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云期’新诗人”新说

在我们的新诗史研究中，从未把３０年代中后期涌现出来的一批诗人──“密云期”新诗人作为中国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加以重视和研究。有关文学史著作只是把几位重要诗人视为现实主义诗人，而略作孤立的概述。但当我们从群体研究的角度，对“密云期”新诗人的创作成就作具体的分析和整体的考察后，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整个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中有不可替代的独特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密云期’新诗人”新说

在我们的新诗史研究中,从未把30年代中后期涌现出来的一批诗人——“密云期”新诗人作为中国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加以重视和研究。有关文学史著作只是把几位重要诗人视为现实主义诗人,而略作孤立的概述。但当我们从群体研究的角度,对“密云期”新诗人的创作成就作具体的分析和整体的考察后,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整个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中有不可替代的独特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新诗“进步”的文学史呈现

作为"第二个十年"新文学史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诗的文学史呈现以"进步"为基本逻辑展开。受知识、视野、观念等诸多因素制约,不同史家对新诗发展描述相互影响和借鉴,从而使新诗表现出叙述的类同性,当然也不尽相同。进步成为新诗叙述的逻辑前提,同样体现在文学史评价方面,评价的"进化焦虑"说明"进化"本身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公共话语。建立在个人感性认知基础上的新诗微观史还原了"进步"话语面临的困境,证明新诗史是叙事学编码的想象结果。     

文彩斐然,自成一家──评陈远征的《现代中国的诗人与诗派》

陈远征同志的《现代中国的诗人与诗派》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全书十九章，大致囊括了中国现代主要诗人与诗派，每章标题文采斐然，且能体现出现代新诗发展的基本轮廓与线索。”这是武汉大学易竹贤教授在给陈的信中的几句话。我认为这评价是客观的，符合这本书的实际情况的。作者从诗人与时代、诗人与诗作相统一的观点出发，以现代新诗发展为贯串线索，分析新诗流派的产生、发展、嬗变或消亡的现象，概括各流派诗歌的思想艺术特征，评价各流派代表诗作的美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既能从纵向作俯瞰式的宏观的观照，勾勒出中国新诗…     

“新诗的进步”与“新诗史”的诞生

"新诗的进步"是朱自清诗学体系的核心概念。借助于"新诗的进步"说,朱氏最终突破了胡适现代新诗本体话语的束缚,把现代新诗的合法性建立在了新诗自身的历史存在之上,宣告了"新诗史"的诞生。这个进步的新诗史观和叙述框架,至今仍然支配着我们对中国现代新诗的思考和叙述。朱自清以"新语言"和"新世界"两大标准为尺度,对中国现代新诗史的具体论述和分析,也因此成为了新诗史的经典结论。     

不同版本现代文学史教材对鲁迅及其作品诠释的比较

文学史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史”的思维与“文”的辨识，本文以鲁迅为例，着重分析不同版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对鲁迅及其文学史地位的诠释策略及内容安排的异同。     

文学史不该缺漏的一章——论20世纪旧体诗词创作的历史地位

文学史家们认为，“五·四”以后的文学史是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因此当今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均忽略了旧体诗词的创作。这种对旧体诗词的偏见形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并为作家和政治家所强化。然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旧体诗词的形成与汉字的特质密切相关，千百年的历史又使它对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五·四”文学革命后，旧体诗词虽然被新诗挤到诗坛的边缘而失去了正统的地位，但它仍然顽强地发展着。它有一支可与新诗相抗衡的诗人队伍，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这股潮流一直贯穿在２０世纪的始终，并呈现出起伏的发展态势。它在思想与艺术方面的成就也不逊色于现代新诗。旧体诗词虽然是一股支流，但它具有与作为主流的新诗并驾齐驱，一同发展的历史地位，不应为２０世纪文学史所忽略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从“唐人选唐诗”看文学史著作选评唐诗的得失

“唐人选唐诗”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学史论著选评唐诗的得失。“唐人选唐诗”与文学史著作选评李杜诗异同情况：两者都重视李白乐府与歌行;后者重视李白绝句,前者不重视;《才调集》突出了李诗题材“近俗”的特征,文学史著作则忽略了。两者都推重杜律;诗史类作品不被前者所重视,为后者所重视。皇甫冉《巫山高》和祖咏《苏氏别业》为“唐人选唐诗”重视,不为文学史论著关注。王维山水田园诗应该进入文学史,但编撰者有偏爱之嫌;王翰的《凉州词》进入文学史著作的方式以及是否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都需要讨论。     

