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行能力视角的产业扶贫增能

在诸多扶贫举措中,产业扶贫被视为治本之策。学术界关于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的分析大多聚焦于经济学意义的增长,既忽视了扶贫产业嵌入性的特征,也忽视了贫困农户产业实践的多重减贫效应,因而无法突破产业发展与贫困农户发展之间的抽象对立。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扶贫产业的嵌入性特征,关注产业扶贫的经济性和福利性双重属性,发现产业扶贫对贫困农户的最大作用,不是增收,而是增能。为研究产业扶贫的减贫效益,探讨扶贫产业发展如何促进贫困农户发展和能力提高,需立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构建产业扶贫何以增能的分析维度和研究框架,将对产业扶贫的认识从经济发展项目扩展为社会政策项目,将产业扶贫发展从效率导向转向成效导向,从权利和能力等多维视角考察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     

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效应研究 — —以凉山州为例

近年来产业扶贫具有的造血功能以及对减贫的可持续性,在精准扶贫中受到极大关注。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农村的 特点和各区际异质性,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减贫效果都不同。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阐释了 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农业产业更能助推农户减贫的机理,并以凉山州为例对三次产业的减贫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凉 山地区发展农业产业能够提高农户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比其他部门更加显著,并提出如何高质量发展农业 产业从而促进农户减贫的思路。     

中国农村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实证分析

农村扶贫资金是农村贫困治理最重要的资源投入,其使用的效率关乎于农村贫困治理的关键。为了提高我国农村扶贫资金使用效率,通过选择中国农村扶贫资金来源和使用总量及资金来源和使用各7种形式,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对国定贫困县农业总产值、贫困农户人年均纯收入及农村贫困率的影响,基本结论是调整现有资金来源及使用方向,加大对农村扶贫资金投入对农村扶贫减贫工作具有积极作用。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治理转型：内源性扶贫——以滇西北波多罗村为例

受自然、历史、地理等综合影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致贫因素复杂。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处于物质、人力、社会资本贫困叠加、负向影响的困境之中,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对扶贫对象进行贫困干预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以精细化的社区能力建设来不断增强扶贫对象与外部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这就需要农村贫困治理从线性、植入式的外源扶贫模式向内生能力培育为重点、多元参与治理的内源性扶贫转型。对波多罗村内源减贫研究表明,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协同推进下,贫困农民生计资本提升,参与外部经济和市场竞争能力增强,生计结构向高价值优化,实现了增收和社区减贫。     

集聚与贫困：来自四川建档立卡贫困县的证据

本文利用四川省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的161个县域数据,分析了集聚对贫困的影响。集聚用城镇化率、工业企业密度(个/万人)、工业增加值区位商测度。研究发现,集聚对贫困有重要的影响,企业集聚和城镇化对于减贫有重要意义。因此,在产业扶贫中,除了非农产业的发展或者农业产业的工业化,促进产业集聚和推动城镇化,是贫困地区持续减贫的重要路径。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科技扶贫减贫绩效

利用陕西省科技扶贫重点县域821份农户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扶贫科技资源供给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检验了扶贫主体形象与制度信任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作用与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扶贫科技资源供给特征优化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减贫感知绩效,其中匹配性、可得性与多样性特征对减贫感知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覆盖面特征不具有显著影响;扶贫主体形象在扶贫资源供给特征与农户减贫感知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制度信任在扶贫主体形象的中介作用中具有积极的调节效应,即农户对相关扶贫政策信任程度越高,扶贫主体形象改善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强。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工作中一项重大政策,客观评价其对农村家庭未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能力,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和Bootstrap中介变量模型法对参与产业扶贫是否抑制农户相对贫困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降低相对贫困程度影响中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而社会资本并未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精准扶贫、信息共享与贫困农户金融服务创新 ——以张家界金融产业扶贫为例

精准扶贫的特点在于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信息共享,并以此降低金融机构向贫困农户获取信用的搜寻成本,为贫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创新奠定了新的基础.精准扶贫将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识别出来,集合为贫困户数据库,在此基础上与农村的社区信用结合形成了基于精准扶贫的信息共享机制,从而扩大了农户的信用范围,提高了贫困农户的金融缔约能力,降低了贫困农户企业家行为的成本,为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生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区域发展视角下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及脱贫的思考

