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法忠孝观比较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都不反对忠孝道德,但是二者在忠孝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人性认同上。儒家以人性善为其忠孝观的理论基础,法家的忠孝观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忠与孝的关系上,儒家认为忠孝合一,法家认为忠孝相互矛盾;儒家持相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臣、父子的权利与义务,法家持绝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在忠孝道德的实现方式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法家提倡法律强制。     

“礼”的文化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思想保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是一个思想内涵深刻的概念。在儒家的视界中,礼限定着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性质;礼为人之本质,同时又是一种道德修养途径;通过礼,人们寻得内心的“仁”;礼还是一种制度,规范家庭和社会关系;它在价值层面是先王之道、诸侯治国之道,值得今人借鉴。     

儒：礼与制度——兼论先秦儒家“礼”的承传

"礼"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学术界对它的解读或基于文献学的考辨,或立足解经式的探究,都为寻求"礼"的"源"与"流"提供了一个基本途径."思想基因"借入儒学研究①,无疑是解释方式的新尝试,把"礼"看作是儒家的"制度基因",似乎给人一种附庸"现代"的意味,缺失了原初"古典"的意义,那么寻求"礼与制度"的可能性关联就成了立论的基点.本文立足对"制度"这一现代政治学概念的引借式分析,来探讨"儒"礼"在发展中所彰显的"制度性"演变,解决对"礼"进行"制度化"分析的质疑,为中西哲学(或思想)存在着"家族相似性"提供一份佐证.     

孔子正“名”复“礼”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从行政伦理的视角分析

孔子是积极的“救世论”者,面对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社视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行政“失序”与“失范”状态,其炙热“济世情怀”和执著的“恋政情结”,促使他在借鉴以往德政礼治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之上,提出并努力践行了正“名”复“礼”思想.他要求为政者内常修为政之德,外恒守治国之“礼”,同时把有德有才之士选拔为仕,让他们在领导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凭借自己强大的道德感召力量去为政治国.试图通过正“名”复“礼”的途径去厘正君臣、人伦关系,规范为政者的言行、维护社会秩序、恢复西周盛世时的行政伦理秩序,从而达到国家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     

儒家传统“礼”的演变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传统“礼”通常被用来教化个人修养、协调人际关系、维系社会治理和服务国家统治。儒家传统“礼”不断接受洗礼,历经“礼”的萌芽与形成,“礼”的完善与宣扬,“礼”的传承与创新,其蕴含的进步思想对当今“治国理政”有着重要借鉴意义。从个人层面,儒家传统“礼”为培育公民优良品格提供了文化基石;从社会层面,儒家传统“礼”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当代和谐精神提供了重要启示;从国家层面,儒家传统“礼”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借鉴。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要对儒家传统“礼”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做到根植于民,坚持以文化人,培育民众优良品格;理路并举,坚定文化认同,推进社会和谐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孔子“礼”思想的当代德育价值

孔子在继承与改造周礼的基础上形成了富有特色且较为成熟的礼学思想:以礼为本,追求社会和谐;以仁释礼,行礼成仁,追求人格完善;礼外乐内,追求身心和谐。这些思想对促进学生德性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价值,应成为当代学校生活重构的重要文化资源。     

先秦“小人儒”审视

“小人儒”是与“君子儒”相对的概念。儒的阶层中有“小人儒”,他们忽视仁义原则,仅仅注重个人的实际利益,满足口腹之乐,强调衣冠外表,子夏、子张、子游就是突出的代表。孔子界定小人儒有六点依据:注重外在事务,忽视内在修养;深入微观,宏观把握不够;注重功利需要,轻视或者忽视道义主张;对儒家实质认识和行为上有偏差;没有实行好“中庸之道”;加剧儒家分化,使道家、墨家、法家发展。俗儒、贱儒、假冒儒、衣冠儒、士君子就是历史上比较常见的小人儒。     

先秦儒法两家重农思想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就农业发展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重农思想。在重农的目的上,儒家主张裕民兴教,法家推崇农战强国;在重农手段上,儒家主张采用引导劝教的方法,法家推崇法术权利的运用;在对士农关系的认识上,儒家主张士不用稼,法家则推崇粟爵粟任,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两家思想各有差异,对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启迪。     

