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循环视域中翻译研究范式的嬗变

诠释循环是诠释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影响翻译研究范式嬗变的重要因素。圣经诠释学的"语词-文本"循环专注于文本内部分析,导致了文本中心论的狭隘。方法论诠释学的"文本-历史语境"循环试图通过主观重建客观历史情境,却造成了作者中心论下译者的隐身。哲学诠释学的"传统-历史主体"循环强调诠释者的主体张力,却将翻译研究引向译者中心论的误区。在克服恶性循环的反思中,赫施确立了诠释循环的起点,建立起辩证整体论思想。辩证整体论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新范式,对于促进诠释的良性循环与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解构与敞开:论作者与文本的辩证循环与视差

诠释学离不开探讨作者与文本的辩证关系,同时通过解构这种关系来达到辩证循环与视差的直观,敞开实践诠释学的问题域。作者与环境相协调时所面临的历史情境和心理要素等构成了文本的特有内涵。而文本一经形成,作者的对话经验以及历史理解便具有了为诠释者所解构的可能,同时带来读者的视差之见,并且在辩证法所表现出来的双重性、矛盾性以及发展性中多元敞开作者意图与文本意义之间的关系。通过在实践意义上的生命之流的考察,可以诉诸实践诠释学意义上的方法论与本体论的融合。     

基督教信仰的理性诠释——康德“哲学释经原理”批判

康德将宗教信仰局限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进行诠释,他批判"教义性诠释",肯定"真理性诠释",从纯然理性出发,提出自己的哲学释经原理。主张对宗教信仰的诠释只能理性地进行而不能诉诸诠释者内在的主观情感,诠释的目的是为了培育和深化人们的道德情感,让人获取真正的信仰。康德的"哲学释经原理"放弃了信仰主义立场,将对基督教的诠释完全架构在自己的理性分析结构和诠释框架之中,解构了文本和作者的价值,把文本的意义解释为诠释者自己已有理念范型的投射,有导致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危险。而事实上,诠释活动是诠释者、文本以及作者之间互为主体的交往行动,这种交往行动以趋向真理为诠释的责任,它借助诠释者、作者和文本共同处身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所提供的社会交往规范和知识范型,将文本所负载的意义昭示出来,而意义的真理性就存在于交互主体的理性共识之中。     

文化际哲学刍议:从体系性诠释学出发

西方诠释学可以从希腊文hermeneuein找到词源根据,它要透过语言去理解意义。语言本身的历史文化性,使得表达超越作者,使得诠释突破原义,使得翻译关注文本自身。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对话,需要一种全新的体系性诠释学。体系性诠释学于存在学上的三个基设是事理性、语言性和脉络性,这与文化超验性、文化内在性及文化差异性的三元一系相对应。作为不同文化间的对话理论,体系性诠释学宜当吸纳黑格尔辩证法已有成果,统摄海德格、高达美、德希达等1哲思,开启新哲学理论问题,在作者—文本—读者的基本关系中,重构异文化间的对话平台。     

诠释的主观性与对主观性的超越

启蒙主义时代的诠释学认为存在着一种如镜子般直接映射式的解释路向,其前提是如果将诠释者转变为无血无肉的抽象,那么,完全对应式的解释就能呈现。哲学诠释学认为,一方面,诠释者的主观性的背景构成了与文本得以沟通的途径与激发诠释者认识文本的最初动力,而在另一方面,又是需要我们予以否定或者超越。我们就是通过"前见"跳入文本,而通过超越与否定走出"前见",并让文本自身呈现。     

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的“文本”所指及其特征——论伽达默尔“文本”观

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的"文本"具有不同于一般文本的特性:在文本的所指上,伽达默尔的文本指的是最初写成的东西,它产生于理解的受阻,并因理解的可能性和效果的不同而具有不同层次的划分;就文本的特征来讲,伽达默尔的文本作为一个哲学诠释学的概念,具有本体论意义,文本不再是主体的客观对象,而是理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其存在于和读者的历史对话中,对其理解的最终意义是应用于自身。     

