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阶段人类智能相对于人工智能的优势

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人类伦理带来了挑战,此时研究并发挥人类智能的优势尤为必要。自由意志为人类智能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人类意识的能动性、创造性、灵活性,人类智能的综合性、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人类情感的丰富性,是现阶段人工智能无法比拟的。人们应以开放、积极与理性的态度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进一步发挥人类智能的优势,实现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协同进化。     

强人工智能设备面临的伦理困境与风险

基于“人是目的”的价值设定而建立起的“伦理至善”第一原则让强人工智能设备的研发和应用首先遭遇道德合法性的论证难题。“有限的道德合法性”为其谋求到了一个伦理存在空间。以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为例,“有限性”的前置条件则让关于其“道德责任代理人”的准确识别与划分成为首要问题。以道德判断能力为标准,将作为“工具”的机器和作为“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做明确划分是准确识别LAWS责任代理人的逻辑基础。基于道德责任代理人的逻辑梳理,即使被完美道德编码的LAWS作为“非道德”的机器在应用中也可能会遭遇“不道德的人”的伦理难题。这是我们可预见且对国际关系构建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的伦理威胁。从这个角度看,谨防出现基于“技术野蛮”的“寡头恐怖主义”这一时代命题要求我们尽快对相关强人工智能设备给出一套有效的、缜密的预防性伦理应对机制。     

漂泊与自由——端木蕻良小说的一种主题意向

端木蕻良笔下塑造了一系列漂泊者形象。本文探讨作者漂泊情怀产生的原因,从比较分析中,揭示其漂泊情怀在文化传承、生存环境、生活经历等方面的特点,具体分析作品人物的漂泊情怀以及自由意志的内涵和表现层次。     

从中国哲学角度反思人工智能发展

虽然阿尔法狗等代表的人工智能的进展远远超出了自动化时代我们对机器所能完成的任务的想象,但是当今的人工智能还没有任何智能,对强人工智能的担忧是杞人忧天。不过,对强人工智能的反思,仍然可以促进我们对一些人类根本问题——比如何为智能、何为人——的探讨。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看,现在对强人工智能是否会替代和毁灭人类的担心,可能带有西方文化的偏见。但是以孟子对人之为人的理解来养育类人之存在,也有其问题。在应对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挑战上,我们应该加强的,恰恰不是创造性教育,而是以死记硬背、以习题和考试为训练方式的基础和高等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强化经济不平等,对此的解决,可能也要通过加强精英的责任和贤能在政治中的决策角色来解决,而这恰恰是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可能贡献。     

从人性论看黑格尔的道德哲学批判——基于与苟子性恶伦理思想比较的另一种解读

黑格尔关于人性恶的伦理思想,在思辨中克服了或善或恶的二律悖反的思维模式,统一于道德主体自由的自在自为的发展之中,其实质是抑恶扬善,是实现人之至善道德目的过程中的方式和手段,是善自身辩证中的否定因素。恶,作为伦理精神,贯穿于黑格尔伦理思想体系的始终,奠定了黑格尔道德哲学体系的基础,并与荀子的性恶论有某些相通之处。     

强与弱

海滩上的蓝甲蟹,分为两种：一种异常凶猛,不知躲避危险,跟谁都敢开战;一种性情温和,不善抵抗,遇到敌人便翻过身子,任你怎样,它都不理不睬,一味装死。     

一种“甜蜜的错觉”:自由意志是刑事责任的基础

学者们专注于刑事责任范式的研究,未加论证但又不约而同认为责任主义的合理性基础为自由意志。普芬道夫研究从“自体恶”的犯罪延伸论述,从来都没有给出一个自由意志的定义和特征,也从来没有否定决定论。对避险的利益比较将康德推向了决定论的边区,人固然是因为自由意志而得到报应,但更是因为报应的威慑“改变”了自由意志。通过司法化证明,刑事责任所依据的自由意志只不过是一种“甜蜜的错觉”。选择并非意志的全部,犯罪人只是“开端”的主体。自由意志是假设的,被决定往往是现实的,所以表现为内外关系。大量的行为是外在场景、自由选择和内在情感中和的结果。此时确定责任的主要依据是行动被多大程度上被决定或者人有多大程度的自由,所谓规范责任的“他行为可能性理论”“规范响应力理论”等都是自由意志论断的余音。而功能主义所谓的积极的一般预防甚至脱离了“潜在罪犯”的基础而孕育着巨大风险。刑法考察认知活动关键在于“发现关联性”,而因果是负载的链式关系,主要的工作就是“发现和发明中介环节”。尽管有责性往往与个体认知关联,但责任主义应当是刑法乃至宪法都应该遵循的原则,应该脱离个体旨趣,避免恐惧与避免贫困是外界给予的主观压力,维护尊严和自...     

道德的形而上学批判--贺麟道德观的一种考察

贺麟是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他创立了"新心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道德观极为重要.就贺麟对道德的哲学审思和他就当时所提出的未来新道德作一考察,以窥贺麟思想之一斑.     

关系、强-弱关系假设的方法论困境及实践的超越

"关系"是社会网络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角度对关系的涵义、类型、测量标准和功用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社会网络研究的强、弱关系假设面临着方法论的窘境,只有超越关系分析的强-弱维度,把关系放到实践的文化脉络中,关系才是可以理解和分析的。     

人工智能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基于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

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认为,只有在生产力推动下产生自觉自愿的新式分工代替与私有制相关联的旧式分工,才可能克服人的片面发展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工智能是当下及未来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牵引性技术,具备变革旧式分工实现新式分工的潜力。因此,选择以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为视角探讨强、弱人工智能蕴含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及各自局限性,并对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予以关切,从而不断彰显理论的时代价值。     

从传统西方哲学意志理论的演变看康德意志观的创新

意志理论是西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在教父哲学和中世纪神学中 ,意志自由问题引起了广泛持久的争论 ,而西方近代哲学围绕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又对意志展开了新一轮的探讨。康德的意志观承接近代的问题并遥遥回应古代先哲的言说 ,在许多方面均实现了重大的根本性的创新。本文展示了意志理论在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历史变迁和逻辑演进 ,论述了康德意志理论中的“四个区分” ,深入剖析了康德对意志的性质、范围、地位以及意志的结构、意志作用的内在机制等方面的独特处理 ,揭示了康德的意志观对 19世纪唯意志主义的开启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