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后,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于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的关系应如何把握而产生了不少困顿。连片特困地区这一提法早已有之,经过一系列的政策演变,在区域发展和减贫方面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仍需解决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发展带动减贫效应的削弱、进一步提升片区攻坚减贫效率、多维贫困问题、消解片区的贫富分化、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精准脱贫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融合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区域发展为视角、提升片区定位精准度,以多维贫困为视角、提升减贫内涵精准度,以精准扶贫为视角、提升脱贫手段精准度,构建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融合推进的新机制。     

旅游扶贫的作用机理及减贫效应探析

旅游对扶贫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为旅游打破贫困地区生态文化资源丰富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两难悖论,给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带来收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就业机会和岗位,带去消费,提高当地人口素质,突破贫困、人口、资源恶性循环等方面。旅游扶贫的减贫效应,主要包括经济减贫效应、社会减贫效应、生态减贫效应和文化减贫效应等。     

基于产业示范站的科技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

探索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减贫相结合的科技扶贫模式,是我国目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点。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减贫机制,并运用陕西省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74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科技扶贫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即农户通过参与农业科技培训、主导产业示范、农业信息服务和产业组织化带动4种扶贫方式,不仅能提高其家庭农业收入,也能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2)不同科技扶贫方式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业科技培训的减贫效应较为突出,而农业信息服务的减贫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3)建档立卡贫困户科技扶贫参与度低于非贫困户。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与组织保障的力度,引导高校优势科技资源与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借鉴“西农模式”为深入推进区域精准扶贫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探讨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对于管控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风险、提高产业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陕西省秦巴山区776户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产业扶贫项目参与能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未参与农户,参与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26.22％。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户产业扶贫参与,且加深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此,从合理选择产业扶贫项目、搭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等方面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中国扶贫理论研究论纲

2020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巩固脱贫成果、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的同时,还需要做好脱贫攻坚总结工作.对中国扶贫理论的梳理和总结,既是脱贫攻坚总结的重要内容,更是研究巩固脱贫成果、确保我国扶贫工作从解决绝对贫困攻坚战状态向相对贫困常态化治理转变的需要,也是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需要.本文以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为指引,从本质论、优势论、带动论、改革论、两动论、扶志论、综合论、精准论、衔接论、合作论等十个方面对中国扶贫理论进行了梳理,旨在为脱贫攻坚理论成果总结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机制研究——基于社员农户脱贫能力的视角

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助推农业产业扶贫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合作社社员农户是否具有脱贫能力为视角，分析了自主发展模式与委托发展模式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机制。研究发现：自主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通过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与风险防控等三大利益联结机制来实现对社员贫困农户的“造血式”扶贫。委托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以优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和利益联结机制为前提，借助政府专项扶贫资金及贫困农户信贷资金的股权量化，发挥债权和股权等资产收益扶贫作用机制，增加对无脱贫能力的贫困社员农户财产性收益来达到减贫增收的目的。为此，进一步加强合作社为载体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产品创新和强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合作社融资增信能力和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成为下一步改革方向。     

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阐释普惠金融减贫机理、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估普惠金融减贫绩效对推进中部地区金融扶贫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通过金融服务对象的拓展缓解农村地区信贷约束并增加贫困农民收入,保险产品的普遍应用提升“因病致穷”等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金融产品成本的削减增强农民使用金融产品的意愿和能力等途径减缓农村贫困。2005年以来中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其综合指数、广度指数和深度指数的均值分别由2005年的0.349、0.284和0.510提升到2014年的0.850、0.898和0.727。在1%置信水平上,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和广度指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农村贫困率分别下降0.151和0.122个百分点,普惠金融深度指数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可通过加快发展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村保险等措施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     

中国扶贫70年:基于实现共富的三重向度研究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带领全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扶贫成就。基于实现共富的三重向度来回顾中国扶贫70年的发展历程：在历史向度上,中国扶贫道路经历了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和精准扶贫等5个发展阶段;在实践向度上,中国扶贫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挥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相结合的政治优势,积蓄扶贫物质的经济力量,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在价值向度上,中国扶贫70年所形成的“中国经验”为世界减贫理论、减贫事业的发展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意义。     

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农村贫困测度解读

测度和识别农村贫困的指标,如贫困线、贫困指数,以及不同的贫困测度方法,基本上把女性贫困和男性贫困视为无差别的贫困,农村扶贫减贫的政策研究与实施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中性特征,忽视了农村妇女比男性更易陷入贫困,更具脆弱性的特点.构建基于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的贫困测度方法,有利于加快对农村妇女以及整个农村地区的扶贫减贫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