君子致力于追求道德价值。儒家思想中的君子体现了对人类道德价值的共同愿望,不仅展现了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人生态度和厚德载物的博大宽容道德情怀,还彰显了重道与积德的道德至上精神品格。三是君子讲究道德理想。在儒家看来,一个有德有位的君子为人处世、治国理政要坚持善政以使民众向善、为善,要通过自己的道德示范作用对"有道社会"和"善治社会"进行建构。四是君子注重自我道德修养。儒家要求君子注重个人的自我道德修为,注重好学、修身、重行和改过,以此提高道德品质与道德境界。     

论儒家诚信伦理的实践价值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社会各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诚信缺失现象,提倡和弘扬儒家诚信伦理,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及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均有实践价值。     

儒家伦理日常化与内在化的途径

儒家伦理是一个极其发达的理论和实践合一的体系,以往的研究多注重其理论内容,对其可操持执守的实践品格关注不多。而事实上,儒家伦理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虽有其理论的合理性与权威性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应是其与人的日常生活的相关性。通过对儒家伦理日常化与内在化的分析,可以更准确、全面地理解儒家伦理及其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     

论古希腊与中国儒家伦理德性主张的异同

伦理德性问题一直是中西方几千年来一直探讨和争论的话题,德性范畴也是中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始终给予关注和研究的。在古希腊,德谟克利特最早就在伦理德性上提出过自己的主张,之后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对伦理德性提出过自己的观点。在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更是对德性提出过自己的主张和要求。德性作为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时至今日仍然有重大的研究意义,本文试图通过阐述和比较古希腊与儒家学派中的代表人物在有关伦理德性上的主张,以期从中得出一些积极的启示,更好地指导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论选举制度与儒家伦理之同构

选举制度和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两个核心要素。二者同构于选举社会之中,具有深刻的学理依据,实现了君主的“圣人化”、社会关系的“拟宗法化”、道德的制度化以及士民的“趋善化”,从而保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有序而又良性的流动,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