伽达默尔学说中的理解理论探究

论述了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是对文本、理解者、成见、意义的融合与生成等要素及其结构和这些要素共同作用的过程的展开;分析了理解的结构和过程;揭示了诠释学诸要素之间关系和地位;阐明了理解在诠释学中的价值。     

三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从“通变”和“诠释”角度的思考

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历物",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传统不可割裂.对于传统文论的诠释是必然的.诠释根本无法越过文本的障碍,要消除文本与诠释者之间的差异是十分困难.诠释只能是一种对话,文本有文本的信息,诠释者也有早已形成的"前理解",在承认这种差异的条件下交流对话,展开一个新的意义世界.对于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不用之用"与"古为中用"可以结合起来.在古今中西基础上实现文论的新变,是现代文论建设的必然选择.     

哲学诠释学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运用——《京华烟云》两个汉译本的对比

哲学诠释学与翻译研究息息相关.本文拟从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三大原则出发,即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对林语堂先生的英文原著<京华烟云>两个汉译版本进行对比分析,指出文学翻译过程中诠释者的视界是同传统的视界相接触而不断形成的,译者应通过对话创造出译语文本.     

西方文学诠释学的转向

西方文学诠释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文学批评对文本理解和意义追寻的行动乃是造成诠释学领域作者、文本和读者间关系变动不居的原因所在。所发生的从传统诠释学向现代哲学诠释学的转变,实则是文本意义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流变过程。当代法国思想家利科的诠释学思想,则为文学批评基于文本与存在的关联走向读者的自我理解提供了一个务实的可能性空间。     

当代新儒家之生命诠释学:牟宗三先生之存在呼应之经典诠释

今天,我们需要藉牟先生之论述和多重的对经典与宋明儒学之诠释,展示牟先生的诠释方式和境界,以建立当代新儒家的生命诠释学。我们有必要以西方诠释学的发展与内容作为参照,进探与展示牟先生之生命诠释学。牟先生在诠释经典时,首先指出"了解"(这一概念)有感性之了解、知性之了解与理性之了解。感性之了解只是主观的随感式的了解。知性之了解则能对于字词语句都能加以掌握,此可说是对文本的初步了解。理性之了解是对于全篇文本之字词语句之意义,段落章节之论述,都能够会通而为一整体,掌握到文本的系统和理据,这是对文本的通贯的诠释。理性之了解基本上是对经典的客观理解,但还未进到对了解自身的反省或自我之了解。牟先生进一步提出诠释者要进到为其人以处之,诠释者与文本达到境界之融合,牟先生称之为生命之呼应。生命之存在呼应是自家生命真能存在地体证之,体证之即能超出原来文献之语文所限而得其实义,见证圣人之义理,即是对道之诠释。圣人的生命是对道之体悟至极,由解悟而证悟,而澈悟。圣人立教则圣人之言即是证道之言。相应于教之哲学诠释即是通过对教言之诠释,由此开示圣人体道之经验而使人之生命能得与圣人与道黩面相当,得到解悟,进而通过实践以证悟此道,最后得以澈悟而成圣。此时诠释学即是证道之学,亦即是圆教。从牟先生在对于程明道、朱子与陆象山的经典诠释中所展示出的由分解进至非分解的哲学诠释的进路和运用的论述中,以十个观点总结中国哲学诠释学的内容和结构,作为建立中国诠释学的基础和规模。     

“万里长城建造时”：卡夫卡的中国神话

批评的策略在于分析所谓"单个文本或作家与其所属的复杂文本集合体之间的动态关系",因为构成文本意义的,是文本所在的话语传统。解读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具有诗学与汉学的双重意义。它揭示了文学想象与表述的内在意义结构,重建了西方文化构筑中国的长城神话的话语传统,"长城"从一个历史建筑变成具有"他者"意义的文化符号。     

