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哲学分析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新的时代特征的全新、科学和准确的研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论断,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基础、认识论基础、矛盾论基础和历史观基础。作为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深刻认识和精准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本质和哲学依据提供了重要的认知性引导、方法论基础和实践智慧支撑。     

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方略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提出的已经激起千层浪的一个重要论断。这是对世界格局及其局势变化、发展趋势和形势作出的一个重要概括和判断。世界局势是目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主要背景因素。怎么理解世界未有之大变局概念将深刻地影响甚至决定中国究竟怎么应对及其对策的问题。一定要在超越百年的历史当中去寻找概念的深邃内涵。现在以这个概念所概括的发展态势和形势已经异常显明和越来越迅猛。这个变局现在还只是一个开局状态,距离大幅度的正局和最后的结局还有不少距离。它还有一个对策的余地。它未来的发展是一种包括很多不确定、不稳定、非线性和非理性的化学变化。惟有一种科学的连续的与时俱进的对策进行治理、管理和协理,才能有效地应对这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大变局”视野下中国—东盟关系中的问题、挑战与对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揭示了当今全球秩序的结构性变迁和国际关系之间变量的复杂性,在此背景之下的东盟与东盟国家在政治上存在一定的断裂,并非是一个具有强烈整体意识的共同体。随着美、日、印等国家对东盟的介入,东盟在经贸、文化及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构成了多元的问题域。在东盟2019年6月推出“东盟印太展望”之后,为了友好构建中国—东盟关系、摆脱外部国际格局的冲击与掣肘,中国应该继续推进与东盟国家的战略对接,同时对底层政治空间释放影响,塑造中国在东盟国家良好的文化观念和政治形象。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来理解这个重要论断,要想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和平的世界格局,需要中国继续快速发展。要判断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会有多大,最重要的不是看绝对收入水平,而是看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的差距。从这一指标看,中国后来者优势的潜力还非常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我国的经济自主理论创新带来了重要机遇。在提出新理论时,倡导要回归到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即“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研究”。经济要发展,必须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而决定产业和技术水平的决定因素就是要素禀赋。新结构经济学从各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点上给定、随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来内生经济结构、扭曲和运行。新结构经济学把结构引进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实际上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不仅对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会有新的见解,并且对关系到经济运行的主流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都会有很多新的见解,这些新见解都是理论创新的机会。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逻辑——基于资本-劳动两阶段增长模型的分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成为中国战略界的共识。要寻找"百年变局"的历史逻辑,必须将这一判断放置在一个更一般的增长模型框架内精心讨论。按照两阶段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型增长和劳动型增长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这一增长模型在全球分工格局的空间投影是在美元驱动下形成的创造资本的"中心国家"和依靠劳动的"边缘国家"。资本与劳动的多寡是由这两个变量的相互关系定义的,资本短缺导致拥有资本的阶层在分配中又攫取了财富的绝大部分,进而导致中美贸易冲突。就未来全球的分工格局而言,土地金融推动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动摇了已经维持百年的国际分工秩序。资本与劳动的镜像对偶关系决定了任何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转型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两种增长阶段并存,由此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言,采用同时兼顾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两个阶段的双轨制可能是最佳选择。如何实现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增长转型,又不引发大国间的战略对决,是中国将与全球一起共同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大变局下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现实挑战与中国路径