《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与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

《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和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书写嬗变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女神》与集外诗作的对照,既可以还原郭沫若早期诗歌多体式、多元化的尝试,也可以印证诗人创作中一直存在着的两极化创作现象。兼顾诗人风格各异的诗作,有利于调整对郭沫若《女神》时期的文学史书写。     

《中国文学编年史》与文学史的重新建构

中国文学史的撰著,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近十多年来,基于对文学史著作中长期占主流地位的教科书模式的反思,学界在重新建构文学史的问题上探讨尤勤,诸如“悬置名著”、“进入过程”、“大文学观”、“话语体系”等,都是与之相关的颇有价值的思路。由知名学者陈文新教授主编的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以下简称《编年史》）,正是在此学术背景下,以编年体的形式重新建构文学史的一次尝试。     

“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与新诗史叙事

在"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研究和新诗史叙事中白洋淀诗群业已成为经典。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过程与朦胧诗、前朦胧诗、新诗史写作模式、新诗史研究方式的转换都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注意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应注意到白洋淀诗群是如何被经典化以及其中的女性诗人是如何被去经典化的。在白洋淀诗群的相关研究中,还应该注意对那些仍被历史叙述所忽视的诗人进行关注和挖掘。基于此,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新诗史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的“史与论”问题

"史"与"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一个关键的问题,通过对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重评"的考察,可以演示出"史"、"论"问题与文学史建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也談詩史及杜詩的时代精神——兼与周祖譔同志商榷

“诗史”决不等于历史,诗人也不同于历史学家。保管“诗史”和历史著作一样,都以社会生活作为内容,起着时代镜子的作用。但“诗史”毕竟不是历史,而是文学作品,诗人用迥然不用于历史学家的手法,以洗炼的语言、节奏和韵律,借助于人物形象来反映历史真实。在诗人的笔下可以借助想象、虚构,开拓意境。但历史学家写作历史时,只能依据史突,以史料来说明历史的行程和动向,既无须借助于人物形象,更不允许夸张。诗人和历史学家反映历史真实采取不同的表现手段,是由诗歌和历史科学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苏联模式”与19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

本文是现当代文学学科史研究的一部分，回顾了1950年代现代文学正式纳入各大学的教学计划，由潜学科提升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重点评析了当时以教材形式出现的三部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探讨了由时代所制约的文学史“生产方式”和“苏联模式”对文学史写作的影响，以及文学史在特定社会主义文化需求中的消费情况，由此返观现代文学研究的一段学术史脉络。     

文学史研究中的“辅助线”

文学史中的“辅助线”并不是文学史研究中直接面对的对象,一般有深度的文学史著作都会涉及到四条辅助线。其中话语情境的辅助线是要说明文学的话语是谁说的,是针对什么事来对谁说的;文学背景的辅助线是进一步揭橥这一言说在整个文化语境中的意义;整合框架的辅助线是对文学接受活动的积极干预和操作;意义嬗变的辅助线是对创作与接受、文学史中对象在当时的情形与现时中状况的一种综合。只是欠缺在文学理论的层次上加以总结和归纳。需要指出的是,辅助线并不是先在地呈现到文学史中,它是由史家设置之后才存在的     

中国文学史著作亟待重写

建国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功绩不小，但问题不少，亟待重写。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应有焕然一新的面貌：一是应描绘出历史的中国文学的整体形象，应充分而明确地展示整个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深层的内在客观规律，并将这规律的揭示体现和贯通于整部史著．二是应最充分鲜明地显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以促进未来文学的发展．要讲民族性格（如表现于文章之讲气势气象）、民族心理（如重内蕴含蓄）、民族思维（如尤重直觉思维与灵感思维）、民族文字（如其优势、性状、特点和规律）、民族文论（如体系、理论、术语）的特色。要以文学观念的更新去对文学史作当代审视或现代阐释．三是评论作品要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而尤重艺术特性．四是应包含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这互相沟通交融的两部分。五是以往的文学史著有些重要观点和指导思想很需商榷：如几乎一律采取普列汉诺夫的文艺只能起源于劳动说这种谬论．撰写史著的指导思想并非真正民族化现代化的文学思想，其实质是苏式的掺杂点西洋、本土的东西，而并未消化融汇，故需彻底更新；新史著要有宽广长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世界文学史的对应参照；其规模和气度要与泱泱文学大国相称媲美，等等。