本体和功夫关系的新认识——评屠承先的《本体功夫论》

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传统中,本体和功夫的关系始终是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只是在不同的时代里,体现本体和功夫的范畴关系不尽相同,而且范畴也都是随着中国文化、历史背景的转变而不断地演变。屠承先的《本体功夫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凸现了本体和功夫关系在历史中继承、发展的脉络,清晰展现了本体功夫论的思想渊源、萌芽、形成、成熟、后期发展和分化流变、在近现代的余波及它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对于开拓后来者的研究新领域具有较大意义。1.完整的历史性体系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存在着许多具有丰富意义的范畴,本体和功夫…     

返本与开新:本体性阐释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生成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和价值的生成、其作为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适性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古代经典的重新"阐释",这种"阐释"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而是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所强调的"本体性的阐释",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只能在这种"本体阐释"中生成.西方现代解释学有关经典阐释的基本观念,超越了传统的解释学理论,实现了由方法到本体的重大转向.这种阐释之本体化转型,较好地回应了经典阐释活动中诠释个体与经典文本、主观与客观、传统与现代乃至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等诸要素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我们可以把这种本体化阐释,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一步发展并不断实现其当代性价值的基本路径.     

宇宙之镜：莱布尼茨与跨文化诠释学

本文从莱布尼茨在近代诠释学或解释学发展史上的巨大影响开始,试图说明他在跨文化诠释学理论基础方面和跨文化诠释学亲身实践方面的贡献,认为他在两个方面都具有经典意义,卸典范意义.本文讨论了三点:第一,莱布尼茨的普遍和谐理论是否对于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哲学说明.从而对于跨文化诠释学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哲学论证.第二,简要讨论了莱布尼茨在"关于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观念的讨论"中的基础思路,看他如何在相异的文化中看到自己的文化.和在自己的文化中看到相异的文化,从而否定存在着纯粹文化和纯粹文化传统.第三,从莱布尼茨及其时代谈论不同文化的习惯方式,提出关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或者"中国文化"这类说法是否存在着问题,是否和如何可能会导致误解.本文的主要意图是突出探讨跨文化诠释学的基础理念与方法的重要性.     

文化的文学表达与文学的文化呈现

文化的文学表达与文学的文化呈现是文学与文化在当下历史语境中构成的一种新的表意镜像关系.作为泛审美主义的一种表征,文化的文学表达意味着文化在技术层面显现为一种审美形式,在精神层面日益生成为一种以非功利性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感性存在.文学的文化呈现则指涉着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的重新历史化特征,它意味着文学实现了从纯粹审美自律存在向社会性与文化性存在的转型,重构了文学的文化身份与历史之维.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它们共同地表达着文本语境理论的意义诉求.     

诠释学视域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与创新

文化因果关联与自然界因果关联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对于文化因果关联既不能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加以理解,也不能用方法论诠释学中消除偏见的"理解"方法加以理解,只能用本体论诠释学的"理解"方法,带着主体的"先见"进入文化传统和经典之中,结合主体的诠释学生存处境,创生出新意义,从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与创新。     

从诠释学角度解读“诗言志”阐释的“效果历史意识”

“效果历史意识”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与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的意识,强调的是历史与诠释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效果,“诗言志”作为一个诗学命题,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遭遇多种阐释。在诗论的历史的长河中,“诗言志”即闪烁着理性思维的光彩,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融注着中国美学的体验传统。由此,“诗言志”的诗论命题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象,解读这一文化意象,对理解当下的美学现象与思潮会有许多启迪。     

从《关雎》看诠释主体在经学诠释学中的意义

诠释主体的确定对意义的生成具有极重要的限定作用,在此层面上经学家对《关雎》的解读是非常完善的诠释。不论是《毛诗正义》还是《诗集传》,都将文本还原为有诠释主体的在场言说,由此说明了诠释主体问题在经学诠释学中的重要意义。     

“本体诠释学”之本、体、用——成中英教授访谈录

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是着眼于中西方哲学的互通与对话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世界哲学之意蕴。本访谈录对于本体诠释学所蕴涵的理路、关系、范畴进行了探讨,对本体诠释学之“本”、“体”、“用”的内涵进行追问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