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资本空间扩张、全球化实践主体力量转换、全球秩序深刻演变、全球规则体系效能衰退推动了全球信任赤字的扩大,信任赤字呈现理性选择信任积累不足、情感选择信任持续弱化、道德选择信任发展曲折等特点,全球信任赤字治理迫在眉睫。然而,西方零和思维、全球意识淡薄、信任机制羸弱、舆论环境恶化等为信任赤字治理带来了挑战。面对挑战,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主张通过积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入拓展信任建设新内涵、推进多边机制的效能与民主化、塑造可信的国家形象等来推进全球信任赤字治理。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下中国话语国际表达论析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中国话语国际表达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目前,中国话语国际表达面临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存在话语贫困的现实问题,呈现表达滞后的客观境况。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重视中国话语的国际表达,就要善于打造融通中外的普适性新话语,构建中国话语国际表达的主体合力,创新中国话语国际表达的传播形式。在增强中国话语国际表达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实效性中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具有独特作用,是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深层内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化了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势,导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和社会价值共识的缺失,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凸显。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和价值导向作用,促进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的良性运行,将构筑起一道意识形态安全屏障,有效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百年大变局下中国海洋话语权的提升：目标定位、限制因素与策略选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态势作用于中国崛起的外部战略环境,塑造着中国海上安全新的形势,同时也更加凸显了中国国家安全中的“海洋因素”。百年大变局背景下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繁荣与可持续性,不仅需要较强威慑力的海上军事力量,也需要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话语基于“命运共同体”逻辑讲好中国的“海洋故事”。中国的海洋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海上话语安全环境与全球海洋治理角色的重要变量。中国海洋话语权提升的维度涉及管控力、说服力与贡献力,利益层面的目标指向诉求表达与权益维护,价值层面的目标指向平等协作与互信互利,责任层面的目标指向制度补充与秩序完善。与此同时,百年大变局背景下中国海洋话语权的提升面临着来自场域环境、话语对象与海洋话语权本身的限制,中国独特的制度、发展道路与所处阶段也意味着中国从陆权大国成长为海权大国的过程将承受更大舆论压力。在此情况下,中国可多途径破旧立新以改善话语传播场域环境,分地施策采用差异化话语对象互动方式,强化过程以完善海洋话语权提升的系统环节,发挥优势并增强海洋话语传播的策略性。     

差异化的国家安全逻辑：基于国家能力的分析

面对日益增长的内部与外部不安全风险,国家的安全行为影响着安全情势的发展走向与可能结果。国家安全逻辑是国家能力对国家安全行为生成的作用机制,国家建制能力在制度设计与执行环节凸显的纠偏能力与协调能力,以及作为国家支配能力核心的军事能力决定着国家安全行为的产生基础、具体成效与可预期的烈度。国家能力的强弱分野和受此影响的国家安全行为的具体呈现构成了国家安全逻辑的不同类型,差异化的国家安全逻辑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面向未来,应当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增强国家能力构筑共生型安全逻辑,实现共同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也是新时代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一要明确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二要重视国家安全体系的系统性,需要科研工作者展开细致入微的研究;三要构建决策咨询机制,为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提供智库保障;四要建立协同联动机制,统筹各个安全领域,促进政府、团体等各部门的联动合作;五要坚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重视意识形态安全.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周秦之变”背景下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

周秦之变后,在以暴力为基础的新政统与强调权力道德基础的旧道统之间,客观上呈现出既格格不入又必须合作的局面。"焚书坑儒"宣告了旧道统的承担者——儒家士人与新王朝磨合的失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基本上解答了汉武帝的关于治国总方略的疑问,他从"天人感应"的角度为儒学的实施提供了系统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依据。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育、选官及法律的儒家化。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对后世的启示表现在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建设,而意识形态建设要根植于社会的既有价值,不宜过分以利禄倡导等方面。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维护中国边境安全的路径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有机安全观,边境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屏障,必然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关注的重点,维护边境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边境地区的细化与实践。要有效维护中国的边境安全,就必须探寻最佳路径。笔者在简要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与边境安全的基础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维护中国边境安全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化解影响边境安全的主要矛盾、全面发展边境地区、维护边境安全的力量多元化和逐步推进跨境一体化发展。     

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大国竞争背景下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先进制造技术加速产业转型的新发展阶段,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动能,关系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以引领国际经济体系变革、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的,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演化升级应该包含国际竞争、国家优势和企业发展三个层面整个生产范式的转变。文章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支撑,提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构建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微观载体——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二是中观治理——提升国际竞争优势;三是宏观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章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融入中国当前的发展战略中,从转变企业发展范式、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建设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改革路径,三条路径相辅相成、协同发力,共同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注入活力,使得生产力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与防控机制建构

新媒体作为网络空间的典型社交媒介,逐渐成为意识形态博弈的主要阵地,深刻影响和改变着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形势。面对新媒体视域下多元多样多变的价值取向对主流意识形态渗透的冲击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思潮对新媒体平台的文化侵入,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领域和前沿阵地,非常重视对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构筑了意识形态安全防控机制,但“业务第一”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实际效果。而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事关高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使命。基于此,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防控机制建构势在必行。高校应从认同机制、研判机制、协同机制和监督机制四个维度发力,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基础上的政治认同、媒介素养提升基础上的预测监测、队伍阵地建设基础上的多方联动和明责履责问责基础上的治理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