先秦儒家美学中的“礼”

“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已经开始把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礼仪”与反映礼的精神实质的“礼义”相区别,以仁释礼,礼乐结合,内外一致。“礼”也就超越了实用与功利的目的,逐步转向审美。     

先秦诸子论礼与法(上)

作为思想观念,“礼” 和“法”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诸子就听“礼”与“法” 的观念的论述进行考察和分析,探讨春秋战国时代听“法” 的精神内涵和“礼”与“法” 关系的历史变迁,追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这一段历史进程。     

先秦儒墨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义利观的中心思想是重义轻利,墨家则提出"贵义兴利"的观点.儒墨两家对义利观问题的认识有区别也有共同之处,两家观点对构建当今和谐社会,形成弘扬社会主义义利观,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自然与治道——先秦诸子自然状态学说的比较研究

在先秦诸子中，早期道家虽然使用了 “自然”或是与之相关的以 “自”为名的一系列 术语，但这些术语所指示的内容却不是现代政治哲学语境下的 “自然状态”。老子及黄老道家所讨论 的 “自然”主要还是一种无为政治的结果。当然，先秦诸子中仍不乏对政治国家产生以前的人群状 态的关注。《商君书》及 《庄子》中描述了某种朴素、无争的自然状态。而墨子、荀子和韩非子则认 为在政治国家产生以前，人群处于一种相互伤害、充满纷争的混乱状态。他们对于自然状态产生的原 因又有着不同的认识，并据此给出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治理方式。     

先秦儒道的“天人之辩”及其当代价值

道家顺天而化、道法自然的价值理想及其强调对自然“制、用、使、化”而达返璞归真的理论主张,对解决当代物欲膨胀、生态失衡的生存困惑不无裨益.儒家天人相通、修其天爵的人生诉求及其尽心知性、参赞化育的道德标杆,对找回早已失落的精神家园、重建价值理性支点、复归异化的人性本质,也特产生重要的精神启迪作用.总之,先秦儒道“内圣外王”之理性诉求、“生生不息”之人性光辉、“内在超越”之研究理路、“实事求是”之思维风格及“继绝开新”之终极关怀,必将以特有的非凡气度与民族情怀融入世界文化洪流中,经过特殊的现代化、世界化的文化洗礼和实践改造而积极发挥其鉴往知来、开拓创新的引领作用.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是: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以“周礼”为典型代表的三代之礼是一个严密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文化系统,整合了礼与法,处于整体化、系统化的礼法混一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下,对传统的西周“礼治”体系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扬弃,形成了“法家之法”和“儒家之礼”的分离对立。于是,无所不包的西周“礼治”体系就分解为“法家之法”与“儒家之礼”,礼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两条线索独立并行。     

用“新一轮儒法互用”理论审视当代公文写作

李泽厚提出＂新一轮儒法互用＂的政治哲学理论,其主要观点是＂道始于情＂。用＂新一轮儒法互用＂的观点来审视当代公文写作,可以弄清当代公文写作的一些时代特征。当代公文写作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为：情理交融的和谐理念、德法并治的至善理念和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民生理念。当代公文写作正沿着一条哲学审美的路线发展。     

论先秦儒学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传承和发展儒学是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必由之路。要吸收借鉴儒学,就必须深刻而准确地把握儒学。先秦儒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人本精神、和合精神、自强精神三大方面。这些精神对于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论先秦儒家人权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现代人权概念是西方的舶来品,进入中国之后未必适应中国的国情,因此有必要从我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发掘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第一次高峰期的先秦无疑是研究我国人权思想的重要历史阶段。对先秦儒家"三圣"的仁政、人性、民生等具有人权性质的理念进行分析,提炼出中国早期具有特色的人权观,再通过移古易今的方式,以期为当代中国人权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先秦儒法人性论对教育思想之作用比较研究

儒家讲性善 ,法家讲性恶。性善性恶把儒法两家的教育思想从内容到形式区别开来 ,同时也把儒法两家教育思想的矛盾联系起来 ,正是这种区别和联系使儒法两家在教育途径、教育内容、教材、教育方法以及教师的选择上都有所不同。从而构建了不同的教育理论体系 ,为封建道德教育取得成效提供了可能性 (性善 )和必要性 (性恶 ) ,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对后来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